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模式探索:“反哺”还是“接力”——基于山东日照云台村的亲子关系的实证观察

和谐的亲子关系是农村社会伦理建构的基础,也是关系农村养老乃至农村文化建构的重要问题。我国北方农村亲子关系中普遍存在"接力"走向,而"反哺"严重不足,这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深重的乡村伦理危机,甚至影响着整个乡村文化的建构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因此,新时期必须加强社会的引导与干预,一方面,加大传统"孝"文化宣传,引领和谐、公平的亲子关系建构;另一方面,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填补亲子关系迅速转变造成的养老空白,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

“伦理”话语及其缔造的中国伦理传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明史意义.其一,演绎了一种文明形态和文化形态,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的话语演绎,是入世而超越的伦理型文化的话语表达,建构了中国人特殊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气质.其二,创造了一种理论形态,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悠久深厚的伦理传统使中国不仅是礼义之邦,而且是伦理学故乡.其三,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即“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伦理世界观”,以伦理和伦理精神为文化内核建构精神家园,创造了与西方“市民社会”迥然不同的“伦理社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社”与“祖”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社”与“祖”意指土地、祖先，涉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信仰、礼制、仪式、社会维度。“社”与“祖”的认知逻辑为“天人合一”，促成的是宇宙、社会与个人的相互混融，承载着“亲”、“和”、“孝”、“序”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并调适着人地关系、人神关系、人际关系，塑造了社会的基本架构模式。“社”和“祖”不仅是民族文化的肇始和根源，也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核心与载体，其所秉持的伦理价值、文化价值、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尊崇的。     

再仪式化与农村社区治理的逻辑机制——基于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实践

农村文化礼堂的再仪式化,是将传统农村民俗礼仪和儒家传统礼仪结合起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其实质是文化再生产。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建构和礼仪实践,反映了以象征性的符号表达仪式的特定关系、礼仪文化再生产的建构方式和乡村社会转型的价值再塑方式再仪式化的逻辑机制。"乡村十礼"的实践表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农民道德共同体和精神家园的仪式过程构成了再仪式化实践逻辑。"乡村十礼"为行为规范的礼仪活动,反映了政府建构乡村社会文化礼仪的价值取向、农村社区治理的文化选择和农民个体的文化意愿,也成为农村社区治理中文化治理的探索实践。     

“文化小康”视域下新时代乡村振兴路径探析

农村“文化小康”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以农村“文化小康”体现的农民主体性、农村进步性、国家发展性三重价值维度为基础,深入剖析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农民主体性缺乏、政府主导性缺失、社会关怀度不够的突出问题。提出以切实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激发文化建设内生动力来加强农民的主体性与本位性;以保护与发展农村传统文化、特色文化、优势文化,努力推动农村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来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复兴;以坚决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来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农民,是农村“文化小康”视域下打破农村发展困境、助力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路径依据与路径选择。     

“关系圈”稀释“受害者圈”：企业环境污染与村民大多数沉默的乡村逻辑—山东N村个案研究

基于山东N村手套加工厂及其环境影响的调查发现,村落内生企业的关系嵌入与乡村社会分化的叠加效应,是大多数村民面对环境危害而保持沉默的乡村逻辑。乡村作为兼具乡土底色与经济理性的生活共同体,被企业污染建构为具有统合性的整体受害者圈。“同住一个村”的共同体意识形塑大部分村民的环境沉默行为与少数积极分子环境抗争的自我克制,而企业生产建构的获利者群体进一步分化了受害者圈层,村落“双重圈层”互嵌式关系格局阻隔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制止企业污染的底层路径。农村内生污染企业的嵌入属性加深了村落社会分化、侵蚀了农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更提醒关注农村污染企业的社区嵌入与村民环境行为选择的复杂性关联。     

“慈”与“孝”的辨正

慈孝观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由慈孝并举到以“孝”为先的演变过程,其核心是“慈”在良好亲子关系及和谐伦理中的地位作用被有意弱化和人为抽离.基于现代心理学的视角,倡导以“慈”生“孝”,以“孝”促“慈”的良性亲子互动,还原健康平衡的慈孝观,有助于改变现代家庭关系疏离及应对即将到来的中国老龄社会.     

