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佚文一则

方苞(1648 ～ 1749),桐城派三祖之一,一生创作宏富.其作品集版本较多,其中以清咸丰元年桐城戴均衡辑刊的《方望溪先生全集》较他本远为完备,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刘季高先生校点的《方苞集》即以此本为底本.因方苞作品生前散佚较多,戴本多有失收,故后出现了两种辑佚本,分别是民国21年(1932)藏园傅增湘乌丝栏钞本《方灵(皋)先生佚文》和1990年黄山书社出版的徐天祥、陈蕾两先生点校的《方望溪遗集》,二本爬罗剔抉,厥功甚伟.然挂万漏一,在所难免.近来笔者在翻检文献时,意外从清人李桓所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八○中辑得方苞墓表一篇,为诸本所未收.今辑录如下,粗为标点,以供研究者参考.     

方苞与颜李学派

本文试图从方苞与颜元、李塨学派的关系这一角度,对方苞思想的研究作出一点补叙,以期对方苞的思想有更全面的了解。颜元(1635——1704),是清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我国十七世纪早期启蒙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当程朱理学灸手可热,被清朝统治者奉为儒学正宗的清初之世,颜     

方苞“绝意不为诗”之辩及其诗论

方苞以古文名扬天下,世人皆言其不作诗,他自己亦多次提及自儿时即"绝意不为诗"。方苞"绝意不为诗"的根本原因是其父力戒方苞为诗。另外,相较于文而言,方苞诗才确实有限,诗作受到友人批评,他自己也意识到诗歌之难为。但事实上,方苞并非真的与诗歌绝缘,他时常写诗,只是少有留存而已,其从弟方世举的诗集中曾提及方苞作诗,足以明证。他有大量诗序,可见其诗歌观念。     

方苞的文论思想及其散文创作特色

方苞作为桐城派的创始人,一生注重名节,身怀天下之志,主张经世致用,体察下情,关注民生,这些对桐城派中后期代表作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也是桐城派之所以能绵延几百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方苞＂义法＂说的文论思想,为桐城派文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影响久远。方苞的散文创作实践,是以他自己创立的文论思想为指导,体现出文章布局结构严谨,创作内容讲究取材的多样性和典型性。其散文创作特色,主要表现为叙事简洁传神,说理透彻新颖,语言质朴雅洁,写人生动形象。因此,从方苞的创作实践来看,他也堪称为桐城文派之正宗与楷模,为后世桐城派作家树立了典范。     

全祖望在清代史学上的贡献

全祖望 (1705-1755年) 是上承黃宗羲、万斯同,下启章学誠、邵晋涵的清代史学上的一个重要史学家。黃、万处明清之交,于宗社之变,深含隐痛,治史寄其故国之思,以一代文献自任,为清代浙东史学开山。祖望生稍后,承其遺緒,尽力地方文献,     

南宋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的学术交流与思想差异

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都是地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学派。浙东与湖湘二学派在思想联系契合的同时,也有差异和思想冲突。浙东学派学术思想的最大特征为"尚事功""重史学"。湖湘学派最突出的思想特征是"经世致用"。胡安国重《春秋》,揭经世致用之旨,是"尚事功"和"重史学"的先声。浙东学派多人师从胡安国,或为胡安国的再传弟子,胡安国的思想内容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宏既注重在经史典籍中进行理论探索,又倡导经世实学,亦与浙东学派契合。湖湘学派在对待事功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相对辩证的态度,既重视内圣成德,也不忽略外在事功,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特征。相对而言,浙东学派重视事功,朱子学派强调内圣,湖湘学派则介于二者之间。湖湘学派与浙东学派的思想差异在义利王霸和道统说两个具体问题上得到突出体现。     

方苞父亲方逸巢与曹寅交往考

桐城派鼻祖方苞的父亲方仲舒,字南董,号逸巢,与比自己小二十岁的曹寅是朋友。两人的交往史料(诗、赋、辞等),在曹寅《楝亭集》中有六七处,以前未引起学界的注意。本文根据方苞、方逸巢的有关文献,对该资料尝试作了笺释,内容涉及:方逸巢舅舅马秋竹作为曹家的私塾先生,与曹玺、曹寅父子的交往;方逸巢本人对曹寅的评价,以及曹寅对于其弟弟的关照;方逸巢手臂害疮、好酒的细节,及曹寅对方逸巢的关心;曹寅春送方逸巢两只酒杯,并写铭、辞相送的情景;生活困难的方逸巢送年货给曹寅,感谢其送酒杯,等等。两人有诗文为凭的交往史,跨度为十五年,是研究曹寅和方逸巢以及桐城派的重要史料。     

简论方苞的“雅洁”

雅洁,是桐城派对于散文语言的要求,也是他们在创作中努力追求的目标。桐城派文家最先提出“雅洁”的是方苞。他说:“震川之文……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书归震川文集后》)     

论方苞的古文“雅洁”说

方苞的古文“雅洁”说是“义法”说的重要补充,其内涵不限于文字方面,更涉及在内容上对义理的讲求和创作上的审美风格取向,是方苞推尊古文文体的重要理论支柱,对于古文的重新确立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邵晋涵与《史记辑评》

邵晋涵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后起之秀,也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史学家。他在明代邓以讚《史记辑评》本的基础上,著成《史记辑评》,形成了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故国之思与信史精神——万斯同、温睿临与《南疆逸史》的编纂

万斯同和温睿临同为清初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史学家,二人交谊笃厚,互相推重.万斯同以二十余年之辛劳,为官修<明史>作出卓越贡献,他以务存信史、别识心裁作为修史的指导思想,在史料上强调广采和别择,在体例和文字表述上务求严谨、精审,尤其关心保存南明史的记载.温睿临的<南疆逸史>是在万斯同的鼓励与帮助下完成的,此书在修史格局上苦心经营,以"纪略"起到"本纪"的作用,与清朝官方"深没南明"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在列传的撰写和编排上,突出忠臣义士的功绩,对抗清活动记载颇详.足见万斯同的故国之思和信史精神,均在<南疆逸史>中得到成功体现,这部佳作的撰成是万、温两位史家深厚友谊的见证和爱国思想的结晶.     

