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新诗雅俗契合的审美取向

中国新诗是在历史性冲突与文化变迁中成长起来的,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同诞生的,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也和“五四”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样曲折、复杂、多变。“从要把诗做得‘不象’到把诗做得‘象诗’,这一思路画出了中国新诗从孕育到成长的轨迹。”从历史和审美的视角去研究“五四”新诗,从“不象诗”到“象诗”正是经历了“文化回流”到“雅俗契合”的审美过程:“五四”新诗的审美追求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有它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由审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交互影响,共同决定的。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     

中国现代诗歌的智性建构 --论卞之琳的诗歌艺术

卞之琳通过戏剧性途径、意象凝聚、意境营构等艺术法则,建构起中国现代新智慧诗。他的新智慧诗所达到的高度,既表明中国现代派诗歌发展已与世界诗歌潮流取得了同步之势,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当绝大多数现代诗人仍在主情的道路上滑行时,他却在主智这一新的诗艺途径上艰难而执著地探索,其新智慧诗的建立为中国主知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卞之琳对于中国新诗的独特贡献。     

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死亡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分别以孔子、老庄、杨朱、佛教为代表的四种死亡意识 ,它们以潜在的方式作用于中国现代新诗写作 ;西方诗潮中的唯美主义、存在主义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死亡书写产生了重大影响 ;多义性与综合性是中国现代新诗死亡意识的两个重要特点     

新诗要强化对体式的自律

诗要有体是艺术创作规律的必然,是诗歌有效传达与新诗发展之必需.在当下这样一个非诗盛行、诗歌写作标准混乱、新诗出现危机的时期,强化新诗的体式自律十分必要.强化新诗体式自律,首先应走出对新诗的一些认识误区;其次应坚持以自由诗体为主,进一步完善与规范自由体诗;第三应更多地从民族诗歌中汲取营养,探讨出合乎民族审美心理需要的新诗体.     

论“新诗潮”内在流变的逻辑结构

中国的新诗创作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经历了新诗潮、后新诗潮、新诗潮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新诗潮以“今天派”为核心,其后劲为“现代史诗派”及新传统主义诗群与东海诗群;后新诗潮是新诗潮的延展与深化;新诗潮后是对新诗潮的游离,其主要队伍是“生活流派”、“他们派”与“非非派”。就广义的新诗潮看,最旺健的力量乃在后新诗潮中。     

评《中国新诗审美范式的历史转型》

一、“问题意识”对“线性思维”的超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史的书写凸显出两种范式,其一是依照时间顺序、以思潮流派为框架的诗歌史线性描述,其二则是对“现代主义诗歌”发展脉络的系统清理.而吕周聚先生的新著《中国新诗审美范式的历史转型》[1]即是有意突破固有研究范式的一次成功尝试,这部著作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所呈现出的特定的问题意识完成了对诗歌史研究“线性思维”模式的超越,它弃绝了以往流派式的、线性的诗歌史研究范式,从“审美范式”的角度契入现代中国新诗,在社会、文化的广泛关联中探寻新诗审美范式的流变与历史转型.该书在对社会、文化背景深人勘探的基础之上,对现代诗歌文本进行广泛深入解读,辨析出现代中国新诗的七种审美范式,分别是清新自然的诗美风格、狂飙突进的浪漫抒情、朦胧含蓄的诗美追求、形式主义诗歌美学、颓废主义诗歌的唯美追求、承载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审美追求以及以象征隐喻玄学的智性美.以“审美风格”为线索,对中国新诗进行“非线性”的分析与整合,敞开了新诗史研究新的维度.     

"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

"废名圈"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一个真实存在的派别,在新诗创作和批评方面均有独特的造就.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这一派圈子形成,同时形成了谈诗、讲诗、论诗的风气.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沦陷后的北平诗坛,北平沦陷区的教育、文化环境为这一派诗学话语的生成提供了条件."废名圈"围绕自由诗这一观念和理想,建构自己的新诗批评话语.这既离不开对当时新诗发展问题的正视,也离不开对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选择性继承."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也是一种隐微的政治性话语.考察这一派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过程和意味,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一派的具体存在,认识中国现代新诗史和新诗批评史的发展.     

错位的新诗评价标准--对新诗合法性的文化反思

在诗歌一元论理论前提下,中国新诗的评价标准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中国新诗为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原质",进行了一系列"非诗化"的探索,从而获得诗歌现代性品格,因此,以古典诗歌的意境理论作为新诗评价标准是错位的。对新诗合法性理论的文化反思,是确立新诗评价标准的前提和基础。     

标新立异 敢为人先——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蜀籍作家团队述评

五四文学革命新诗运动中的蜀籍作家团队,是一支敢为天下先、冲锋陷阵的文化生力军。康白情是蜀籍作家中最早投入五四新诗运动、并进行创作的实践者。吴芳吉是五四新诗运动中的独行侠,其代表作《婉容词》充满爱国激情,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最强音之一。郭沫若是浪漫主义流派的创始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其诗集《女神》以它全新的精神和形式使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取得了强力的突破,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总之,从白话诗的开创到中国新诗的奠基,蜀籍作家功不可没。     

