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齐桓公好服紫》

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     

四川军阀时期的烟祸

鸦片祸川,为时久远,流弊甚大。本文着重对四川军阀统治时期烟祸泛滥的始末,烟祸与军阀之关系以及对四川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影响等问题,作一粗略探讨。     

曾国藩人才思想论纲

曾国藩人才思想论纲许蕾，祝彦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咸同名臣＂曾国藩的评说毁誉不一，但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一个事实：曾氏的＂成功＂部分地取决于他那支人才济济的将领和幕僚群体．正如时人的评价，曾氏不善用兵，而善于用将，如果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这位不甚谙于兵...     

杀害“救时宰相”于谦的主谋徐有贞其人其事——兼谈所谓的于谦“迎立外藩”问题及其“襄王金符迷失案”

发动＂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曾与于谦共同参加京城会试,并因为治理山东黄河水患和兴建水利之事而为世人所称道,四库全书评价他博览群书,时人亦称赞其才华出众。但名利心太重的徐有贞于＂土木之变＂时主张南迁,又因为求官未得而对于谦怀恨在心,最终成为陷害于谦的主谋。此外,＂迎立外藩＂之罪是如何栽赃到于谦身上的,对徐有贞该如何评价,文章将一一探讨。     

副词后缀“为”的形成

副词后缀＂为＂源于动词＂为＂的虚化,始于＂最/甚/极为下＂等特殊的＂最/甚/极＋为＋NP＂结构。这类结构表层形式为＂最/甚/极＋为＋AP＂,深层语义却为＂最/甚/极＋为＋NP＂,两者存在形义不统一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促使了＂最/甚/极为下＂等结构的演变,演变的结果是人们对这一结构理解简化,即＂最/甚/极为下＂等逐渐被重新分析为＂最/甚/极（为）下＂,其动因是语言的经济律。随着这一重新分析的进行,动词＂为＂的语义及语法功能弱化,并最终演变为副词后缀。东汉以来,其他＂为＂缀副词陆续形成。     

《战国纵横家书》中介词“于”“於”比较研究

＂于＂作为介词出现的时间早于＂於＂,＂於＂借为介词后逐渐占据优势,在战国传世文献中出现了＂于＂和＂於＂并用的现象,随着语言的应用、发展,＂於＂曾经一度取代了＂于＂。本文以出土文献《战国纵横家书》为语料,分析了其中介词＂于＂＂於＂用法的异同,以管窥战国中后期介词＂于＂＂於＂的使用情况。     

谈司马迁《报任安书》

一、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与李陵之祸 信中说的在李陵之祸前,作者是“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不是作者的故作甚辞,而是真实的有史可据的。 司马迁初仕为郎中,入仕后不久就得到了汉武帝的尝识。据《汉书、东方朔传》武帝曾认为司马迁是属于“公孙丞相、倪大夫、董仲舒、司马相如”等同一等的人物,“皆辩知门     

罗钦顺心、理、格物、致知之辨

罗钦顺,生值明朝中叶著名主观唯心主义者陈白沙、王阳明、湛甘泉同时。当时,心学开始兴盛,程朱理学开始衰落。他认为自陆九渊心学产生以来,“其流祸迄今益甚,士之好高欲速者,更猖迭和,骏骎乎有丕变于禅之势,世道升降必将由之。余惟恐攻之不力,而无以     

先秦至魏晋时期的方所介词“于”

商周时期的＂于＂通常作连动结构的后项,同时也可用于非＂去到＂义的动词之后,这意味着＂于＂逐渐虚化为表行为方所的标志,由动词转化为介词。＂于＂除了可介引具体地点的名词,还可介引表抽象事物的名词或形容词。正是由于所涉及的参与者角色的更换,使得具有典型运动特征的语义场中相关联的、有限的几个题元角色关系可以向其它更多的语义场转移。谓语动词的改变,是＂于＂语法意义变化的主要动因,此外上下文语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漫谈英语专业的基本功

漫谈英语专业的基本功莫成凡学习英语，首先要从＂听、说、读、写、译＂这五项基本功起步，这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对于一名将来要从事英语教学的师范院校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讲，掌握这五项基本功就更为重要了。应当明确，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将来绝大部分要从事中学的英语教学...     

