农村维权精英的博弈分析

农村维权精英是乡村政治过程中多重张力催生的特殊利益主体,其利益诉求既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既有正当的,也有非正当的.个人问题普遍化、经济问题道德化、底层问题上层化和"踩线而不越线"是农村维权精英常用的博弈策略.农村维权精英的博弈行为对乡村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当务之急是疏通乡村政治博弈渠道,规范乡村政治博弈行为.     

新旧杂糅：民国初年政治制度现代化之检视

民国初年借移植西方政治制度达求中国问题政治解决的政治制度现代化运动的失败归结于诸多因素的制约。本文从政治权力博弈、民主政治精英与国民、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军人强权政治得道势所必然并影响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走向。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威在基层政治中的变动趋向——以晋西北乡村为例

20世纪 2 0— 30年代的晋西北乡村社会基层政治变动的突出特征是士绅向“权绅”的转变。这一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阎锡山军阀政府自上而下发起并实施的“村制”。“权绅”在基层政治中 ,由于服务方向转向赋予其“权力资本”的上级政府 ,与乡村社会联系纽带弱化 ,但并未成为阎氏政府在乡村社会中完全意义上的合格代理 ,而是在基层政治的运作中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权绅”实质上蜕变为只代表本阶层利益的、独立于国家与社会之外的“权力精英”,成为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制度之痼。     

乡村政治精英权力变迁的特点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Y村的调查

分析陕西Y村政治精英权力变迁的过程可见,乡村政治精英权力的变迁一般经历三个阶段：权力建立阶段——身份性权力、权力发展阶段——能力性权力、权力强化阶段——契约性权力,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主导型权力的阶段性、各权力类型的相互依存性及角色转换和权力变迁的相互关联性。这种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体制的安排、资源配置方式、乡村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精英个人因素等,其权力变迁与村庄发展相关,实践逻辑包括：规范政治精英的权力变迁,发挥它在村庄发展中的具体功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加强对乡村政治精英的监督力度。     

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均衡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它的主体不仅包括个人与国家,还包括许多社会组织横亘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在利益的驱动下,市民社会、公民个人与国家机关之间展开博弈,实质上是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权利与权力的博弈过程,实际上是二者不断寻求最佳配置的过程,即博弈均衡过程.     

权利与权力博弈的理论透视

权利包括私权与公权,私权发生在私人领域,它距政治权力较远;公权发生在公共领域,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讲,它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然而,当今对权利的侵占和剥夺恰恰发生在"私权"领域,这是由于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所致,所谓维权活动就是在这个领域里展开的.只有解决好对权力的监督,特别是媒体对权力的监督,继而从根本上解决权力的来源和动力问题,才能使权利与权力的博弈进入良性有序的轨道.     

全球化视野下的软权力暨中国软权力探析

冷战结束以后,另一种构建在文化、意识形态、信息力、国际规则等之上的非物质化的特殊力量--软权力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地位日益隆兴并日益成为21世纪权力竞争的核心部分.各国权力竞争也愈加呈现出"软性博弈"的态势.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家权力分散与集中的趋势,使各个权利中心与行为体一道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权利拥有者与行使体.中国必须采取各种措施调整战略以应对由此而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既拥有丰富的软权力资源与优势,又存在各种问题.因此,必须加强软权力的建设与软权力资源的培育.使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发挥重大的作用.以此来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与维护增强国家权力.     

民国时期贵州的保甲制度与乡村社会秩序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对抗共产党在贵州的影响,强化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从1935年至1949年在贵州乡村强力推行保甲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格局,对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发挥了作用,但由于地方精英的不配合,保甲长素质的低劣,加上制度本身的缺陷,最终没有达到其政治目的,也没有实现对贵州乡村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     

"精英-民主"模型:中国政治模式的经验描述与理论重构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模式的研究也越发流行起来。然而,由于这一概念是对西方主要经验和主流理论的双重挑战,因此热闹的研究景象背后并没有多少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文发现,正如中国经济的成功离不开政府主导一样,中国模式的核心亦非经济模式,而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在经验描述和理论重构的多次互动中,中国政治模式最终可以被表述为精英—民主模型。精英是指在国家层面上,我国的权力稳定地归属于一个具有高度公共性和执政能力的自主排他的政治集团;民主指的是在基层社会中,村民/居民通过直接民主的途径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精英与民主辩证统一地构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模式。     

