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合理性及制度构建

《民事诉讼法》虽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但没有明确规定由哪些机关和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也缺乏具体的环境公益诉讼机制和程序,使得司法适用面临诸多困难。因检察机关是环境公益最合适的代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符合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能,检察机关也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所以检察机关具有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合理性,甚至优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权的行政部门。在制度构建方面,确定检察机关全过程参与的原则,检察机关可通过支持起诉、检察监督、直接起诉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具体制度包括登记备案、环境公益损害调查、提起诉讼等方面。     

浅谈环境公益民事诉讼

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在我国已初见端倪，但还未形成制度，就其原因主要是在实践中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起诉主体很难确定。我国应借鉴国外公益诉讼的模式，即由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同时鼓励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析——以诉权分析为视角

检察机关能否作为适格原告主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一直是环境法学界争议的焦点,深究其因,检察机关特殊的法律地位和法定职能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双重影响是检察机关原告主体适格问题的症结所在。无论是从检察机关的职权属性还是从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来看,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实属公权力的后盾式彰显,其诉讼主体资格源于公权力而非依据通常意义的诉讼权利（诉权）,赋予检察机关原告主体资格无明晰的理论来源。鉴于环境诉权是依附于环境权益的程序性权利,有必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范围予以严格的限制而非宽泛化,严格限制和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及权力,明确其作为公益诉讼人的角色和地位,以充分发挥公力救济的弥补作用。     

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优势及程序制度的完善

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一直是环境公益诉讼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新《民事诉讼法》明确排除了公民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可能性。在中国,环保组织并不强大,环保行政机关受到各方利益的牵制,因而检察机关应当是最适格的原告。另外,由检察机关担当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在现有诉讼程序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当修改和完善,就可以适用于环境公益诉讼的需要,更具有可操作性。     

检察机关支持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问题研究——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检察机关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定位于“支持起诉”,反映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特征以及特殊性,是民事法律关系私法属性和法律监督机关内在属性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支持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路径应从支持起诉的主体、对象、内容、程序进行设计.同时,健全检察机关支持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保障、组织保障以及实效保障,使检察机关支持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确有成效,更好地保护环境公共利益.     

浅析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在我国现阶段,一些经济主体不择手段地牟取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针对这一现象,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基层人民检察院尝试着提起了公益诉讼,但因缺乏法律规定而困难重重.本文阐述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简单分析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以及与相关权利的辨析.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提起权源于对当事人起诉权的监督职能.它的身份是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在公益诉讼中处于一方当事人的地位,与被告平等.     

论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权力基础

虽然我国法律制度体系并没有相关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学界讨论的热点,其中,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性是争议焦点问题之一.不少学者基于检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以及我国的制度架构,认为检察机关不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佳主体.但是,从检察权的权力内涵、权力性质和功能预期上考察,它保护社会公益的属性为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形成了正当性基础.并且,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已经在陆续试点的环保法庭司法创新实践中得到肯定.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难题与对策研究——以全国首例检察机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例

全国首例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对我国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的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需通过法律规范的解释提供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主体的依据,通过明晰公益利益的概念和完善诉前程序确定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要件,通过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确定行政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和一般性。     

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与职能重构

原告资格问题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对此学界存在一元论、二元论和多元论等观点。现行立法将检察院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身份界定为“公益诉讼人”,回避了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模式、法律性质及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问题。应当说,赋予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权,突破了传统诉讼理论中的原告适格理论,具有宪法基础,在我国社会个体公共意识有待增强、诉讼能力有待提高的现实背景下不失为一个合理选择。但建立在传统理念基础之上的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制度,忽略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公共利益维护机制的多元化,容易导致检察机关陷入角色混乱和权力混合的困境。着眼于未来,应不断放宽行政公益诉讼起诉资格,赋予更多社会主体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权。具体可以通过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或《公益诉讼法》)重构行政公益诉讼主体制度,围绕“法律监督”逻辑重塑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和身份职责。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面临的挑战

当前,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在我国,行政机关负担起对环境保护的主要职责,由于实践中行政机关行政行为违法或不作为,造成了环境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结果。为解决这一问题,经过理论的提出、试点改革等实践,我国于2017年确立了由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本文立足于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法司法实践,着重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面临的立法不足、线索收集渠道单一、检察建议效力需要增强和事后监督不完善等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

