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的学术交流与思想差异

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都是地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学派。浙东与湖湘二学派在思想联系契合的同时,也有差异和思想冲突。浙东学派学术思想的最大特征为"尚事功""重史学"。湖湘学派最突出的思想特征是"经世致用"。胡安国重《春秋》,揭经世致用之旨,是"尚事功"和"重史学"的先声。浙东学派多人师从胡安国,或为胡安国的再传弟子,胡安国的思想内容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宏既注重在经史典籍中进行理论探索,又倡导经世实学,亦与浙东学派契合。湖湘学派在对待事功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相对辩证的态度,既重视内圣成德,也不忽略外在事功,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特征。相对而言,浙东学派重视事功,朱子学派强调内圣,湖湘学派则介于二者之间。湖湘学派与浙东学派的思想差异在义利王霸和道统说两个具体问题上得到突出体现。     

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综合研究的开创性著作──《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

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综合研究的开创性著作《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方如金等著。３０万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出版。责任编辑：张秀平。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多年内，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囿于截然对立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划分，对于浙东学派的...     

方苞史学思想与浙东学派——从解读方苞《万季野墓表》入手

《万季野墓表》一文通过"劝古文"和"嘱托史事"等内容,显示了万斯同作为一代史学巨匠对后辈的提携与看重,但是万斯同及浙东史学思想如何影响方苞的,目前尚不清晰。本文从分析《万季野墓表》入手,结合具体的文献资料,梳理方苞与万斯同的交往历程,论述浙东学派的发展脉络及其对方苞的影响,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方苞学术思想的史学背景。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

本文梳理了从朱熹到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有关"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浙东之学"的论述,着重讨论了"浙学"的内涵,并讨论了浙学的基本精神等问题.笔者认为,"浙学"有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浙学"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是指渊源于东汉、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即"大浙学",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延续至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与人文精神传统."大浙学"是狭义、中义"浙学"的外延,但其主流仍然是南宋以来的浙东经史之学."浙学"的基本精神是 "求实、批判、兼容、创新",而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则是浙学精神的典型体现.     

章学诚与浙东学派关系考辨

章学诚与浙东学派关系考辨暴鸿昌把章学诚纳入浙东学派，清末已有人肇其端。①其后章太炎、梁启超二大师皆倡率此说，名家之论，后人鲜有异辞。迄于今日，将章学诚目为浙东学派，似乎已成定论。近检《章学诚遗书》，疑义渐生，章氏学术一无浙东先哲之风范，二无其遗意，奈...     

论浙学、浙东学术、浙东史学浙东学派的概念嬗变

在这组概念中,"浙学"最早出现,但最迟为当代人所认知。"浙学"概念的嬗变,经历了两大阶段,一是宋代浙学,二是明代浙学。今日的"浙学",应理解为广义的浙江地区的学术文化,或浙江特色的学术传统。清以后,才开始出现以"浙东"为地域核心的学术术语。最早以"浙东"为地域核心的术语是"浙东学派"。接着是"浙东史学"与"浙东学术",均是18世纪的章学诚首先使用的。"学派"就是"学脉",强调的是学术发展的一脉相传性,而不是现代门户意义上的派别。必须从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二分角度,讨论浙学、浙东学术、浙东学派诸问题。它应是一个认知意义上的谱系建构问题,建构是记忆的重新组合,组合的标准与方式,是由建构者当下的语境与目的所决定的。     

论孔子为学路径的发生——基于朱熹的《论语集注》视角

朱熹的《论语集注》从义理上分析了孔子的为学思想,突出了孔子的"为己之学",并表现出其为学的切己性和实践性特征。本文基于朱熹对《论语》从性论和工夫论的解释,分为学源起及依据、为学特征及要求和为学境界三部分论证孔子的为学思想,体现了其为学思想中的主体性意识,以及其"下学而上达"的夙愿。     

黄式三、黄以周与浙东学派的关系及其传衍

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是清代后期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他们既对黄宗羲确立的浙东学派传统有所继承,又对浙东学派固有的研究范围、成就有所拓展与光大,更对浙东学派在区域外的播迁与发展有所建树.他们倡导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学风,对晚清和民国学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当代江南礼学有一支发脉于黄以周的重要研究力量,遂使浙东学派学统不坠,延续至今,仍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流派.     

吕祖谦上溯十世考述

东莱先生吕祖谦在学术史上与朱熹堪为伯仲,先世为中原望族,家学渊源.其承继祖脉,弘扬光大,为浙东学派之中坚,金华学派之鼻祖.本文由其本身而上溯十世,考究其先世源流.     

