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画

谢保国先生喜作诗,每逢风物节令,或游景物名胜,或听时政要闻,越有感而赋诗焉。一日,邀田冰和张延杰二同学将其所作摘其优者抄成册页．以求读诗赏书之效。诗赋与书法结缘久矣。古代文人多为诗、书兼擅者,又以毛笔为书写工具,有诗成必形于书,形于书则珠连璧合,美不胜收,这也是文人必须的一种文化修养。     

诗·书·画

谢保国先生喜作诗,每逢风物节令,或游景物名胜,或听时政要闻,必有感而赋诗焉。一日,邀田冰和张廷杰二同学将其所作摘其优者抄成册页,以求读诗赏书之效。     

诗·书·画

谢保国先生喜作诗，每逢风物节令，或游景物名胜，或听时政要闻，必有感而赋诗焉。一日，邀田冰和张廷杰二同学将其所作摘其优者抄成册页，以求读诗赏书之效。     

楚歌·乐府·古诗(续)——汉诗发展的道路

五 诗与歌是人与生俱来的需要,就像鸟需要啼鸣、兽需要号叫一样。人谁都追求生活的幸福,而其实永远在挣扎。人遭受鞭笞就必然叫喊—一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遭受鞭笞而不许叫喊或不能叫喊——生活天天都在对人进行鞭笞,如此人生就需要歌唱。“大凡物不得其平也则鸣”,“诗穷而后工”,这些格言,说穿了无非是这一残酷的现实。诗总是先来自民间,然后转入文人。我花了较大的篇幅来叙述汉代的民间乐府,汉代的文人是怎样探索他们自己的路呢?汉初人们娴习楚歌,于此楚歌在西汉之初的诗苑中支撑了一段时间。也有些人去模仿雅颂。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是其中的代表。《安世房     

黄庭坚禅悦诗风的诗学意义

黄庭坚喜禅,使其人格品行平添保障,居官书<戒石铭>誉满天下,有"吏不悦,而民安之"的惠政,居世持学者式的公平公允而超然于党争之外;其诗之禅悦衷慕荆公又施敬东坡,禅行禅悦的"茶客"形象,吸引同辈人后来者氤氲成一种"诗社"氛围,恰便是诗发生的优渥前提;其诗学诗主张明晰而肯定,"夺胎换骨",谋篇得法,"点铁成金",锻炼有术,令初学新人可得门径,循法入室,诗学史上影响深远;立足于发展史审视,生机盎然的诗一经成"法",则必为"法"所囿,形成新的束缚局限,江西诗派所呈示的教益、教训正在这里.     

棋茶一味可通禅——从陆游的棋诗、茶诗看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

陆游一生酷爱品茗弈棋,形之于诗,有茶诗三百多首,棋诗一百有余,有的既写棋也写茶。这些诗写棋、茶之趣、之味、之道。棋与茶,既让人忘忧,又可以让人悟道。棋禅一味,茶禅一味,其构建的棋之境,茶之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棋与茶通可悟人,棋与茶,既参与到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又成了一种“艺”,具有了审美的和形而上的“道”的意义。对陆游的棋诗、茶诗的研究,既可以为陆游诗歌的解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也为文学视野中的棋与茶的讨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形似·神似·似是而非——艺术规律问题漫话

(一) 对于关良与韩羽两先生的戏曲人物画,曾经几次听到有人争议起“象”与“不象”的问题。类似这种争议,在关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的讨论中也经常可以听到。这个问题,关涉到文学艺术的特点问题,以及艺术与生活真实的关系问题,总之是有关艺术规律的问题。这使我不禁想到苏轼的一首诗: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 这首诗讲的是艺术创作的形与神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苏轼还说过:“善画者画意不画形,善诗者道意不道名。这两句话同样也道出了艺术创作的某些“隐秘”,拿苏轼的观点来看关良和韩羽的画,可知他们是善于传神写意的“善画者”。     

“大人”·“冲人”·“小子”考

我的《诗书成词(成语)考释》(注)约略依仿社会发展史的规模分类排比,相关者相应照顾,使之更能说明问题。这篇小子、冲人、大人辩是属于人群称谓这一类的。在这类中,以上下左右等虚词为纲领,把“元首”、“股肱”等联系在一起很能表达在《诗》《书》时代,上下主从的关系,伦理道德的关系,也看得出对事物之区分类别的标准,譬如以“元首”表君王天子,首而曰元,其尊可知,而以股肱、文人、老成人、表大臣重臣,以腹心表“私臣”,以左右表侍从之臣,以爪     

学富五车

"学富五车"这个成语出自《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篇:"惠施有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大意是说,惠施的道术很多,他读的书也十分丰富,但他讲的道理杂而不纯,而且言而不当。后来,人们便以"五车"或"惠车"、"五车书"或"书五车"、"五车竹简"等来表示书多。如杜甫《柏学士茅屋》一诗中即有"富贵必从勤苦得,     

