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红社工"建构组织合法性的经验启示

距2008年5·12大地震已经有三年多时间,地震发生之后社会各界都给予灾区很大的关注,各类社会服务组织也奔赴四川等地开展服务工作.随着灾区建设稳步推进,一些社会组织也因种种原因逐步从灾区撤离.但部分服务机构仍坚守在灾区前线,与灾区人民一道,共同     

灾后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需求的探析

汶川地震后，民政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四川省民政厅、部分灾区对口援建省市民政部门、灾区各级政府以及各类社会工作行业管理机构、多种社会服务组织积极整合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我国开创了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先河，有力推动了灾区社会工作制度建设与实务开展。     

社会工作如何服务孤儿

谈到四川灾区孤儿的社会服务,是让人心痛和沉重的事情。但是,我们确实需要面对这个群体,并借此机会彻底反思现行的孤儿社会福利服务。实际上,中国狭义的特殊儿童社会服务,一直是指民政系统通过社会福利院提供的针对孤、残儿童住院服务,也包括农村社区集体经济时期的五保服务中的针对孤残儿童的社会服务。     

广州政府购买服务现状调查与对策建议

广州市近年来在政府购买服务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购买服务的范围和数量快速增长，管理也日益规范化。同时，广州市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方面的人员、组织、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要促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健康发展，必须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加快建立完善服务绩效评估机制。     

社会工作如何服务孤儿

谈到四川灾区孤儿的社会服务，是让人心痛和沉重的事情。但是，我们确实需要面对这个群体，并借此机会彻底反思现行的孤儿社会福利服务。实际上，中国狭义的特殊儿童社会服务，一直是指民政系统通过社会福利院提供的针对孤、残儿童住院服务，也包括农村社区集体经济时期的“五保”服务中的针对孤残儿童的社会服务。这个孤残儿童的社会服务体系包括两重含义：它既是城乡二元的服务责任归集方式的不同，     

灾后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需求的探析

汶川地震后,民政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四川省民政厅、部分灾区对口援建省市民政部门、灾区各级政府以及各类社会工作行业管理机构、多种社会服务组织积极整合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我国开创了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先河,有力推动了灾区社会工     

灾难救助中“广州模式”的启示

灾害对人类的影响巨大，在灾难来临之际会造成人类个体或者家庭成员的生命受到威胁、财产遭受损失、组织破碎、社区关系解体、生态环境被破坏、心理创伤等等，灾害救助也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契机。笔者在四川灾区汶川县城和映秀镇参与“广州模式”社会工作服务，深受启发。     

在灾区的新加坡人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国际救援组织及慈善团体等纷纷涌入灾区，为灾民提供救援物资和医疗服务。一群拥有不同专长的新加坡人的身影闪现其中。投身灾区后，他们的救援方式尤为特别。他们没有在未了解灾民的真正的需要前，就盲目提供短暂援助和慰藉。他们着眼于灾民的长远需要，为孩童和青年举办培训营协助他们重拾信心，付出心力训练当地人掌握辅导技巧，甚至重建学校。     

青云社工6·21救灾纪实

2010年6月27日,抚河唱凯决堤顺利合拢。根据灾区的问题与需求,在江西省民政厅组织下,6月30日,6名青云谱区社会工作协会社工组成的＂青云社工小分队＂赶赴灾区，开展社会工作。     

"莫拉克"风灾中的儿童社会工作

2009年8月7日莫拉克台风侵袭台湾，灾害发生后，大陆各界展现高度的人道关怀，并展开两岸同心救灾之行动，在最快时间内募集善款，提供救援物资，首批活动板房更于灾后第十日即运抵台湾灾区。本文作者此次参与台湾“台北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八八水灾行动小组”之团队，于灾后一周内进入台湾东部灾区，针对灾区儿童提供身心关怀、创伤辅导等专业服务。     

上海社工在灾区服务的实践与启示——以华东理工大学社工服务队在都江堰为例

“5·12”汶川特大地震不仅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而且改变了当地原有的社会关系，面临着许多过去未曾有过的社会、心理问题。如何帮助灾区群众正确对待和处理好灾后社会问题，尽早走出受灾阴影，增强重建家园的信心，提高自我救助、自我管理能力，是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组织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灾后重建：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与策略：灾后农村社区服务的实践性研究——以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例

“5·12特大地震”给灾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但灾难却第一次将中国的社会工作者推上了社会舞台。2009年3月17日,在对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义务服务队、湖南娄底红十字残疾人互助爱心协会、湖南芙蓉心理咨询中心、湘理相亲社会公益组织等进行有机整合,组建成立了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队,在湖南对口支援的理县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心灵家园”。     

