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蜀学略》辨正

《宋元学案》附录的《苏氏蜀学略》是清代学者全祖望补撰的。他违背了黄宗羲原著的宗旨,又依照理学宗传拟定苏氏蜀学的学术渊源,并以为蜀学出于"纵横之学"而"杂于禅";这些都是极不恰当和非常片面的。然而若将今本《宋元学案》视为宋元学术思想史,而不仅仅是理学宗传史,则它又具很丰富的学术思想史料的价值。《蜀学略》是第一次将蜀学上升到学术史的高度,这对晚清以来将蜀学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的复兴,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论陶渊明的《闲情赋》

(一 )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指出 :“白璧微瑕 ,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风一’者 ,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 ,亡是可也。”从这句话可以看出 ,他对陶渊明的《闲情赋》给予相当低的评价。他的评价来源于讽谏的概念。北宋的文学家苏东坡批评萧统的评价说 :“渊明《闲情赋》 ,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 ,与屈、宋所陈何异。而 (萧 )统乃讥之。此乃小儿作解事者。”他认为《闲情赋》有国风般的内容 ,和屈原、宋玉的辞赋一样有价值。从表面上来看 ,萧统和苏东坡的评价颇有距离。但 ,苏轼也未抛弃讽谏…     

宋代书院与宋代蜀学

就学术思想而言,宋代蜀学经历了以苏氏蜀学为主转为以洛学为主的局面.蜀学的这种变化转型,与书院有密切关系.苏氏蜀学诸儒不如洛学诸儒重视书院教育,是苏学逐渐衰隐的原因之一.而张栻之学及其通过书院返传回蜀、魏了翁所进行的书院教育,又使洛学大举深入四川,从而促成了洛学取代苏氏蜀学.     

东坡与道教

蜀学和理学,是北宋两个对立的哲学学派,苏轼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举起反理学斗争旗帜的思想家。因此,程朱及以后历代理学家都曾对苏轼哲学横加指责。其中最主要的一条罪状,就是斥苏轼哲学为释老之学。朱熹著《杂学辨》,以《苏氏易传》为杂学之首,不惜笔墨,逐条指陈其溺于释老之处。其一日:苏轼在解释“道”这一范畴时,“不知道之所     

苏东坡与江苏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走完了六十六年生命轨迹的苏东坡,这位北宋文坛巨星在常州陨落了。出生于四川眉山,与其父洵、弟辙并称“三苏”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的苏轼,为什么不叶落归根而客死常州呢?苏东坡与宋之淮东遭、今之江苏结下了怎样的不解之缘,又留给后人那些不解之谜呢?作者根据《苏氏族谱》中《东坡公年谱》的有关记载,并对苏东坡做过太守的徐州、扬州和客死地常州,进行了寻踪考古,写成此文,为揭开苏东坡与江苏之谜,抛一块引玉之砖。     

苏东坡家谱与发现始末

北宋一代名臣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近来苏东坡研究者对他的先人何人,后人安在,宗祠何处,家谱何存?知者甚少,或者完全不知。作者系苏东坡嫡系三十世孙,去年秋天发现苏东坡家谱——《苏氏族谱》一部,今年春天一家晚报报道发现的另一部只有它的前谱,基本文史资料是一致的。对揭开苏东坡先人、后人,宗祠、族谱之谜,提供了最可靠的证据。现将去年秋天发现的这部苏东坡家谱及发现始末简述如下,供苏东坡研究者们参考。     

试论徐志摩诗的思想线索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他喜好一位朋友对他的评语:“感情之浮”、“思想之杂”。(见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他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落叶》)思想复杂,并非杂乱无章。本文所探讨的,正是徐志摩诗的思想线索。     

试论嵇康的哲学思想

嵇康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托好老庄”(《幽愤诗》),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臣源绝交一书》)但嵇康既没有象何晏、王弼等人那样去继承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把精神性的“无”看作世界的本原,也没有如有些同志所认为的把物质性的“气”作为产生天地万物的基础。在嵇康看来,“何为其无有哉?”     