金代有关北宋文献三考

金中期文人王寂《辽东行部志》记载途中所见苏轼书写陈舜俞《施食放生记》,经考确有可能,可补苏轼研究之不足;又记其子所寄葛次仲集句诗,经考为其《集句诗》集三卷,其所引集句诗例,亦可查明出处。金末文人苑中《题二苏坟》,评价二苏忠义,当时刻石,现鲜为人知。经过对其诗其题跋的考证,可以判断其诗当写于正大二年或三年秋天。     

文人买书琐记

古今文人多“书癖”,只是选书各不同。或为了收藏,在版本、版次上特别讲究;或兴趣所致,在三五类上收获甚丰;或随心所欲,见着喜欢的就义无反顾……自然,文人买书也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文人与琴

<正>"琴棋书画"作为文人四事,琴为之首,"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士无故不撤琴瑟"。在文人眼中,琴不仅是抒发性情的乐器,还代表了文人修身养德的一种立场。古代文人所弹的琴,一般是七弦琴,史籍中多称琴。唐代刘长卿诗中有"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之句,"泠泠七弦"指     

《桃花源记并诗》的“志怪”笔法与“田园”意象

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既有真实而浓郁的田园风情,又弥漫着一种虚无飘渺的神怪色彩,既有志怪故事的叙事特征,又有文人诗的补充和点缀,作为六朝文人志怪书的集大成之作与其他田园诗相映生辉,诠释着诗人＂任真＂、＂自然＂的生活现实和生命境界。     

诗化人生和美的结晶──济慈与他的《秋颂》

众所周知，拜伦、雪莱和济慈被誉为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坛上的三杰。但在这三位伟大的诗人中，济慈却独树一帜。他的诗另有一番情趣，他的论另有一种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济慈更具诗才，他的作品尤其是《秋颂》，从中国传统诗论的角度看，则更有韵味。仔细深究一下就会看到，济慈从其人到其诗，实在是自然之造化，缨斯之杰作。济慈就是诗。古人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①，故胸怀大志，或心有郁结，不抒不觉其快。从这个意义上说，凡人皆可吟诗。然而，“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     

楚歌·乐府·古诗——汉诗发展的道路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不管后人对“王者之迹熄”如何理解,孟子的话确实反映了“诗亡”这一事实.《礼记·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亦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些记载虽较为后起,但西周采诗的制度必系事实.《国语·周语上》谓“天子听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也不会全属子虚.至于诗的应用,春秋时代,演奏诗歌以     

逸诗篇句表(附考)

诗三百篇,至孔子时,已具有成数。三百篇外,或有在孔子前全篇已逸亡者,三百篇后,至六国之灭亡,亦未必全无诗。昧者不察,乃以诸书引诗不见三百篇者,举谓为逸诗。其所据书之情伪不详考,其所引诗之风格不一辨;笙诗本无辞,而谓为逸亡;下管者吹簜,附会为有辞;逸诗之说,至今为梗;删诗之说,乃无定论。兹既明删诗之事不足信,乃更表列逸诗之篇句,各附以考辨, 以见其非必诗三百篇之逸,则庶几于孔子删诗之说,亦可以暸然矣。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佛教山居诗探源

文人山居诗的兴盛早于佛教山居诗,但却与佛教山居诗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文人山居诗产生于盛唐山林别业兴起之时,艺术上仍属中国山水田园诗的写作路径;佛教山居诗则开始于禅宗的发源地,依赖的是佛教自古以来的山居传统。文人山居诗的形式以及文人对终南山僧的关注启发并影响了佛教山居诗的写作。佛教山居诗的大量出现,是佛教大德意图复兴传统、革除弊端、护持佛法、寻找出路的表现。     

从钟惺《诗归序》看他的诗学观点

《诗归》一书,为钟惺和谭元春共同编著,选录一些古诗及唐诗,加以评点,借以宣扬他们的诗学观点。钟惺所撰写的序言,不仅是《诗归》其书旨趣的概括,更是他的诗学观点的集中反映,同时也应看作是竟陵派诗歌创作主张的纲领。对以钟惺为代表的明朝末期出现的竟陵派的诗论及创作,历来评价都偏低。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钱谦益早就将他们的诗论及创作斥为“鬼趣”、“兵象”及“诗妖”,要“另立深幽孤峭之宗”(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清代乾隆时由纪昀等人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三批评《诗归》“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解放以后,对竟陵派著作亦因研究不够,受到     

吴昌硕大写意花鸟画艺术浅析

吴昌硕在花鸟画方面上承古人之遗风,博众家之长为己所用。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同时又融会贯通。他的构图布局讲究气势,书印入画重视神韵,色泽强烈鲜艳。其作品诗、书、画、印完美结合,代表了文人画简雅拙淡的审美情趣,对当代文人画家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