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丽塔》隐含作者分析

隐含作者是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不可靠叙述的判断和文本的阐释都具有重 要影响。对 《洛丽塔》中隐含作者的建构不仅依赖于对叙述者可靠性的判断,也依赖于作者本人的 说明。这进一步表明,隐含作者不仅仅是读者从文本中推导出来的,也是作者隐藏在文本之内的一个 化身,对小说的阐释发挥着重要作用。     

隐含的读者:解读《占有》之童话原型

《占有》是英国女作家A.S.拜厄特的代表作,小说对西方的经典作品特别是童话进行了模仿与改写。本文通过伊瑟尔"隐含的读者"理论中既有知识结构的存在和结构化的阅读行为来解读拜厄特小说《占有》中的童话原型,通过分析小说中对《水晶棺》等读者熟悉的童话和神话故事的改编,探讨"隐含的读者"理论对小说叙事范本的指向性,理解童话在小说中的象征性意义。     

“第二作者”的诞生与叙述交流模式的改进

鉴于叙事学界对叙述交流过程的不同建构,首先分析了"隐含作者"的定义衍变,然后建议用"第二作者"指称创作环节中作者的第二自我,把原来的"隐含作者"纳入阐释环节,用来指称读者建构出来的作者形象。通过对概念的整理,一副双向叙述交流示意图形成了,它不仅突出了作者的作用,也强调了读者的地位和文本的交流媒介属性。     

论人文视域下“隐含作者”的效用

自从韦恩·布思提出"隐含作者"这一重要的叙事理论概念以来,这一概念在国际叙事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由于学者们对它的不同理解,产生了不同的阐释,形成了以西摩·查特曼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流派将"隐含作者"看成是真实作者在写作中创造的一个产物,将"隐含作者"囿于文本之内,甚至认为作品在创造出来之后,作者就死了。而以詹姆斯·费伦为代表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对"隐含作者"的理解走向另一个误区,将它等同于真实作者,认为创作文本的不是"隐含作者",而是真实作者。这些对"隐含作者"的理解都有失偏颇。对该概念的正确理解应该打破文本的封闭性、客观性,将其置于人文视域之下,从作者的编码和读者的解码双向进行,并考虑作者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才能更好地把握"隐含作者"在叙事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小说叙事中的距离控制--兼评阎连科小说《坚硬如水》

小说的作者在文本中努力构建隐含作者的同时,也在改变着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等四者之间的距离,依靠这些距离的改变来传达自己的情感和道德判断,以阎连科长篇小说<坚硬如水>为例,可以具体透析这种叙事修辞的控制与运用.     

民族性叙事与隐含作者的多维立场

民族立场、民间立场以及时代立场是少数民族叙事小说中隐含作者进行写作的基本立场,这三种立场使得作品在身份认同与构建、塑造民族形象、建构民族心理时必然采取多种叙事策略技巧以凸显民族性,从而使作品富有民族气息和时代特征;它体现了隐含作者对于民族文化的弘扬与反思,对于解答少数民族小说中独特的叙事技巧等困惑具有重要价值。     

从修辞叙事角度看《大街》之隐含作者的叙事伦理

从修辞叙事角度对刘易斯<大街>中的乡镇社会进行叙事伦理分析,可以看到小说中长期被学界所忽视的隐含作者叙事伦理的另一面:隐含作者显示了其对劳动群众的敬重和同情、对自然的热情讴歌和对乡村医生的良好职业精神的赞美.     

现代小说叙事主体的分化及其比较

叙事主体主要包括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传统小说中二者基本一致,普遍信奉叙述者权威的原则。在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中,叙事主体以及主体的评价都发生了变化。由于中西现代小说的内涵不同,导致这些变化也出现了差异:西方现代小说打破了传统“全知叙事”的方式,其主体分化动摇了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单一评价转向多重评价;中国现代小说摆脱了传统白话“口述”方式的“全知叙事”,基本上仍信奉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显性评价转向隐性评价。在新时期,中国小说也出现了西方意义上的叙事主体分化。     

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中的叙事判断

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围绕“帕特纳号沉船事件”和“布朗事件”展开,主人公对事件的阐释判断和叙述者们对事件多元的伦理判断,与读者对“确定性”的本能追求形成了充满张力与活力的辩证关系。康拉德通过多种叙述声音使读者审美预期受阻的同时也使其更积极地与文本进行双向对话,在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同时,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形式,实现小说在叙事形式、叙事伦理和审美意蕴上的交融和暗合。同时,从人物的阐释判断、叙述者的伦理判断以及读者的审美判断三方面对《吉姆爷》的叙事判断进行论述,也为詹姆斯·费伦的叙事判断理论提供了一种更清晰的阐释路径。     

话语和话语情景——《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话语层次

Booth认为在实际读者和文本之间有隐含读者,在文本和实际作者之间有隐含作者。Leech和Short认为小说中有四个层层嵌入的话语层次起作用:作者和读者,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叙述者和对话者,以及角色和角色之间的话语层次。福克纳在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自由灵活利用四个话语层次,对读者进行告知和引导,实现了Leech和Short提出的观点:作者不仅要告知读者一个特定的小说或故事,与读者建立"亲近"的关系,也要树立作者本人的观点,让小说的内容得到正确的理解。     

《红楼梦》叙事中的诗词运用

《红楼梦》的叙事文本中穿插有大量诗词韵文,这种现象使小说带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因为这些诗语是作者"情动于中"而发的。然而由于它们存在于冷静的叙事中,具有形式上的差别性,并且在接受传播中处于某种游离状态,又使得其阐释空间被拓展,连同小说意旨都变得浑含。参与叙事、意象指喻、委婉含蓄、情景交融是红楼诗词的特点,这有别于西方小说中的诗语抒情。联系作者生平和才情,可发现这些诗语中贯穿着作者的情感核心,即对现实人生的爱之深与对理想破灭的恨之切。     