"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

乾嘉时期,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翁方纲虽生值此时,但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 他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为了防止宋学易流于空虚的弊端,他又讲求训诂考据,主张以 考据来补宋学之空疏。这成为当时理学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 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     

“警角之声”与“华亭鹤唳”——论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之关系

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江东名胄"的家族记忆,还是"亡国之余"的角色认同,都与吴地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陆氏家族"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的价值分流中,陆机试图构筑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以先"仕"后"隐"的价值次序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重振家声的家族责任感使得陆机不能终老华亭,另一方面,在他入洛之后尽管怀土思乡却又不肯还吴。当洛阳仕进的"警角之声"无法催其前行时,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成为陆机最为留恋的人生光影。     

《新五代史》的理性与价值

《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主要在于其理性和价值。欧阳修对《周易》和《春秋》的认识分别体现为《新五代史》的理性和价值,这种《周易》易理和《春秋》大义的结合,使理性通过价值具有道的正义性,而价值通过理性体现为至上性,二者关系是理性决定价值。《新五代史》理性和价值在学术上的纵横维度表明,其虽具有宋学的特征,但与理学尚存一定距离。     

江藩学术思想倾向再审视

传统观点认为江藩学术思想为褒汉抑宋,实则不然。江藩学术思想不仅仅得益于汉学,同时也较多地吸收了宋学,宋学对江藩学术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江藩所著《宋学渊源记》一书,恰好体现出江藩的学术思想倾向不是褒汉抑宋,而是汉宋兼采。他的思想与当时学术潮流有内在逻辑关联,顺应了当时学术发展的趋势。     

尊重学术事实是维护学风的基础——回应《一篇学风不端的博士论文》

刘方的博士论文,在问题意识、研究视角、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方面,与马东瑶的文章完全不同.所谓马文的结论,事实上一方面是对于唐宋洛阳文学史和政治史的一些基本史事和学术界共识的概述,另一方面是对于他人著作观点的回应,本身并没有形成新的学术观点.由于谭同学对于学术论著的理解能力和对于相关研究领域学术界已有成果、基本共识等等方面所知有限,而导致将马文中的两段文字,视为马文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结论,并且由此为基础,推论刘方的博士论文的相应表述文字是“照抄了马著的结论”,完全是谭文基于误读基础上的误解,其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海外之变体:明清时期崇明盐场兴废与区域发展

自南宋时期崇明天赐盐场成立起,官方的兴趣就不全放在其盐业生产的控制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宽松度和随意性,之后该场几经兴废,虽与崇明沙洲发育不稳定不无关系,但也是为了在两淮和两浙盐区之间制造一个缉拿私盐的"缓冲地带"。入清以后,官方曾针对缉盐做过诸多数目字管理的尝试,但终不免功亏一篑,过于宽松的氛围往往成为严格制度的致命"黑洞"。     

论钱穆的人文主义历史存续观

钱穆对人文主义有系统的学术观建构,并以其生命实践印证着自己对人文主义的独特理解。在钱穆的人文主义思想构成中,"存"与"续"的意识由传统文化层面的信仰、伦理和知性自觉,辩证地贯穿于日常的生命实践活动之中。这使得钱穆的人文主义显示出迥异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品格:它不是以发掘个人感性、理性的价值驱力及公共性文明机制为其思想原创的基点,而是力求使个体与社会在纳入一种文化的统绪中,实现文明的价值增殖和外延扩张。钱穆的人文主义是超越学术个性的历史主义与超越历史境遇的生命哲学的统一,是博大淳厚的民族精神与个体生命实践的统一。这种人文主义在内涵上具有较鲜明的儒学人文主义特质,但在内在机理上,它超越了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观念,而呈现为面对另外空间视域而求取文化"存续"的人文主义。     

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就目前所见,"边疆学"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用之"边疆学",是该词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出现的最早记录。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年3月至6月,杨成志先生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首次建议在我国高校设置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建成一个学科,但未获批准。顾先生的"边疆学"概念与杨先生的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点之一是都与外患紧迫密切相关。不过,时人对"边疆学"一词兴趣不大,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是"边政学","边疆学"一词于是长期淡出了国人的视野。     

“礼”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

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提出了著名的"范式"理论,认为范式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认识世界的框架和价值标准,是集信念、理论、技术、价值等为一体的一个范畴。"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表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周公"制礼作乐"到清王朝终结,"礼"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礼的"范式"。     

"长生殿"考辨

"七月七日长生殿"的"长生殿"是否指骊山所建"长生殿",骊山所建"长生殿"为专用神殿还是李、杨在华清宫的寝所,"长生殿"是李、杨寝所的专用名称还是唐时"寝殿"通称,存在较大争议,今<长恨歌>选本不少注为骊山所建"长生殿".考相关资料,骊山当时确建有"长生殿",但此"长生殿"极不可能为李、杨寝殿.据两唐书、<资治通鉴·唐记>等统计分析,唐时"长生殿"应为尊者、逝者"寝殿"通称,有颂祝、祈祥之意.<长恨歌>当是借用了唐时尊者、逝者寝殿可称为"长生殿"的流俗,以"长生"暗示两情长久的强烈愿望,并以"长生"愿望终遭无情毁坏,构成强烈的悲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