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件

古兰经事件上演新版“文明冲突论”；“房产新政”：上升到政治高度的经济价格；破解“官民比”1：198后的疑问；中美欧纺织品贸易对垒走向尖峰时刻。     

考问官员考核制

古今中外，如何管理官员都是社会生活中最考验人类智慧和技巧的难题。不同的制度，管理官员的方法完全不同。在还不能做到官民一体、官员与公众之间多少还有着那么一些界限的条件下，官员一旦为官，尽管相当程度上可谓进入了“自由王国”，但对他们也不能一点外部限制也没有，总得采取些办法，有些制约，以便在官员中分个优劣高下，     

中国政务舆情月度报告（十一月号）

“十一”长假后，台风“菲特”突袭浙江余姚，“余姚水灾”成为互联网上最牵动人心的热词之一。灾害事件所引发的危机接连而至，谣言传播、救援物资遭哄抢、“背官员”等次生危机使得灾害本身的舆情热度升温。     

官商不分是干群冲突之源

“贪污腐败”、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侵吞国有／集体资产”、“以不正当手段赚钱”等等固然是官民对立的一个原因,但比起这些“消极腐败”来说,更容易激发官民直接对立与冲突的,是官商不分导致官员、权力机构对群众健康、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直接侵害,这些侵害往往具有直接的进攻性。     

谈领导干部问责制

由2003年“非典”事件发端，时任卫生部、北京市两名省部级干部及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被查处；从中石油集团、北京密云县、吉林省吉林市、湖南嘉禾市、安徽阜阳市等地官员因重大责任事故或违法违纪事件纷纷“下课”，到2005年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中，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辞职，中国政坛的问责之风悄然兴起。领导干部问责制是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     

什邡后遗症

在两年前的“7·2”群体抗议事件之后，什邡成全党“反面典型”。上级领导不来，外出考察吃闭门羹。钼铜项目重启准备工作进行了一年半，但听证会却一拖再拖。这像是一场考验执政者耐心的“手术”——治愈被“7·2”事件撕扯开的官民对立伤口。     

聚焦“官员问责”

2008年曾被有的媒体比称为“官员问责年”,仅在9月份,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深圳特大火灾等一些重大责任事故的出现,使得全国各地20余名官员先后失去原有职务。然而,在“轰轰烈烈”的问责风暴之后,问责官员又“静悄悄”地复出,公众叫好之余不免又心存疑虑。那么,如何看待官员问责制？     

辞职政治学与官民关系学

真是天赐良机，世界各地大小官员辞职声此起彼伏。使得笔者准备创立的一门应用政治学科——辞职政治学有了大好前途。由于这涉及“官”与“民”的连锁嬗变，作为辞职政治学灵活边际的拓展手段，“官民关系学”也顺理成章地被纳入了视野。     

官员博客面面观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博客的出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距离。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同网友互动,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上同网民们聊天,开了官民网络互动的先河。如今,官员开博已经不是新闻,前有宿迁81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开设博客,近有江西文明网的60多位县级官员组成的“民生博客群”,一时间,中国出现了官员“网络问政”的热潮。     

官员问责，30年终成正果

继2008年以三鹿奶粉、襄汾溃坝、周久耕天价烟、林嘉祥猥亵幼女等标志事件演绎的“问责风暴”后，2009年，“问责风暴”仍然持续。据今年1月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透露，去年，全国7036名领导干部被问责。记者发现，去年的官员问责中，网络仍然是推动官员问责的动力，问责的范围由原来的突发公共事件开始蔓延到官员个人言行、涉及广大民生等领域。此外，去年最大的亮点是由“权力问责”向以“制度问责”转变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第一部中央层面的针对官员问责的专门法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     

官员独董：“掠夺之手”抑或“扶持之手”

