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申采浩“新国民”思想的影响

近代之初,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韩国爱国启蒙志士们的影响最为引人瞩目。梁启超在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为了摆脱国民的"愚民性"和"奴隶性",提出了"新民说"。培养"新民"同等于培养国家的势力,而培养"新民"正是当时梁启超创作文学的目的之一,梁启超的《新民说》对申采浩的《二十世纪新国民》影响甚大,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近代韩国文人产生了广泛影响。     

梁启超的“私德”论及其儒学特质

虽然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公德说在近代以来最有影响,人们甚至把《新民说》的道德思想仅仅归结为公德说;而实际上,《新民说》中后写的《论私德》,对公德说作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正,更加深刻地思考了私德在整个道德结构中的基础意义和重要价值。《论私德》不仅深化了他个人在《新民说》初始的道德论,而且对由启蒙推动的道德反思的限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十年前,便作了根本性的揭示,显示出思想家的深刻洞见。同时《论私德》根本确立了梁启超作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场和方向,也奠定了儒家道德论在近代的调适和发展的典范。     

梁启超人格思想及其特点

清末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封建王朝腐朽没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写下了著名的《新民说》,发出改造国民性、提升国民素质的呼声,呼唤新民的出现。《新民说》通篇的主旨,都在于塑造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形象,培养具有优良素质、进取精神、健康心态和强健体魄的新民。《新民说》体现了梁启超先生人格思想的主要内容。     

梁启超新民思想述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一位重要的启蒙宣传家。二十世纪初,他自号“中国之新民”、“新民子”,创办《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倾注全副心思才力于新民救国,希望以人的近代化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他以“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历诉封建专制制度,纲常名教对民族心理的摧残,以满腔热情呼唤新民德,铸造新国魂,催促国人忏悔反省,鼓舞人们振奋民族精神。以《新民说》为代表的思想启蒙工作,使梁启超风骚一阵,倾动一时。本文拟对梁启超新民思想略加论述。     

论梁启超<<新史学>>与<<新民说>>的内在一致性

梁启超的《新史学》与《新民说》,在倡导近代进化观、近代民族主义精神、近代国民观念等方面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显示出《新史学》与《新民说》宗旨相通,说明梁氏企图借新史学灌输近代进取精神、近代民族主义精神与近代国家观念,培养近代新国民,以适应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     

梁启超的尼采认知及其“功利的启蒙”

尼采开始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知晓源自《新民丛报》。虽然《新民丛报》中梁启超言及尼采的话语不多，但我们可以窥见其尼采观的大略：尼采在欧洲巨大的影响力，尼采是个人主义和强权论者的代表，尼采是议会政治、大众政治的反对者，重视“现在”，重视少数的“强者”、“智者”等。对于尼采的学说，梁启超认为应当排斥。也正因为尼采的“异论”与梁的思想主张相悖，才没有被梁特别关注，仅有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局限于尼采思想消极的侧面。尽管如此，尼采们的言论却提醒、刺激了梁对国民素质重要性的关注。随着近代日本创制的日语词汇大量地被梁启超们所使用而进入中国，西洋的思想观念也随着这些概念被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摄取，这其中也包括尼采。梁启超对尼采的排斥态度是由他持有的欧美式政治制度的倾向、对欧美式近代国家的欣赏和大众政治的立场所规定的。     

论梁启超《新史学》与《新民说》的内在一致性

梁启超的《新史学》与《新民说》,在倡导近代进化观、近代民族主义精神、近代国民观念等方面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显示出《新史学》与《新民说》宗旨相通,说明梁氏企图借新史学灌输近代进取精神、近代民族主义精神与近代国家观念,培养近代新国民,以适应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     

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梁启超党报思想向国报思想的嬗变

《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改良运动中创办的报刊,他以报刊为舆论工具,宣传其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和＂新民＂的政治、思想主张,因而这三份报刊都被视为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机关报。然而对三份报刊的办报宗旨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它们在有着思想与风格的一致性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变化。本文以三份报刊自身的演进为视角,试图探寻梁启超报刊思想中＂党报＂思想向＂国报＂思想的转变轨迹。     