苏洵史论文的儒学底色

三苏父子是宋代蜀学思想的领军人物,苏洵作为苏轼、苏辙的父亲,在宋代蜀学的形成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人考察苏氏父子的创作多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苏轼,而于苏洵、苏辙略有缺憾。作为忧乐为天下的北宋士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一员,苏洵的文学创作深染时代风气。特别是他的史论文创作秉承“其义一,其体二”的原则,将道统与政统的追索贯彻于史论中,成为影响苏轼、苏辙史论文创作的思想前导。故以苏洵史论文的宋学色彩作为探究,对全面理解三苏蜀学思想和两宋史论文的发展将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     

《画品》与《诗品》——钟嵘“诗品”探源

我国古来“画意”和“诗情”是相通的.苏东坡就说过:“味摩诘(王维)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史鉴类编》也说,“王维诗中有画”,“百啭流莺,宫商迭奏.”这是由于他善于了解和把握自然景色的独特新奇,所以把它融会灌注入诗篇之中.     

曾国藩与理学、经世之学略论

曾国藩以理学信徒自我标榜,宣称“一宗宋儒”(《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御制碑文》: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但他又同时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李元度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四)。对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今人论及较多,对其经世思想则谈得甚少。有的同志更断然否认曾国藩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联系,否认他有经世思想的存在,说曾国藩“成年累月研究的是天理、人性、三纲五常、‘主静’、‘静坐’、格物致知”(董蔡时《左     

关于《文选郭璞游仙诗李善注笺疏》的说明

郭璞是晋时南渡之际的重要文学家、学者、诗人。关于他的诗作,钟嵘《诗品序》称其“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诗品》卷中又说他:“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按指李充《翰林论》)以为诗首。”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也说:“景纯艳逸,足冠中兴”。而郭璞诗作的代表,当首推《游仙诗》。     

驳“孟子‘僻违无类’”说

在我国思想史上,先秦思想家荀子曾经说子思、孟子“僻违无类”,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例如侯外庐等所著《中国思想通史》就明确提出了孟子在逻辑上使用的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比附方法,“在这种方法里,虽然貌似‘类比’……,而实则全然为一种‘无故’、‘乱类’的恣意推论”;认为荀子说思孟“僻违而无类”,“此‘无类’二字,确足以概括思孟学派逻辑思想的特征”(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中国思想通史》第     

报章政论体的开拓者王韬

王韬(1828—1897),初名利宾,字兰卿,号仲弢,别号弢园老人。江苏长洲(今吴县)人。王韬是中国近代史最早提出“变法自强”的少数有识者之一。比康有为、梁启超要早上十年,是近代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同时,王韬也是一位文学家,写了不少文言短篇小说和散文。在散文领域,他最值得称道的成就是,开拓了报章政论体。他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张政论报。王韬自任《循环日报》总司事,主持报务,并且发表了为数众多的“社说”(即“社论”)。其中,《变法》(上、中、下)、     

论权近的尊周事大思想及其使行诗

权近作为丽末鲜初的性理学巨擘,受《春秋》尊周思想和华夷观念影响很深。因为理学思想格外重视“三纲”,而其中君臣关系尤为关键。他认为以“中国”为正统,接受其册封,奉中国之正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宗藩观念和事大服从思想,在权近的《奉使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权近在使途中所写的诗篇,很多都表达出这种尊周崇明的思想观念及“如今四海为一家。迩遐同体”共享“太平盛世”的喜悦。这种主题在权近的使行诗里出现的频率较高,其比例也较大。这种现象足以证明他奉命出使明朝京师基本的思想原则、主导理念以及其纪行文学创作主题的选择准绳,都遵循了尊明事大、崇慕华夏文明这一基本基调。     