关于叙事交流示意图的商榷

1961年,韦恩·布斯提出的“隐含作者”一词在叙事界犹如重磅炸弹,引起了理论家们的激烈讨论。时至今日,人们对它的存废问题依旧众说纷纭。文章在对该术语意义的演变进行分析后,建议用“第二作者”作为替代词,用于指称创作环节中变形后的作者,而原来的“隐含作者”被放入阐释环节,用来指称读者建构出来的读者形象。通过对概念的整理,一副新的叙事交流示意图形成了,它不仅突出了作者的作用,也强调了读者的地位和文本的交流媒介属胜。     

《立体几何》的伦理警示：男性霸权主义

修辞叙事学的读者观使真实读者运用伦理标准对叙述者传递的文本信息进行阐释,而重获阐释与批评文本的合法地位,此读者观进而发展为以伦理取位的叙事伦理批评。以叙事伦理批评视角阐释小说《立体几何》,乃立足于叙事策略,对叙述者表面叙述的信息确定性进行对照式阅读。确切地说,从小说的叙述人称与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时间三个角度来分析隐含作者对叙述者及其叙述内容的否定态度,以揭示小说蕴含的对男性霸权主义的伦理警示。     

隐含作者与品牌形象——基于文本理论与认知视角的分析

"隐含作者"本是一个文学概念,但该概念和文本阐释方法为人们呈现了无限广阔的阐释空间,可以将其延伸到其他叙述文本和叙述形式,任何符号文本的背后都有一个隐含作者。隐含作者也存在于品牌符号文本中,品牌形象就是品牌"隐含作者",是"代理作者"与"推论作者"的合二为一。而作为品牌文本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诉求对象,品牌社群是品牌的"隐含读者",直接影响着品牌"代理作者"与"推论作者"二者融合的程度,也决定着品牌形象的清晰度。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 --解读肖邦《黛西蕾的婴孩》的深层意义

学界倾向于对某一作者(尤其是其意识形态立场)形成某种固定的看法,这种定见构成一种阐释陷阱,影响对同一作者不同作品之间差异的认识,而这种差异往往是潜藏文本或深层意义的重要载体。由于对凯特·肖邦不同作品之间的差异性缺乏认识,西方学界将她的《黛西蕾的婴孩》解读为反奴隶制和父权制的作品。然而,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其潜藏文本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呈相反走向的种族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表层的种族政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置换了性别政治。若要挖掘作品的潜藏文本,我们不妨首先尽量抛开成见,对作品的叙事结构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判断这一作品本身的隐含作者,然后再考察隐含作者与历史语境中真实作者的关联以及同一作者笔下不同隐含作者之间的关联,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出现“批评的遗憾”。     

双层叙事下底层生活的真实——论雷蒙德·卡佛讲述式小说《肥》

雷蒙德·卡佛创作前期最具代表性的“讲述”式小说《肥》,运用讲述的方式间接表现了美国底层平民的艰难生活.在《肥》所构建的叙事世界中,文本双层结构的对比显现出叙述者“我”是作为不可靠叙述者而出现的.外视角与内视角间的视角转换则隐含着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心路历程,暗含了叙述者“我”对第二层结构的虚构.而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相互作用又阐发小说文本意蕴与卡佛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由此还原出第二层结构中隐瞒和虚构的生活真实.卡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底层生活的清醒认识,用小说揭示了“美国梦”背后底层平民的生活真实.他在小说中建构的双层结构既是一种叙事的修辞,又是一种对底层生活的真实讲述.     

《枭河桥记事》中的不可靠叙述阐释

短篇小说《枭河桥记事》之所以有着扑朔迷离的叙事效果,其中的第三人称不可靠叙述功不可没。文章从韦恩.布思有关不可靠叙述的原初概念出发,借助费伦有关不可靠叙述的三大轴（类型）理论主张,探讨《枭河桥记事》中第三人称不可靠叙述对读者和叙述者的间离作用,拨开不可靠叙述的叙述迷雾,找到文本中＂泄露天机＂的＂细节＂。文章分析《枭河桥记事》中第三人称叙述的不可靠性在事实/事件轴上的动态变化,阐释叙述者对隐含作者在价值/判断轴上的背离所带来的不可靠叙述而产生的反讽,揭示在知识/感知轴的不可靠叙述所蕴含的主题意义,体悟不可靠叙述在小说艺术表达中的张力。     

论生态批评的阐释功能——兼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不足

生态批评的阐释功能主要包括对文学文本内容的阐释和叙事形式的阐释两个方面。关于生态批评内容的阐释,批评家虽然要以生态意识重新观照中外文学经典,但更要关注的是立足中国现实写作的"生态文学";关于生态批评叙事阐释,应该认识到小说叙事形式本身也有其独特的意义,是"有意味的形式",应坚决反对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运用的"语言工具论"色彩,要更注重对小说叙事形式的打磨,以促进中国生态文学的健康发展。     

莫里森《上帝救救孩子》中的叙事判断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的收官之作《上帝救救孩子》以当代美国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黑人女性布赖德的成长历程。文章借助叙事判断理论,研究小说人物与读者对“虚假指控”这一核心事件所作出的阐释判断、伦理判断以及在此影响下读者作出的审美判断。这些判断一方面推动了小说叙事进程,另一方面使一系列社会问题得以揭露,从而彰显莫里森高超的叙事技巧、敏锐的历史认知能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