从经济精英到村主任:中国村民选举与村级领导的继替

本文讨论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农村社区权力结构的演变。文章认为,村民选举为村庄的经济精英提供进入村级权力组织的机会与渠道。基于对浙江所做的经验研究之上,本文认为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的实施十多年来已经改变了村庄权力继替的规则,村级权力组织的人员发生了变化,通过村民选举相当多的经济精英已经转向政治精英,成为村庄的政治精英,即发生从经济精英到政治管理者的转变。     

柏拉图与孙中山:政治权能关系的跨时空思考

民众和精英谁该掌权?这是柏拉图对话的一个重要主题,可称之为"柏拉图之问"。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普罗泰戈拉主张民众应该掌权,因为神所赋予人的政治德性是人人有份的;在《国家篇》中,柏拉图主张精英应该掌权,因为政治智慧只有极少数人才具有。这两种回答,各有其不足:前者忽视了民众因缺乏能力而掌不好权的问题,后者则陷人民于既无能又无权的境地。孙中山提出"权能分别"说,成功解答了这一难题。他把政治上的权力分为权与能,主张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把人民的权称为政权,政府的能称为治权,主张人民掌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掌治权以服务人民。这套学说不仅具有学理上的原创性,而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具有一定启发性,即让政府因能、绩俱佳而保有治权,把本属人民的政权逐步落实给人民。     

河南省"三农"问题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

"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深入交流"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河南省农业厅、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河南省"三农"问题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就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农民增收、劳动力转移、税费改革、土地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村基层政权机构改革等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力图为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起到积极的作用.     

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和重要内容。当前，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从理顺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社会建设视角下的乡村治理模式

从社会建设视角对“有限主导——合作”乡村治理模式进行学理性分析，阐释“有限主导——合作”模式的涵义、依据，认为形塑“有限主导——合作”模式的路径是：克服国家权威碎裂化，规范地方政府和基层政权行为；培育村干部合成器角色；增强农民合作精神。     

新中国以来村治主体的历史演变及特点

乡村治理作为农村事务的主要一项,从新中国成立起经历基层政权与农民共同主体,人民公社单一主体及农民单一主体的三个不同主体阶段。三个阶段中显示出了认识村治主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力量与非国家力量间关系以及主体与土地制度间的关系。随着村治主体的稳定,党组织建设,宗族稳定又在影响着村治。因此,必须要明确国家中心任务,以便促进村民自主意识,以便更好推进村治。     

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内涵、限度及其互动

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的社会自主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各有其限度,政治国家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限度;公民社会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权力实践与政治象征

政治生活中权力的争夺不局限于取得物质利益的支配权,在更深的层面是追求精神领域的支配权。精神上的联系使大家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共同体,成员间共享相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广泛存在于大众生活中的政治象征满足了人们的这种社会和精神需要。从权力的角度,透过其多样的表现形式揭示出政治象征的实质是政治在精神领域的权力实践,其研究向度是政治权力本身。权力精英们通过政治象征的运用塑造了政治领袖、掌握着政治话语的解释权、操纵着各类政治仪式。通过意义的阐述和价值的构建,实现了为权力提供合法性论证和辩护的核心目的。     

社会资本与村庄经济精英地位的获得--湖南大新村的个案研究

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关注一个农村社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精英获得的过程,分析经济精英在地位的获得中所采用的策略、所依赖的资源以及与村庄权力结构变迁的关联。     

中西璧合:民国政治学家的民治诉求

晚清以降,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帝制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政治体系轰然倒塌,中国政治思想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民治成了晚清民国时期精英的普遍意识形态,希望以此实现富国强兵。就民国政治学家而言,其民治诉求主要来源于下列因素:第一,晚清民初民主政治理论的历史记忆;第二,欧美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域外教育背景;第三,中国非反体制的连续性国家进化的理性判断。民国政治学家的民治诉求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在政治与思想上的文明璧合。但是,中国政权的风雨飘,却使他们不得不仰赖集权,从而对民治既爱又怨,形成一种矛盾心态。     

民族政治精英论

精英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其中政治精英掌握着重大决策权,其政治态度、政治行为、政治决策对政治发展方向和前景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决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在民族社会中,以民族领袖和政治家为代表的政治精英深谙民族文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民族政治体系的运作,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方向.通过探讨民族精英的内涵以及民族政治精英的形成、特征、类型及其功能,可以清晰地了解和把握民族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