环境公益诉讼是改善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状况的有效途径。从国人环境公益诉讼的成功实践出发,分析了我国现行环境公益诉讼的不足,阐述了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提出了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及建立配套制度的建议。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前置程序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特殊规定可能导致公民的滥诉,这需要设立前置程序加以限制。本文比较分析了国外关予环境公益诉讼中前置程序的法律规定,并对设置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前置程序提出具体建议。     

好事者除外: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标准

公益诉讼若采用"任何人"原告标准可能会导致公益诉讼的效果适得其反,还可能侵犯私人权益,对"私权自治"原则造成破坏。采用"好事者除外"原告标准可以较好地修正"任何人"原告标准的两大缺点。法院应推定每一个起诉者都非"好事者",一般应在庭审中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来决定起诉者是不是"好事者"。惟有在起诉者被法院认定为"好事者"的情形下,它才不具有原告资格。     

论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府利益及其影响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府利益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府没有任何自身利益的论断应被理解为一个目标而非现实。政府利益是一柄“双刃剑”,其基本利益和角色利益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增进公共利益的前提与基础,其失常利益则冲破了必要的约束和界限,扭曲变形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个人利益。因此,应该确保政府基本利益和角色利益的实现,遏制失常利益的竞逐,在此基础上处理好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集团公益诉讼模式

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现行立法的模式和现有学术研究成果,多将惩罚性赔偿与私人执行结合的模式纳入个体利益激励模式的框架,该模式存在较大弊端。集团公益诉讼模式,通过扩大诉讼主体范围、限缩诉讼请求为公益性诉求,区分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的垄断行为和适用合理性原则的垄断行为,在集团公益诉讼中前者可判处惩罚性赔偿,而后者不可判处惩罚性赔偿等制度设计,不仅可以避免个体利益激励模式的弊端,且符合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价值功能,与反垄断法的公益性间保持协调一致,同时具有现实的可行性,故应作为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新思路。     

小股东起诉代表大股东利益董事的博奔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般情况及引入承诺行动后小股东起诉代表大股东利益董事的博弈分析 ,提出一种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有效机制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上市公司董事会在制定企业经营方案、投资计划、股利分配方案及其他政策时出现偏袒大股东、侵犯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以人为本”解读中的权利迷雾

在对＂以人为本＂理念的认识中,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把＂以人为本＂解读为＂以人的权利为本＂。这种观点没有区分两类权利概念,在法律实践中只会演变为以部分人即有产者的权利为本位,这有违＂以人为本＂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无法正确解释中国农民的权利现状。＂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是对中国改革发展进入＂矛盾凸显期＂的理论反应,只有通过对公共利益平衡的追求,才能达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     

高速公路资产证券化融资的应用探讨

在阐述高速公路资产证券化融资的内涵及其研究与动态实践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高速公路公司资产证券化融资的动因及其实施的可行条件,进而在兼顾投资者收益和融资者成本的前提下设计了四种高速公路资产证券化模式,为高速公路资产证券化融资提供有益的借鉴。     

国际反倾销中公共利益问题研究

反倾销是世贸组织认可的国际贸易救济措施,是国际上通行的制止不正当竞争、规范国际贸易秩序的重要手段。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倾销损害是反倾销最直接的目的,该措施被世界各国广泛运用。但是,反倾销措施涉及多方利益,它在保护国内相关产业利益的同时,却有可能损害下游企业和消费者等其他群体的利益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实施反倾销措施应权衡公共利益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且公共利益的合理性也为多数国家所认可。在反倾销机制中引入公共利益原则、正确理解公共利益的涵义、并在实践中加强其可操作性,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不但可以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滥用,而且对于完善我国的反倾销制度也具有现实意义。公共利益原则是避免反倾销措施片面保护国内产业而损害国家整体利益的安全阀,该原则将会成为国际反倾销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决策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披露

公共政策影响到各方面群体的利益,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游说来影响公共政策。他们可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提供相关的信息,也可以与政策的相关部门形成某种利益纽带。健全的公共决策机制需要同时激励信息披露和控制政策偏向,而合理的信息渠道安排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信息渠道的安排影响到相关的政策信息披露的效率。另外当信息联系的各方出现目标冲突时,会产生信息沟通的损失,一些常见的机制,比如授权、协调中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损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