经学范式与文化转型——近代中国佛学学派的兴起

"近现代佛学复兴"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承载者是以"新学家"为主体的知识阶层,不过,这些知识精英对各派佛学义理的选择,却又各有其不尽相同的倾向和侧重,导致这种学派分野的重要原因应在于他们早期所受到今、古文或宋学之传统儒家经师的方法训练,而形塑的相异的方法论与价值取向,若章太炎宗古文经学,康有为、谭嗣同则归属于今文经学,稍后的"第一代新儒家"马一浮、熊十力们则属宋学派,这决定了他们对于佛学不同派别义理的抉择。他们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抱持着从佛学中探寻真理和知识的历史使命感,因此也避免了传统宗派佛教的种种制度化之思想桎梏,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佛学学派的兴起可以理解为向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学派形态的归复。     

宋琬墓志考

宋琬病逝后,其学生王熙曾为其撰写墓志铭,详述宋琬生平事迹。新发现的这块由王熙之子王景曾撰写的墓志,着重描述了宋琬死后家庭状况的演变,补充了第一块墓志所没有的内容,通过对新墓志的考证,纠正了历史文献中的错误,增加了新的史料内容。     

谭嗣同《仁学》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谭嗣同的<仁学>是晚清少见的有着一定体系、熔铸中西思想于一治的哲学著作.通过对国内学者在<仁学>的思想渊源、思想内容和影响及评价三方面研究状况进行综述后,发现还需要以新的方法和视角对<仁学>进行综合性研究.<仁学>中的宗教因素、思想矛盾等许多问题还需要继续探索.     

论直系军阀中的曹锟、吴佩孚集团

直系军阀研究在北洋军阀三大派系研究中相对比较薄弱,而对直系曹、吴集团专题更是鲜有研究。曹、吴集团是如何形成的,它和皖系、奉系两个军阀集团相比具有那些特点,本文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对此进行了探索。     

孔广森与何休的经学之异

孔广森被有的学者视为清代第一位有《公羊》学著述的人物,但他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与何休的《公羊》学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之异就在于孔广森否定何休的王鲁说,自立三科九旨,没有对《公羊》学微言的阐发,只有《公羊》书法、大义的发明,从而使孔广森的经学著作虽以《公羊》命名,却对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推进。然而,孔广森的经学还是有其新内容,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谭嗣同与近代佛教思想的变迁

佛教在中国近代的发展中逐渐发生了转变,谭嗣同等将消极、避世、涅磐的佛教哲学阐释成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蔑视黑暗现实、奋不顾身、不计功利、“勇猛精进”、和“大无畏”的富有战斗性的思想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了趋新之士大夫,摇撼了统治意识形态,鼓荡了仁人献身、志士奋笔的时代氛围,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谭嗣同对佛教思想的阐释也是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一个来源。     

历史语境、性别政治与文本研究——对当代“女性文学史”写作格局的反思

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成潮流.现有的"女性文学史"版本从纵向来说.没有处理好立足于当下立场的女性"问题意识"与进入"历史现场"的文学史把握方式之间的关系;从横向来说,没有处理好"性别"这一核心概念与文学特有的叙事形态的关系.因此,现有女性文学史的写作格局需要重新设置.首先要调整写作立场,将"性别"问题与历史/文学史语境相结合,重新确立"女性"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其次要明确写作规范,将性别立场与文学的叙事特点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文本批评的作用.这样,性别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有效的交叉与互动,才能使得女性文学史真正确立起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穷而后工”的源起

“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自欧阳修首次提出以来，已得到后世诸多文学批评家的充分关注。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具体分析文本，结合时代背景和具体语境，分析“穷而后工”的源起并提出个人见解。     

孙权攻陷皖城献疑

《三国志.吴主传》中有关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吴主孙权亲自带兵攻下汉魏重镇皖城和建安十四年（209年）汉魏＂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的记载有误。孙氏占据皖城是从建安四年（199年）八月开始,孙策乘袁术署任的庐江太守刘勋不备,袭取了庐江郡治皖城。以后皖城一直为孙吴所占据,直至西晋咸宁四年（278年）方失守。因此,汉魏＂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的提法也不能成立。《三国志》出现皖城陈述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对＂屯皖＂理解有误。不能把＂屯皖＂理解为军队驻扎在皖城,如果朱光占领了皖城及附近地区,这一地区就不应再叫庐江郡,因为汉魏已设置了一个庐江郡治寿春。这说明对皖城正确的理解应是在皖城地区屯垦。214年孙权所攻打的皖城,就是朱光南下军团的总部,这一地名和皖有一定的联系,逐渐被人淡忘,讹传为皖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