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功能机制研究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一定途径来行使自身权利、表达利益诉求,进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行动过程.社会组织通过自主行动来表达公民的利益诉求,为公民参与管理社会事务、分担政府转移的职能提供了机遇,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政府对社会组织活动的规制、社会组织本身的类型与性质等,都会影响社会组织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作用效果.政府需要对社会组织进行扶持与规范,以有效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政府治理中公民网络参与的路径选择

公民网络参与作为公民参与的一种新方式,以其独特的优势在政府治理中凸显出降低政治参与成本,优化政治监督环境,促进利益表达整合等价值和意义,但又因互联网自身的特点使公民网络参与在政府治理创新中产生出诸如不均衡参与、非理性化参与和非规范性发展等不可避免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从培育参与主体、完善技术机制和加强法制建设这三个视角去寻求政府治理创新中公民网络参与提升的对策和思路,从而开辟公民网络参与的新路径.     

环境群体事件危机管理:发生机制及干预对策

诸多案例表明,环境群体事件是公民受到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利益侵害且正式利益表达途径受阻时所激发的一种非理性的集体利益表达活动,其参与者的个体行为选择可从制度经济学者奥斯特罗姆由的长期存续公共池塘资源个体行为选择理论得到解释。而其发生逻辑则符合“个体因环境污染受到巨大的利益损害——正式利益表达无效——诱发群体事件”这一诱发机制,是受害者在政府环境规制无效且正当利益表达失败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选择。因此,健全公民参与平台和渠道,成为了预防环境群体事件的必然对策。而在治理话语下,这一参与机制尚可为治理参与主体网络的完善提供助力。     

行政规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

现代行政规制改革是我国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步骤。公众参与作为行政规制的重要制度,在行政规制的完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行政规制公众参与模式主要有利益代表模式、合作治理模式和社会监督模式。行政规制公众参与利益代表模式主要强调分散利益的具体保护和部分公众的正义救济,行政规制公众参与合作治理模式主要强调行政规制主体与被规制主体的合作协商关系,行政规制公众参与社会监督模式主要强调社会公众对于行政规制机关的公民监督权利和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     

和谐社会视阈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思考

公民普遍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持续凸显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以及参与制度不完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公平问题凸显,政府主导下公民自动参与的不足及公民政治素质偏低,传统依附性文化以及新时期公民的政治冷漠等导致了越级上访、请愿、行贿、抗拒和暴力对抗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的持续凸显。在客观分析其表现与原因的基础上以治理的视角,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中,培养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培育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软法治理的迷失与归位——对政府规制中软法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思考

经济发展和民生需求呼唤政府规制的转型,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政府规制中推行软法治理。软法治理逐渐获得社会各方利益主体的认可,因为其适应了政府规制现状和公众参与的诉求以及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尊重。软法治理的兴起值得弘扬,但前提在于对"软法"有着正确的认识,要从对形式软法的渴望转变为对实质软法的追求。因此从商谈立法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软法及软法治理的内涵。通过对我国行政司法实践的检索,我们发现被我国学界认同为"软法"的一些政府规制政策,实际上背离了软法的精神。而正确认识软法治理价值的前提在于对软法实质意义的尊重,即软法应该是以公共利益和社会整体福利为中心,在公众参与和协商民主基础上形成的政府规制的权力渊源。     

社会治理构成及法治保障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新型社会治理机制的提出,具有国家与社会分化协同、政府职能角色深刻转变、治理观念更新发展的时代背景.社会治理在内涵上是自主治理、法理治理、协商治理及分享治理的结合与统一.当前的社会治理在基层自治、社会治理以及治理制度衔接及平台建设等方面,面临着规范结构性缺陷、制度环境欠佳、法治化保障不力等问题.着眼于建设民主包容、形式多样、富有生机的社会治理格局,应当在法律层面明确社会治理体系的平台、途径、保障措施,制定完善支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举措,优化社会治理的法律保障、政府配套及制度环境,为建设充满活力、成熟而强大的社会治理体系奠定法治基础.     

数字化治理时代价值理性的消弭与重构

数字化治理是现代化国家发展的新阶段,延续了现代化进程中注重实用和效率的技术主义工具逻辑。数字化治理时代价值理性的消弭导致个人参与能力受损、人际关系更加疏离、个人更深程度地物化和异化以及制造更多不平等。在数字化治理时代重构价值理性应诉诸学界、政府及个人间的合力：学界应廓清价值理性的逻辑和必要性,引领治理理念现代化;政府应约束自身,防范被技术绑架而使公权力成为商业资本的共谋,从而确保数字化技术授权于民;个人则应将数字技术当作有效的行动工具,通过重建社区共同体等途径,建构良性的生活环境,警惕数字化侵权。     

协同治理与公民参与的逻辑同构与实现理路

协同治理的视角使人们看到公民的思想意识与公共利益等价值观对于现代公民参与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同治理理论,倡导社会各系统的协作参与、多元交互回应机制及理性的公民参与,可以促进社会各系统在公民参与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克服公民参与的内在缺陷,由此促进协同治理的实现。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和谐政治参与的三维透视及实现途径

