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地位与作用

现代司法理念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理念总是强调裁判权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独立性,强调法官在刑事司法正义输出中的绝对地位和作用,弱化或者忽视检察官的地位与作用。但从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体制中的角色以及中国现实的检察制度等方面考察,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和法院的裁判权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刑事司法正义是法官和检察官司法共治的结果。     

论解决刑事错案的长效机制

错案形成的原因主要是落后的刑事司法理念和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强化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完善诉讼制度,改善司法环境,加大理论研究指导和创新力度,建立长效机制,是避免冤错案件发生的必由之路。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倡导与研究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在评价西方刑事和解制度、反思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其理论基础———恢复性司法,旨在弥补传统刑事司法的缺陷,形成传统刑事司法与恢复性司法之间相辅相成的流动关系进而使刑事司法制度更能有效地吸纳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纠纷与无序。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既体现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理念,又体现出不起诉制度的司法特点,对于保护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我国刑事和解的现状与发展

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借鉴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新方案而进行的司法改革措施，它体现了人类社会治理犯罪理念的更新与进步。我国法律允许刑事自诉案件当事人自行和解，而刑事和解在我国公诉案件范围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而注定了其被刑事司法机关所否定、排斥的命运。由于刑事司法的工具论与刑事司法功能的单一化，导致我国立法存在严重不足，应当借鉴国外恢复性司法的新举措，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恢复性司法理论对中国刑诉改革的可能意义

作为西方国家新近兴起的一种刑事思潮,恢复性司法对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带来了日益明显的影响,不仅成为当下我国刑事法学研究的热点,而且一些司法机关也正在推行可视为其本土化形态的刑事和解制度.不过,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定位与运行都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传统刑事司法的一种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恢复性司法具有法理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因此,我国应当也能够借鉴和吸收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完善刑事和解制度,推动刑事诉讼改革的顺利进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中国刑事司法

中国现阶段强调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一政策要求刑事司法秉承保障人权、和谐司法的理念,遵循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和正当程序原则,正确运用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各项制度,妥善进行刑事司法制度创新之尝试,大力改进刑事司法工作机制。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司法人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质疑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减轻诉累,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司法判决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但由于我国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附带民事诉讼与现代司法理念产生冲突,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冲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实践价值受到质疑,最终应将该制度取消。     

完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相对不起诉制度

相对不起诉制度是检察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重要体现。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相对不起诉制度范围的规定过于狭窄,加之暂缓起诉制度的缺失,给检察机关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不能满足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刑事司法工作的需要,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我们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完善相对不起诉制度。     

辩护职能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研究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是建设和谐司法的重要指导思想。但目前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研究多侧重于政策解读和制度建设,而在司法实务方面则又多从检、法职能出发,忽略了诉讼三大功能之一的辩护职能。本文从内涵界定、制度设计、功能冲突、职能缺失等方面分析了辩护职能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存在的障碍,并就如何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发挥辩护职能的作用提出制度保障、坚持的原则、司法理念、完善制度、加强协调等方面的对策。     

刑事追诉理念的转变与恢复性司法

作为一种新型的利益争端解决机制,恢复性司法必与传统的刑事司法理念和刑事诉讼制度产生冲突.正在演进中的国家追诉理念与制度,应该改变先前垄断刑罚权的局面,适时作出修正,以应对恢复性司法的到来.如何构建恢复性司法模式,"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制度是其理性的选择.     

企业国有资产刑事司法保护程序启动机制研究

由于国家所有权主体的虚位性质和启动诉讼程序的直接利害原则,企业国有资产刑事司法保护程序启动机制存在欠缺,导致企业国有资产刑事司法保护陷于困境.反思我国司法管理模式,也许借鉴公益诉讼理念进行程序启动机制创新是走出这种困境的可能出路.针对国家所有权的主体虚位性质和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模式,只有突破传统诉讼模式和制度局限、建构刑事司法保护程序启动机制才能适应企业国有资产刑事司法保护的现实需要.     