梁启超“自由”思想的学理见解

梁启超是中国清末民初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最重要的人物,他把自由看作是近代社会发展之精神动力,对国民的自由权利、独立人格、精神与思想自由予以高度关注,同时对西方的自由观念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受中国近代的救亡意识和爱国主义情结的影响,梁启超最终将其＂自由＂思想的落脚点放在了＂群＂和＂国家自由＂上。     

从《大学》“新民”看朱子“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统一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是经典诠释中两种态度不同的诠释方法,＂我注六经＂采用以文本为主体,力图恢复文本原意的诠释取向;＂六经注我＂则是一种哲学创构活动,是诠释者构建哲学思想的取向。朱子的《大学》很好地融合了这两种诠释方法,其改＂亲民＂为＂新民＂,对＂新民＂进行重新阐释,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一方面是＂我注六经＂的回归圣人本意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借＂新民＂重构《大学》的形态与理论框架,为理学方法论修养论的阐发提供了理论基础。     

日译西学与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以居日期间的梁启超为中心

梁启超居住日本期间,充分吸收日本学者译介的西方文化,向国内学人大量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学派、理论、范畴,并提出了融会中西思想的理想人格论——＂新民说＂,其论著影响了一大批20世纪初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史料证明,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哲学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论梁启超的“新民说”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得出一个结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902年到1906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20篇论文,以《新民说》     

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观

［摘要］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梁启超，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站在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写下了著名的《新民说》，其中较为集中的阐述了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公德和私德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在公德和私德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以期能提高国民素质，造就新民，为国家尽责。     

略论严复的开民智思想

<正>开民智思想在近代中国为几代人所提倡,其中尤以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鲁迅的“立人”思想最为大家所熟知。实际上,严复的开民智思想不仅全面、系统、而且提出较早,以至对梁启超乃至鲁迅的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对此问题研究尚少,本文拟作初步的探讨。     

Propagation of Bergson＇ s Thought before and after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China＇s Modern Ideological Trend

新文化运动前后,柏格森被译介入中国现代哲学、思想领域,由此所掀起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直觉”思潮给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跨文化语境的西方学术资源,在我国思想界、哲学界及文艺理论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回顾梳理柏格森思想传播与中国现代思潮流变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对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历程作出深入理解。     

简析《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中的“创作者问题”

人们对《共产党宣言》的＂真正创作者＂历来众说纷纭：一是＂马恩合作＂说;二是＂马克思独创＂论;三是＂恩格斯主导＂说。其实《共产党宣言》同其＂前身＂《共产主义原理》最根本的差别是前者娴熟应用和阐述了唯物史观,据此唯物史观的创立者便是《共产党宣言》的真正作者,即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可以通过解析首次公开论述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来回答《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中的＂创作者问题＂。     

论《文心雕龙·原道》之“道”

《原道》篇作为《文心雕龙》的首章,是为艺术本体论,《原道》即从根本上阐释《文心雕龙》的思想。＂原道＂,源于道,本乎道也。犹言《文心雕龙》之源在于＂道＂。所以,＂道＂是理解《原道》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哲学史上,各家讲的＂道＂与＂道＂之间有同有异。就《原道》而言,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其思想在根本上取自《易传》,即＂《易传》的思想是《文心雕龙》的精魂＂。     

“层累说”起源新论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是顾颉刚就此提出"层累说"的"关键性"因素。据《顾颉刚日记》所示,顾颉刚是在得到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启发后,编纂《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伊始便建构了"层累说"。更为关键的是,无论从历史本体论还是方法论层面,乃至认识论层面,"层累说"均能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找到相应的学术资源。这一学术关联的发见,意义非同小可。它提示"顾学"研究者不仅要对顾颉刚所言进行一番"辨伪的工作",还应该充分重视梁启超对《古史辨》的学术影响。     

梁启超的“私德”观探析

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在民族危难当头,写出一部醒世之作《新民说》,其中的"私德观"的论述很精辟。"私德就是独善其身",他不是站在个人的角度,而是高屋建瓴,站在民族主义的高度论述了私德的种种局限,指出其不能成就完善的人格,也没离开五伦的范畴,更是阻厄了公德的建立。     

从“新民”追求到现代性判断——梁启超人学思想探微

论述了梁启超把握中国现代化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对新民的追求,又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并从中出现了社会主义诉求。指出虽然梁启超没有找到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途径,但却以一种＂初始性问题意识＂提出了关系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