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构造与乡村建设: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希圣的乡村建设思想

陶希圣把"解剖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史的决算"作为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构造的机理分析来探寻中国乡村农民、农业与农村空前危机的根源。基于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诉求,陶希圣主张回归国民党一大精神,坚持孙中山民生主义导向的建设思路,在现代中国革命的视野下谋划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唤起民众创造新社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同时代的社会思想家和乡村建设实践者不同,陶希圣致力于揭示中国土地、农民和农村问题背后的社会关系,从生产关系角度缕析农民和农业问题折射的都市与乡村、土地资本与生产资本、土地所有与使用、农民与商人资本之间的关系。     

20世纪前期乡村权力的博弈与权威的重建

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危机迭现,社会失序严重.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包括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力图在救治乡村危机中,建构起自己的权威,从而成为主导中国社会的力量.在乡村权力重构的博弈中,国民党最终失去了农民的信任,而共产党却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乡村社会动员的成功,走进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这其中蕴含着丰厚的历史认知和深刻的理论价值,对于我们把握未来历史走向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早期国民党乡村渗透的制度逻辑:从权力结构均衡分析

早期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获得执政地位,且通过保甲制来控制乡村,但并不意味着其获得了对乡村的支配优势,基于此,国民党组织力图向乡村渗透.为避免"党政合一"造成乡村治理的官僚化,国民党在基层推行"党政分开"并倡导"党义治国",但在当时中央权威不足的背景下,"党国体制"的调整导致了国民党基层治理权力的空洞化和劣化,这意味着社会权力的精英化过程中断,分散的社会权力更无力制约政治权力载体的资源汲取,也就不能阻止破产的、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权力载体被反体制精英重新组织化为反体制力量.     

经纪模式的消解:土地改革与赋税征收

本文探讨了土地改革期间中共的赋税征收过程及其合法性问题。传统时代的赋税征收有赖于既连接又离间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经纪”体制,致使赋税不公和贪污中饱的积弊难以消除。共产党则借助土地改革的强行再分配和赋税负担的公平化,赢得了资源汲取的合法性;又通过控制赋税征收过程和将村款征收权收归国家等措施,大大降低了赋税征收中的损耗,从而使“经纪”模式得以消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汲取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海内外学者关于大陆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的研究综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恢复了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当时,国民党拥有美式装备的庞大军队,占据着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同共产党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然而,仅仅过了四年时间,国民党就被共产党击败,狼狈地逃出大陆。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就迅速崩溃了呢?海内外学者对此非常关注,把它作为国民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终极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探讨。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政党在乡”:执政党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转向

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地方乡绅实现的。晚清以降,随着士绅的分化与消失,乡村政权式微,而国民党的政党下乡以失败告终。共产党通过组织建设、政治动员、革命与改造等方式实现了政党下乡的成功。但改革开放后,乡村政治出现了"内卷化"困境,许多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蜕变为"赢利型经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切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坚决而适度地矫正和去除行政化倾向,通过吸纳"乡土精英",动员和组织"新乡绅"力量,使党的意志真正被乡村社会和群众所接受,实现"政党下乡"到"政党在乡"的转变。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是近年来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两大视角,晚清时期的乡村动荡、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嵌入的初步尝试、共产党政权下乡村社会的“国家权力化”努力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多学科知识的广泛应用也促使了众多新成果的问世,其中华北、江南、华南的区域性研究最为深入.但社会实践与制度构建的背离、历史人类学的微观研究与政治社会学的宏观研究的疏离、乡村社会物理机制的研究与乡土人群群体意识研究的脱节,也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疏漏.     

民主革命时期的梁漱溟与中国共产党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他曾是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他代表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不能发展,他们想在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压迫民主党派,因此他们就要反对国民党独裁。这种历史条件,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向独裁统治作斗争中,梁漱溟同中共结成亲密的     

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防卫体制的变迁——邹平联庄会与新桂系民团比较研究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和邹平乡村建设派分别构建了一套比较典型的乡村保卫体制——邹平实验县的联庄会与新桂系民团。这两种体制有着一些相同的特点,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在历史上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并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也起过积极作用。对这两种体制进行研究,无疑有着相当的史学价值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浅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略