 上市公司聘请离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简称“官员独董”)，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上市公司通过聘请官员独董能够建立起与政府部门的政治联系，从而帮助其从政府手中获得各种稀缺资源和优惠政策，同时也需要承担提供就业机会、政府税收、官员政治升迁等多种社会服务和政治任务。官员独董给公司带来了怎样的经济影响，这是学术界和企业界长期热议的焦点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科学检验。        为了探究官员独董对所任职公司的经济影响，利用2013年10月19日中组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简称“18号文”)作为外生冲击事件，手工收集2013年10月19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790起独立董事辞职公告，利用事件研究法检验辞职公告的市场反应，以测量官员独董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发挥的实际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对官员独董的辞职公告事件表现出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而且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正向市场反应明显强于非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市场反应，实际上非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市场反应显著为负，说明相对非官员独董而言，官员独董更多地扮演了“掠夺之手”的角色，进而损害了公司价值。进一步探索公司内外部多个因素对官员独董价值的可能影响，发现如果公司注册地的政府监管强度或者公司注册地所在省市的市场化水平越高，该公司的官员独董辞职公告事件所引发的市场反应就越积极，官员独董的“扶持之手”角色越难以发挥作用，从而更加突显了官员独董的“掠夺之手”角色。但是，并没有发现官员独董的行政级别、行业专长以及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情况等内部因素会影响官员独董价值的经验证据。        创新之处在于增加了非官员独董群体作为对照样本，从而能够更好地判断和评估独立董事政治联系的经济价值，得到的相关研究结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此外，利用官员独董离职潮事件考察独立董事政治联系的经济价值，不仅丰富和深化了独立董事领域的相关研究，而且拓展了政治联系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又为中组部发布“18号文”的政策意义提供了及时可靠的经验证据。研究结果启示企业不能盲目追求和构建与政府的联系，实际上与政府保持适度的距离将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关于依法办事能力的“小题大作”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官民双方在有关官员能力的评价和判断方面,认知大相径庭,唯有在"官员最需要提高哪方面的能力"这一问题上,官民双方认知高度一致,有62.2%的官员和66.3%的民众认为官员最需要提高的能力是依法办事的能力。在笔者看来,这一结果颇有深意,它至少说明了"一喜     

日本企业为何“失意”中国

Made In Japan－“日本制造”的标志，长期以来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是代表着可信赖的、微型的、精致的高科技产品的形象。但是2000年以来，日本企业接连发生产品质量缺陷售后服务较差等问题，从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东芝笔记本事件，到三菱汽车存有严重安全隐患，再到松下GD92型手机大规模返修，以及日航公司粗暴对待中国旅客等一系列事件，使得“日本制造”形象迅速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瓦解。     

质疑官民圆桌对话实验

如果在进行“官民圆桌对话”过程中没有做到程序的公正，那么结果的公正将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万盛的这次“官民圆桌对话”实验的局限性。     

官员“形象危机”揭示了什么

最近．有关官员形象韵话题开始升温并逐渐演变成一个公共议题，为人们所关注。正是这些引发官员“形象危机”的一系列事件倒逼着社会和官员自身对官员形象的重视。并重新思考其意义。     

救赎与重塑——官员形象的危机公关

在信息时代。官员已经在无形中置于社会的广泛监督之下，形象危机可能随时发生。一旦吸引了“眼球”。官员的点滴失误便像涟漪一样。迅速扩散，直至成为一次重大的公众事件——林嘉祥事件就是如此。危机既然难以避免．树立形象危机公关意识就时不我待。考察最近发生的几起官员形象危机产生的根源，官员的自身素质是一个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官员都缺少足够的危机意识和正确的危机公关措施。     

古代“中央巡视员”权力很大

在中国古代，朝廷派遣监察官员巡视全国，防范、检查官员腐败。一般来说，古代“巡查制度”分为常设和临时简派两种形式。     

伍皓，与网络的交集

在伍皓背后,是众多具有新闻媒体经历的官员进入政界。这些官员在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时,比一般官员表现得更有经验。在这个公共事件正在被“网络化”的时代,他们将带来什么样的经验与影响？     

考问官员考核制

古今中外,如何管理官员都是社会生活中最考验人类智慧和技巧的难题。不同的制度,管理官员的方法完全不同。在还不能做到官民一体、官员与公众之间多少还有着那么一些界限的条件下,官员一旦为官,尽管相当程度上可谓进入了“自由王国”,但对他们也不能一点外部限制也没有,总得采取些办法,有些制约,以便在官员中分个优劣高下,用奖优罚劣的方法激发出一些知耻为勇的气氛,于是以考核为中心的官员管理方法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近些年来,随着职位竞争的加剧、为官行政“同质化”程度的加深,考核的功能也在异化。不断被魔法化、被神化的考核正在令人…     

官话、套话、废话何以长盛不衰

官员“变话”的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一些政府部门正在努力从传统管制型政府过渡到服务型政府,使官民关系由过去的“命令与服从”型开始转向可商议、有妥协的互动模式。不久前,江苏省唯宁县发布《关于会议讲话强制终止制度的意见》,对流行于会场上的“正确的废话”说不。这是该县发起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开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