孔子“孝”论的意蕴新探

孝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自然亲情为基础。在中国社会,孝是最基本的社会伦理范畴之一,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孔子对孝予以特别关注,从“奉养”、“孝敬”、“谏诤”、“父慈子孝”、“亲亲”、“仁爱”多层面全新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孝伦理思想体系。正确认识孔子孝论,发掘儒家“孝文化”的科学内涵,对汲取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当今和谐社会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     

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及干预系统构建——以秦岭南部陕西境内农村为例

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是个体问题折射在群体社会性行为的问题,涉及生活、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影响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的因素有家庭、学校、社会等,其中留守家庭人伦关系离散的变化造成农村留守儿童的语境影响最为关键。本文将留守家庭看作特殊的“伦理实体”,围绕此实体建立系统的干预机制,即“明伦”“通理”“持道”的相互支撑、落实符合道德原则言语行为的“执言”的内部干预系统,同时配合外在干预,即对留守家庭成员话语角色定位的指导,达到文明乡村语言伦理秩序的重建。     

新乡贤出场的三重要求及生成路径

乡贤是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是乡贤活跃的深厚土壤。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以及近代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农村,乡绅(贤)逐步从乡村治理中退场。新乡贤出场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即近代以来乡村精英长期的单程流动,导致乡村内生性建构力量不足;面向后喻文化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各种乡村精英协同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质和量两方面破解乡村精英不足的瓶颈,构建新乡贤出场的平台。新乡贤是开放的精英群体服务“三农”不可或缺的力量，其本质既是知识创造价值的时代体现,也是能力本位的时代体现。     

清水江下游的家族“结盟”与地方社会建构

华南学派关于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建构问题的研究,有些观点与方法在清水江流域的观察中受到了某种局限,尤其在探究家族与家族的制衡关系所呈现出的地方社会建构张力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家族之间“结盟”的“拟血缘化”聚落家族对地方社会的“有序化”显得尤其突出。潘寨“永镇村中”碑展现出清末的五个姓氏“结盟”的“拟血缘化”历程,呈现出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建构“有序化”的一个案例。其间,我们发现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不仅仅是乡村的“自律”与“自觉”,在其背后还存在着国家在场的“国家权力”,这不仅是地方社会建构的背景资源,更是地方社会有秩序化的文化张力。     

从“孔颜之乐”看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

道德品质及其行为应配享幸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和谐,这是每一种伦理文化自我道德完善的实践目标及伦理信念。无论对于渴望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平等的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还是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既有相互联系的普遍伦理诉求,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与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幸福论不同,儒家的“孔颜之乐”内在地包含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怡然自乐的幸福,但它们同样作为先秦伦理文化德性幸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正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整体建构,演进到宋明理学正统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德福之辩,发展到现代境遇中儒释道伦理文化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孔颜之乐”不仅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也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启示。     

论儒学对“全球伦理”建构的价值

建构全球伦理是近年来学界探讨的热点课题 ,旨在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 ,通过对话与交流 ,寻求某种交汇点以促进全人类的和平共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 ,其群体本位、群体协作精神 ,“见利思义”、“以义率利”的义利观 ,“中”、“和”的宽容和谐思想 ,心性层面的安身立命之道 ,对于全球伦理的建构具有借鉴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农村生态伦理教育的现实藩篱与路径解析——来自“民胞物与”思想的启示