选取和谐社会的政治层面——和谐政治参与为视角，尝试对和谐政治参与的内涵、意义以及实现途径加以论述。在广义政治参与的基础上，和谐政治参与是政治参与的一种理想状态，它具体表现为参与方式、参与动机以及参与深度和广度三个维度上的和谐，它的实现有赖于政府和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即需要政府能力和政府制度化水平的提高，也需要参与主体参与理性和参与能力的提高。     

环境协商治理:理论建构与实现路径

协商治理是现代社会环境治理结构转型的重要方向。环境协商治理表明了公众同政府力量间就环境问题达成合意的可能,实现环境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共同努力,加大协商合作力度,保持环境利益导向性、过程商议性、权力制衡性和平等参与性。环境协商治理的实现需要以问题导向为基础推动治理结构转型,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增进治理过程的公共性,以契约为工具提高治理机制的实效性,以营造环境市民社会为契机汇聚协商理性。     

当前西方国家公民政策参与的趋势、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阐述了公民政策参与的涵义及类型,分析了西方一些国家公民政策参与的趋势和特点,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参与系统,具有参与方式多样化、参与效果显著等特点。指出了西方国家公民政策参与对我国的几点启示,主要是公民政策参与对政府实现有效治理意义重大,落实公民政策参与应该从培养公民资格、实行基层自治做起,建立切实可行的政策参与系统,公民政策参与应借助团体的力量及改善间接参与的弊病等,以寻求推动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发展途径。     

利益视角下城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城市治理过程的实质在于解决公共问题,必然涉及利益问题的讨论、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利益矛盾的解决。鉴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过渡的时期,本文以利益为突破口,在阐述"城市治理"和"公民参与"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城市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具体路径和功能,认为应建立规范的公民参与教育和培训制度,提高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意识,促进公民利益觉醒;创新公民参与形式,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完善多元利益表达机制;丰富社会公众组织,形成公民参与合力,优化利益综合、竞取和博弈机制;建立健全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构建利益整合、利益分配、利益补偿机制。     

我国环境规制的失灵及其治理——基于治理结构、行政绩效、产权安排的制度分析

环境规制的失灵从根本上来说是制定环境政策的治理结构、绩效评价以及产权安排不完善的结果。环境规制治理结构的双重性、分散性导致了规制执行力的弱化;规制绩效缺乏公民的参与和反馈,加剧了环境规制的失灵;环境、资源的公有产权安排在缺乏民意监管的情况下导致了资源的低效率的利用。因此,治理环境规制的失灵必须增强环境规制机构的权威性、独立性、协调性,建立民主、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并增强公有产权的竞争性和透明性,由此才能增强环境规制的效力。     

包容性规制：城市边缘社区环境治理的转型逻辑与推进路径

针对我国城市边缘社区环境治理薄弱的状况，文章提出以包容性规制推进环境治理转型，实现边缘社区环境善治。包容性环境规制转型逻辑涵盖价值、制度、结构、过程、转向维度，须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与社区治理的包容性有机结合，兼顾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与社会公平性，强调党委和政府是环境规制体系的设计者、协商谈判的组织者、治理秩序的维护者、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注重环境治理中的平等参与、协商合作、价值包容、利益共享、效能提升，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权益。包容性环境规制转型推进路径上，须构建全过程包容性规制体系，建立资源充足稳定投入机制，完善奖惩机制，培育包容性社区文化，促进智慧社区治理。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及其消解——基于商谈民主的视角

价值趋向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前提。当前,政府与公民的疏离成为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形成的主要原因。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商谈民主理论主张公民通过辩论、协商、对话等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为代议制民主下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提供了新视角。基于商谈民主视角,本文从政府官僚组织、公民政治参与以及公民与政府间对话机制方面,分析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的主要障碍,提出通过政府自身改革、培育理性现代公民以及构建公民参与的"话语权"保障制度,以提升地方政府绩效评估质量。     

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困境及优化路径选择

公民能否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是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发展程度的重要衡量因素,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然而,当前公民社会的发展还不完善,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意识的薄弱,参与机制短缺以及制度的不完善等导致了公民参与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阻碍了公民参与进程和民主治理的推进。因此,依据公共政策性质和合法性要求,选择适度且均衡的参与途径与策略,辅以具体的完善公民参与的措施,是消解公民参与实践困境的有效路径。     

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功能

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为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坚实的物质条件。为了适应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扩大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保证了公民获得维护和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权利,并通过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利益综合,进而维系了社会共同体内部的稳定,而且通过利益表达可以维系公民与政府间的沟通以及彼此间的信任,确保了政府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基础。     

环境冲突防范与协同治理路径创新研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环境污染冲突防范及治理迎来新的变革与创新契机.创新环境污染防范及治理路径的核心在于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逻辑框架,克服在环境治理中政府管理碎片化、企业参与利益化和社会力量参与缺失带来的协同治理缺陷.构建环境污染冲突合作共治的网络结构和行动体系,创新政府网格化管理、企业规范化行为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推动组织协同、资源整合与网格化管理实现环境冲突防范及治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