面向都市的中国现代新诗

中国新诗在走向都市化过程中。都市文化成为影响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不断消解了古典诗意的同时，建立了全新的话语系统和诗意结构。从20世纪中国新诗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诗人面对都市所进行的新诗现代化探索，以及对于都市文化的复杂情感和价值立场。     

筚路蓝缕 功不可没——评《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

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广大劳动人民容易接受的艺术表现手法,从广大农村和小城镇取材的新诗,一脉相承,并且逐渐发展壮大。由副研究员潘颂德编著的《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就这一路诗歌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作者在广泛地搜集资料和采访老一辈乡土诗人的基础上,理清了中国现代乡土诗的发展轨迹,揭示了现代乡土诗的发展趋向。这是一部在中国现代文学专史著作中填补空白的作品。     

袁可嘉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袁可嘉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捋清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论新诗艺术潮流

从十九世纪末维新派文人倡导“诗界革命”开始,中国诗歌史进入由传统旧诗向现代新诗发展的演变过程。革新派的诗人们在漫长的历史途程中连续不断,前后相继,为创造同已经发展了的中国现代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及美学观念相适应的新的诗歌样式而进行了不懈的追求与实践。这种追求与实践不是单一的,而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诗学观念,创作趋向的流动、交叉、竞争与累积,逐渐按新诗发展规律形成了各具自身功能而又互相联系、渗透的多元新诗艺术形态结构。这种不同的诗学观念,创作趋向即本文所述艺术潮流。潮流不一定必然产生流派,但流派总是比较集中地体现潮流的某些本质方面,甚至领起或推动某种潮流。     

自我与文化——关于文化在80年代中国诗歌中的地位

“思想解放”的信号发出后，自我与文化这两个题目在文学作品和一般讨论中成为热点。自我发现标志着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中国新诗潮的滥觞，８０年代中期“寻根”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传统，诗坛兴起“史诗”热潮。本文就自我与文化的关系讨论《敦煌》、《飞天》、《有关大雁塔》三首诗。在阐释这些诗的同时，也就现代世界中自我与文化这一关系陈述一些看法     

朱湘新诗中的民族神话意象研究

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意识的现代诗人朱湘,在其新诗创作中选用了大量的民族神话意象;同时,他注重将复杂的象征内涵与强烈的启蒙精神熔铸于意象建构中,借“古事”传达其讽喻现实、呼唤英雄与追求解放的现代理念。就审美层面而言,民族神话意象以其本身的超越性、非理性和原始性特质,为朱湘诗歌增添了灵动之美、韵味之美与拙朴之美;其在彰显朱湘诗歌古典美学风格的同时,也丰富了现代新诗的意象体系与创作技法。     

谈新旧诗的改革和创新

旧体诗词定格的无法突破与语言发展使其定格的必须突破是一对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寻求新的途径──促进新旧诗的双相运动。双相运动，即以旧体诗词的音韵、声律所体现出来的音乐美为基点，以新诗形式活泼自由、内容具有时代气息为起点，双相发展，最终出现一个交汇点，产生出一种或几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新诗体。这种新诗体即所谓“新古诗”。     

中国现代新诗的建设及深入拓展

一、新诗形式的营造及贡献———从《死水》和《再别康桥》看闻一多、徐志摩对新诗形式尤其是新“格律诗”的贡献要了解《死水》和《再别康桥》的意义,我们需首先了解中国现代新诗历史上“新格律诗”的产生及其背景。从多种意义上来看,如有人所说,诗歌都是一种“在自由和限制之间寻找平衡的艺术”;从早期白话诗运动兴起时胡适所提倡的“诗体大解放”(从内容到语言形式都与“旧传统”决裂,“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胡适《谈新诗》),到郭沫若的火山爆发式的自由反叛诗歌,中国现代新诗在其…     

"东方色彩"的自觉追求与建构--闻一多诗美实践与诗学理想再阐释

在中国新诗以“欧化”为“现代化”的转型期,闻一多因追求“东方色彩”而与时代主潮产生疏离。美国的新诗运动是促使闻一多审美潜意识中的“东方色彩”得以彰显的契机,但二者却有深刻的审美差异;尤其是进入现实语境后,“东方”更呈现出“他者化”色彩,闻一多以自己的诗歌构成对这一现实东方形象的逆向书写。就中国新诗发展的整体态势而言,闻一多这种偏向于“东方色彩”的诗美实践和诗学建构既有纠偏的一面,也呈现出自身的偏颇。     

自我与文化——关于文化在80年代中国诗歌中的地位

“思想解放”的信号发出后,自我与文化这两个题目在文学作品和一般讨论中成为热点。自我发现标志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新诗潮的滥觞,80年代中期“寻根”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传统,诗坛兴起“史诗”热潮。本文就自我与文化的关系讨论《敦煌》、《飞天》、《有关大雁塔》三首诗。在阐释这些诗的同时,也就现代世界中自我与文化这一关系陈述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