苏轼创作艺术论述略

苏轼(1036——1101)生活在北宋时期,在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有多方面杰出的成就,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首先是个散文大家;他又是个大诗人,继唐诗之后,使宋诗具有划时代的新面貌;他又是北宋的大词人,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派的创始人。同时,他又是大书法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苏黄米蔡”四大家;他又是个绘画家,成为文同“文湖州竹派”的一位重要人物。因此,苏轼的文学艺术创作理论十分丰富,散见于《苏东坡全集》及其他有关书籍,有待于我们发掘、研究,使它放射出应有的光辉。在北宋时期,当时文化界形成了三种性质不同的派别:一为“文章之学”,一为“训诂之学”,一为“儒者之学”。①苏轼是个文学家,     

论龚自珍伦理思想的近代意义

龚自珍(1792—1841)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自称平生功业在于“但开风气不为师”(《巳亥杂诗》),梁启超亦称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认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清代学术概论》)。本文拟探讨一下龚氏伦理思想的近代意义问题。     

一幅反映平安时代王朝贵族衰亡的艺术画卷——试谈《源氏物语》的思想內容

《源氏物浯》是在日本古典文学中最有代表意义的艺术杰作,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它在日本古典文学中著称为艺术的高峰。室町时代的文学家一条兼良在《花鸟余情》一书中,说:“我国的珍宝中,没有一个超过《源氏物语))的”;江户时代著名的文学家本居宣长在《玉之小栉》一文中,说:“此类物语书中,唯有这部物语(指源氏物语),特为优异,独出心裁,大概空前绝后,无与伦比。”这种说法,未必恰当,然而,它却反映出对这部巨作的历史评价。《源氏物语》出于1001～1016年期间,比欧洲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十日谈》(1354)还早三百年。就在这个时期,如此规模宏大,内容深刻,形象生动的艺术作品,经一位女作家之手创作出来,实为令人钦佩。《源氏物语》问世以来,有不少评论家、文学研究家发表过许多评论文章和研究论文,作过不少考证,探讨过作品的重大艺术价值。有的站在儒教的立场上说,它表现了“劝善惩恶”的思想;有的从佛教的观点出发,强调“宿世”观念;有的说,它描写的是“贵族青年的恋爱”,“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之事”,甚至有的说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奸通”等等。总不能脱离普遍的“人性”、抽象的伦理道德原则以至宗教的教义。     

对宋元人关于《二十四诗品》记载的诠证

苏轼说“唐末司空图……盖息列其诗之有得于字之表二十四韵。”元好问说“《诗评》《诗品》《诗说》《诗式》亦不可胜读。”据此可证,苏氏、元氏读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揭斯“唐末司空图教人学诗”云云,亦多侧面表明揭氏读过《二十四诗品》。     

谈谈李清照词的评价问题

对于李清照词的评价,建国以后有过几次反复。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几种文学史,把李词说成是“哀怨颓废”、“悲观绝望”,划入“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的逆流”,显然是由于受了“左”的思想的影响。这种不公正的评价,已经为人们所抛弃。大家公认,李清照是宋代一位优秀的词人,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女文学家。但是以后又出现了一种偏向,就是对李词的艺术成就,以及她在词史上的地位评价过高。如王仲闻先生《李清照集校注·后记》说,李清照“较之柳永、周邦彦,固然远在他们的上面,就比较南北宋其他大词人,也不见得有多少逊色”。又说:“李清照……使婉约派发展到了最高峰,从此也没有人能够继续下去。”又说:“清照词影响所及,竟下至本世纪初。”也有同志说:“李清照所开创的‘易安体’继往开来,集婉约派之大成。”(李玉铭《论李清照的婉约派词风》,《文艺论丛》十二辑)或曰:“她流传下来的词只有四十五首,却荟萃了词学的全部精华。”(黄墨谷《李清照评论》,载《重辑李清照集》)这些评价,我认为不尽妥当。下面谈几点粗浅看法,就正于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