宋代张载从“天人关系、人物关系、人世关系”三个维度阐述“民胞物与”思想,其核心思想就是爱人爱物,这种生态伦理思想是宝贵思想资源。随着人们在自在世界和人化世界的中心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形成以满足人们需要和利益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越富越光荣”的财富伦理和农民的利己主义导致农民在追求财富与发展的过程中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伦理。农村生态伦理教育方面欠缺制度保障,尚未形成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村民主体协同配合,这些因素共同制约“民胞物与”融入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农村生态伦理教育需要因地制宜逐步推进,要在主体上注重协同性,在内容上注重通俗性,在方法上注重实践性。“民胞物与”的思想精华需要与时代诉求相对接,融入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中,融入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宣传中,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社会网络基础变迁视角下村规民约的建构性脱嵌及其调适

[提要]村规民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只有嵌入特定的社会网络中才能发挥作用。传统时期的村规民约具有内生性,嵌入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治理网络”之中,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时期以儒家伦理、科举制、士绅、宗族等为支撑的“文化治理网络”,被以现代政权、行政、制度以及现代文化为支撑的“组织整合网络”所替代。当前推行的村规民约是由现代国家力量建构的,脱嵌于当前乡村的社会网络,因而在乡村治理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村规民约作为基层治理中“三治”融合的重要形式之一,要发挥预期的治理功能,需要根据乡村社会网络作出相应的调适,激活自治以培育内生性主体,践行德治以振兴文化基础,推行法治以优化国家“在场”方式。     

论乡村公共伦理的发展困境与整合之路

社会转型期"效率至上主义"理念的植入与羁绊使乡村公共伦理逐步游离于传统优秀乡村伦理文化.加之,乡村公共伦理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嫁接难题以及尚未及时导入的乡村公共伦理教管体系等使乡村公共伦理呈现出失范的困境.故此,诠释乡村公共伦理的历史演变规律与发展桎梏、设计和建构契合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乡村公共伦理规范体系并成功输入到现实的...     

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的变奏与调谐——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梳理

从“国家-社会”关系纵向演变的视角看,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传统国家-社会关系转型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乡村文化转变动向、乡民抗争性文化和国家与乡村社会文化衔接机制的变化。国家对农村社会高度整合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对农村文化改造的方式与强度,以及文化改造带来的农村社区文化与农村相关行动者行为逻辑的变化。国家体制性权力退出农村社会后的乡政村治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农村某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复兴与农村公共文化的重塑。梳理三个时期的中国农村文化研究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为：文化建设首先要确保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留乡”、“在乡”,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方向;二要重视农村地方性文化网络对国家主流价值观“乡土化”的承接作用;三要关注农村文化受众的文化需求;四要注重发挥农村中传统的、惯习性文化的正向功能。     

和谐社会经济运作的道德信念启示——基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运用“理想类型”方法对现代性经济运作和财富积累的动力机制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促动资本主义产生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新教伦理精神”这种维系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精神气质。挖掘韦伯理论精神价值的合理内核,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能够提供社会伦理的文化价值因子和道德信念的动力支持,对推动中国社会从“道德世界观”到“伦理世界观”的演进以及伦理—经济“生态”的建构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必要性。     

论毛泽东的乡村理想

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新村计划书”到他晚年提出的“农业学大寨”号召,标示出毛泽东乡村理想的建构及其实践的历史演进轨迹。人民公社制度及“大寨典型”是毛泽东乡村理想的具体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计划体制下的自然经济和行政作用下的“共同富裕”,其本质是“穷过渡”的共同贫困。毛泽东的农民情结及中国古代大同理想是他建构乡村理想的内在文化基因。纵然这是一次不成功的社会“大试验”,但他对农民的情感及对农村的深切关注始终寄寓其中     

传统伦理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及其实现——基于L县文化教育中心的考察分析

从伦理关怀维度看,社会和谐首先应该是伦理文化的和谐,农村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伦理关怀和道德教育.因农村本土伦理文化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流失严重,而“下乡”的国家文化又缺乏有效的伦理整合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伦理文化关怀.本研究以一民间文化组织利用儒学、佛学伦理在一镇域内开展传统伦理教育和从事“和谐示范区”建设的活动为例,揭示传统伦理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