乡村建设是梁漱溟为复兴本真儒家人生和解决现实中国政治、经济问题而得出的一个结论或方案。这种初衷与国民党原无相关之处。因而梁漱溟从主观上一直力图摆脱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控制，竭力避免乡村建设成为国民党加强官僚政治的工具。无奈乡村建设实验权和财权一直仰给于国民党，梁漱溟又不愿与国民党发生直接冲突，因而最后乡村建设逐渐偏离了其理想设计，落入了国民党的控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及其解释框架

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权力全面渗入乡村,传统乡村政治秩序重置;改革开放后,村民注重个体与家庭利益,集体合作意识消退,难以进行动员,乡村秩序建构出现困境;现阶段,在重拾乡村文化价值、传承乡村文化传统上,乡村秩序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文章在社会记忆视角下,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前者指向“乡村文化传承”、后者批判“乡村文化风险”,看似矛盾,实则从不同层面探求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由此,厘清社会体制、文化习性和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持有清醒认识,有助于中国乡村政策的合理制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实施。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的乡村关系调适

随着社会结构性转型的加速,传统相对单一、封闭的乡村变得更加多元、开放,迫切要求治理重建和农村基层管理创新。各地开展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表明,在乡村社区重构管理与服务平台,建立新型的乡村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给传统的乡村关系增添了新的变量。在国家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的博弈中．组织重构使乡村关系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从长远来看,未来的乡村关系的发展趋势将走向合作共治。     

社会组织建设与中国当代乡村政治发展

自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以来,中国社会组织获得了快速和实质性发展。但就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现状而言,仍存在明显的局限:一是将重点放在与外国对接,全力向国内介绍外国经验,对中国国情、立场和经验有所忽略;二是更看重社区而忽略乡村;三是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较多,而对政治学视角重视不够。对于中国社会组织建设尤其是它与乡村政治发展的关系,学术界、理论界应给予高度重视,而其中所含的几个重要问题最为突出和重要,包括经济与政治功能的均衡、志愿者奖励机制与精神倡导的兼顾、外助力与内动力的协同发展、模式推广与制度创新的互动。这是一个以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组织培育为核心,以乡村治理为支点,在动态机制、辩证思维和科学发展的理路下,强调本土实践的观念创新与机制转换。     

试论新时期农村稳定与增加农民收入

改革使乡村发生了无可比拟的巨大变化 ,也使乡村的基础性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 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密切干群关系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物质基础。但从目前的情况看 ,这种顺理成章的关系改变并没有充分实现 ,两者间的一些矛盾仍然是农村工作中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笔者认为 ,农村稳定是农民增收的先决条件 ,保持农村稳定 ,就能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 ,中国的农民问题、农村稳定问题 ,归根到底是农民增收问题 ,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战略性调整阶段 ,分析和研究当前中国农民增收问题 ,对于保持农村稳定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国民党在山东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国民党在山东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张业赏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有两个相互配合的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共产党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但在敌后战场上，也有一些国民党军队和行政系统存在和活动。本文拟就国民党在山东敌后战场的概况、地位...     

在"四个多样化"条件下加强党的整合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我国进入小康社会,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能否成功地整合这样一个多样化的社会,是保持社会安定团结的关键,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来的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才有力量整合中国社会.因此,研究和解决在"四个多样化"条件下共产党如何整合自身并进而整合全社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论人民公社体制的组织意义

文章对人民公社的组织意义作了探讨。认为公社体制是将农村个体经济地组织起来，通过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进行控制的机制。公社体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点是社区政权化，社会国家化，虽然保证了国家的强控制，但也牺牲了乡村的自治，造成了国家对社会的过度介入。公社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的强烈控制，造成了乡村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停滞和混乱，因此，其解体也是必然的     

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既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也对乡村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扩张了国家权力的组织边界和功能边界,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关系,改变了乡村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形成了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模式,发明了种种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使国家权力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也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共管理中社会与市场关系研究:基于双重运动理论的视角

作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理论基础之一,社会与市场关系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在评述自由主义经济学、市场失灵和社会资本等理论有关社会与市场关系认知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双重运动理论视角下社会与市场的互动关系、过程、结果及其影响因素,构建了公共管理中社会与市场关系的双重运动理论分析框架。双重运动框架不仅为研究社会与市场互动关系提供了理论工具,也为解析我国转型期社会问题的产生、演变、防治以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了政策启示。     

论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暨领导权问题

９２４—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就其实质而言，体现着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历史事实表明，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是国共党内合作、党外联合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以国民党的名义领导大革命；同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在国民党外独立自主地领导大革命。无论从国民党党内党外而论，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大革命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