浅析刑事不起诉制度的功能

不起诉制度是在世界各主要国家被充分运用和大量研究的一项重要刑事诉讼制度，诞生于控审分离原则和现代公诉制度产生以后，因其在实现保障人权、诉讼经济、维护公正等方面的重要价值而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平和、文明执法理念教育的铺开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大力提倡，刑事不起诉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得到了不断凸显。本文试图从程序分流、保障涉案当事人合法权益、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三方面简要阐述刑事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功能。     

环境刑事违法的恢复性司法研究

环境伦理的发展和地球环境的恶化,为环境刑事违法的惩治提供了坚实的道德基础,提出了迫切的现实诉求。恢复性司法的价值理念与制度设计对于以恢复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利益平衡与和谐关系为目的的环境刑事违法的惩治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在恢复性司法与环境刑事违法惩治的理论互恰基础上,探讨环境刑事违法惩治中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与制度建构具有理论可能性和现实迫切性。     

刑事审级制度的现实挑战与应对转型——基于当下刑事司法改革的思考

中国实行四级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这种审级制度设置源于法律移植、历史传统、地缘环境以及认知理念等因素的考量。但是当下正在积极推行试点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强烈冲击了司法裁判生效过程的一元化特征,并对各级刑事审判机关的职能划分提出了挑战,进而影响刑事审级制度的设置。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司法改革的推进,中国刑事审级制度的设置应当进行调整,实现司法裁判生效过程的多元化,并重塑各级刑事审判机关的职能划分。     

恢复性司法引入问题研究

国内对恢复性司法制度及其理念,尚存有各种不同观点。同时,我国学者目前对该项制度的理解本身存在着认为恢复性司法是个人权利对国家公权的挑战、恢复性司法的目的仅在于将社会秩序恢复到犯罪行为发生以前的状态、强调恢复性司法就意味着排斥刑事司法裁判权等误区。出于对刑事被害人利益保护、对犯罪人有利改造以及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之考虑,我国迫切需要引入恢复性司法制度,以解决传统刑事司法的弊端与无奈。恢复性司法以犯罪人和被害人为中心,以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为目的,其制度应与现行刑事司法制度并行,亦应通过立法予以规范。     

论刑事羁押的程序化--关于改革我国刑事羁押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羁押制度的失范使刑事诉讼的正当性饱受怀疑和抨击.比较分析中外刑事羁押的制度理念、制度原理和制度操作,可知我国刑事羁押制度失范的根源在于其反程序的制度化设计,从而缺乏必要的自我反省能力.在吸收西方国家刑事羁押制度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通过羁押决定的司法授权和羁押的司法审查,以及通过对被羁押人参与权的保障来完善羁押制度的正当性,可以作为相关制度改革的一条新思路.     

外国刑事再审制度初探

再审制度是为纠正司法错误以及维护司法公正与权威而对终审裁判进行再次审理的一种特殊救济程序。世界各国对刑事再审制度的规定,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各个国家对刑事再审制度的立法理念和法律设计的偏重。掌握和探讨不同国家的刑事再审制度的特点,可以为有效的、更好的设计我国刑事再审程序提供借鉴。     

我国刑事和解的内涵界定

一、我国的刑事和解不是西方舶来品 对于在我国兴起的刑事和解,有学者指出,"时下我国刑事和解的兴起,固然与借鉴西方的司法和解理念、制度如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等有关系,但刑事和解的兴起主要不是西方经验,而是东方经验."还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的刑事司法改革实验,刑事和解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家们倡导下的产物,而是各地公检法机关进行的制度探索."笔者赞同这种说法,从我国刑事和解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的使用过程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和解是司法实践中的轻伤害案件的处理方式上的改革,而不是西方舶来品.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由于司法理念偏差导致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使这项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实现立法目的。本文从立法理念出发,对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进行反思,通过借鉴别国先进的立法技术,以期对现行制度的改革找到出路,逐渐由现行的附带式向平行式转变,以便更有利地打击犯罪和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利益。     

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优化

近年来,企业合规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前对于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探讨,呈现出研究视角片面化、碎片化的固有局限,亟需以更具整体性特征的预防性司法理念为视角,对制度运行的理论基础进行理性追问,剖析面临的多维困境。基于预防性司法理念所蕴含的社会本位和事前积极预防特征,刑事立法与司法当以制度本体的合规化再造为要旨,在适用范围上祛除涉企案件类型限制,在考验期限上延长合规建设时间跨度,在监控主体上构建合规协同监控体系。同时,以内生议题的统筹性安排为依托,助推刑事司法理念的范式更迭,发挥刑事激励机制的实然功用,明定不同程序之间的顺畅衔接,从而构建出中国式企业犯罪治理模式的基本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