信息技术条件下社会服务组织提升管理效率的思路及实践--以广东某农民工服务中心为例

信息技术的发展触发了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这对社会服务领域中的非营利组织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文就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积极发挥信息技术的推动作用，顺势而上实现组织架构和服务流程的重组，把它转化成社会服务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如何使运作过程更加公开化和透明化，将整个服务过程都呈现公众的视野下，逐渐探索出由一条既有效率又兼顾公平；既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又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和谐的社会服务管理的新路径展开探讨。本文还详细介绍了广东某农民工服务中心信息管理平台的设计思路和具体步骤。     

政府与社工组织合作:J 街家庭综合服务供给案例简

经济社会的急速发展，政府角色转换，催生了社会服务的合作化供给。广州在家庭综合服务上率先采用了政府与社工组织合作供给方式，为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创造了良好的空间与平台。其中，荔湾区J街的基层政府和社工组织合作提供家庭综合服务是一个典型案例。但是，社会服务合作化供给取得实效，毕竟需要一个实践磨合过程，存在着社工组织定位不清、保障资金到位滞缓等问题。为此，在对J街案例剖析基础上，围绕政府角色、社工组织、资源分配和监督评估方面提出了制度安排建议。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分析

在我国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目标中社会组织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其中关于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在我国表现的最为突出问题就是社会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已将民办社会工作组织发展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政府购买服务的过程既为社会工作组织提供了经济支持,也为社会工作组织成长提供了发展空间。而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过程中,政府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行政模式,便成为政府管理理念转变的契机。因此,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将会带来政府执政理念的更新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西方工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新趋势

当前，国外工业社会工作已经形成企业外模式、工会模式、企业内模式、员工服务模式、雇主组织模式、企业社会责任模式、公共政策模式等多种服务模式，除为个人、家庭与社区开辟新的服务途径，也为为数众多的劳工提供专业服务。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制订相关法律，促进社会工作在企业组织中真正得到落实；建立专业制度，     

社会工作介入地震灾区的社会秩序重建研究①--基于社会资本积累的视角

本文探讨地震灾区社会工作、社会资本及经济发展之间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架构。影响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是社会资本;根源于人们基本的生存、发展和社交需求,社会工作有助于地震灾区增进相互信任,增进社会资本,恢复社会秩序,进而促进灾区经济增长。地震灾区社会秩序的重建,应以社区为基本单元,以社会工作服务为切入点,营造个人、社工机构、企业与政府之间高度信任的环境,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复兴经济。为此,需要整合灾区福利资源,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体系中明确社会工作的地位、角色、权利,并搭建社会工作交流平台;同时,以政府和公益慈善机构通过社会捐赠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为主,加大社区重建的经费投入,保障地震灾区社会工作的顺利运行。     

灾难救助中“广州模式”的启示

灾害对人类的影响巨大,在灾难来临之际会造成人类个体或者家庭成员的生命受到威胁、财产遭受损失、组织破碎、社区关系解体、生态环境被破坏、心理创伤等等,灾害救助也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契机。笔者在四川灾区汶川县城和映秀镇参与广州模式社会工作服务,深受启发。     

感言第二届中国特色社会工作论坛

社会工作是以机构为史撑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组织体系。在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中,社会服务是将社会福利的政策和制度所确定的方针、任务和目标加以实现的行动体系,而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服务的专业主体,一方面在将社会福利的理念、政策转化为实际的行动过程中,对促进社会服务合理、有效、公平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福利需求,为人们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服务的专业体系,必须依托于社会服务机构,并在社会服务的组织体系内和活动领域中才能发挥其作用。因此,在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进程中,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组织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社会服务组织的建设直接影响着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进程,并决定着社会工作专业功能的发挥。     

过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国社会服务困境:基于Z市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

社会工作近十年来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推动下发展迅速。本文将重点关注于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过程及其导致的社会服务困境。通过对治理情境的拓展分析,引入过渡治理情境概念,分析我国社会服务供给。在此情境下,本文以Z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围绕自由裁量权这一概念讨论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策略及其所导致的服务困境。在过渡治理情境中,消极的自由裁量权与社会工作的半专业化发展结合在一起,社会服务组织选择了“活动化”和“指标化”的服务供给,令社会服务处于创新和碎片化之间,而导致社会服务陷入困境。社会服务困境根源的解决在于建立合作的治理情境、强化本土化社工专业力量以及充分发挥第三方的社会服务供给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