《林兰香》成书不早于乾隆中期考论

当下都把《林兰香》定位于清初小说,但是这些结论并没有进行严格的考证。《林兰香》第54回＂汾酒＂一词,经考证最早出现于乾隆二年（1737）,而从方志等文献记载看,＂汾酒＂成为名酒是在乾隆（1736—1795）中后期,而＂汾酒＂在小说中则出现更晚,小说中出现的＂香肠＂最早也出现于雍正朝。故可知《林兰香》成书不会早于乾隆中期,更不会成书于康熙朝。     

The Influence of Liang Qichao＇s “New Citizen” Thought on Shin Chai Ho＇s Thought of “the New Citizen”

近代之初,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韩国爱国启蒙志士们的影响最为引人瞩目。梁启超在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为了摆脱国民的＂愚民性＂和＂奴隶性＂,提出了＂新民说＂。培养＂新民＂同等于培养国家的势力,而培养＂新民＂正是当时梁启超创作文学的目的之一,梁启超的《新民说》对申采浩的《二十世纪新国民》影响甚大,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近代韩国文人产生了广泛影响。     

散原诗论

散原诗论郭廷礼陈三立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又是＂同光体＂的领袖人物，加之他曾参与过维新运动，几乎同时代的新旧两派诗人均对其评价甚高。陈衍、郑孝胥等旧派诗人固然赞不绝口，以为＂五十年内，惟吾友陈散原，称雄海内＂①，＂卓然大家＂②；新派诗人梁启超...     

论《离骚》诗祸

本文对屈原的《离骚》进行精神分析。从香草与飞天的症候出发，探察诗人的焦虑轨迹，从而分析出掩藏于史籍的一场“《离骚》诗祸”，并通过对《惜诵》的精神分析作了印证。文章认为，“《离骚》诗祸”是中国第一大诗祸，《离骚》是屈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的创作的分水岭。《离骚》写出了中国文人最痛苦的灵魂，却成了最动人心魄、最具个性的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抒情诗。     

《诗经·常棣》兄弟、朋友轻重关系试释

《诗经.常棣》诗颂扬兄弟情谊,认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即兄弟重于朋友;同时又提出＂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即朋友重于兄弟。对于此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观点,如朱熹等人已有＂悖理之甚＂的批评。其实,兄弟与朋友,孰轻孰重,未可一概而论。兄弟关系乃＂天合＂血亲关系,当我们处于＂死丧＂、＂外侮＂之际,需要物质上的帮助时,兄弟胜于朋友;朋友关系乃＂人合＂关系,当我们在精神上处于孤独、苦闷之际,需要精神上的理解和倾诉时,朋友胜于兄弟。《常棣》诗正是对兄弟、朋友关系的此种特点的形象化反映。     

“中学文言课文及教参注译补正”选例(二)

为乡里所患,始知为人情所患。《周处》(1)“为乡里所患”,课本注释和教参译文都讲成“被地方上的人认为是祸。”把“为”看作介词,当“被”讲;把“乡里”作为“为”引进的主动者;把“所患”当作动同性词语,“所”作动同“患”的助词。     

《尚书》“革命”论的提出及其历史影响

从思想产生与历史发展来看,《周易.彖辞》中的＂汤武革命＂说实际上晚于《尚书》＂革命＂论,前者极有可能就是归纳或引用自后者。《尚书》＂革命＂论的基本内涵是：天子之位惟有德者居之,统治者如果＂失德甚重＂就会被得民心、顺＂天命＂者取代,其实质是一种民本道德主义。《尚书》＂革命＂论对中国的政治伦理、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春秋左氏传》“抚有”解诂

历代关于《左传》的重要注疏和今人的著作于＂抚有＂一词或未注或误译,本文从训诂学的角度提出《左传》中＂抚有＂应解为＂友爱＂＂相友善＂。     

元好问与严羽弃宋宗唐诗学比较

对宋诗的批评,元氏从＂风雅正体＂着眼;严氏从＂别材别趣＂着眼。关于纠正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弊端的措施,元氏主张开阔视野,写真景,咏真情;严氏主张学习盛唐诗歌,重在＂兴趣＂。在宗唐方面,元氏不分时段,继承面广,侧重于表达的内容,对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多选中、晚唐诗也予肯定,对韩愈诗推奖甚力;严氏划分时段,独推盛唐,侧重于内容的表达,对王安石诗选、韩愈诗作极为不满。     

何谓“紫气东来”

人们在游览故宫时,能够见到在皇帝寝宫的门楼上,有一块写有“紫气东来”的牌匾。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悬挂于此处呢?据传说,在2700年前的周朝,有一个读书人,姓尹名喜,字公度,在西北部的函谷关做官。有一天,他登楼远望,只见东边天上雾气缭绕,缓缓向西而来。惊奇道:“此乃紫气而生,有圣人西行度关。”果不多时,老子由此经过,看他管理有方,就授《道德经》五千言教他。《道德经》中包括了许多辩证法,认为事物都有两个方面。如正与奇、祸与福、荣与辱、智与愚等,认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尹喜听后甚喜。以后就与同僚们不辞而别,与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