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流变

在汉代文学创作中,散体大赋、骚体赋、拟骚诗是汉代作家在学习楚辞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散体大赋、骚体赋属赋体文学,而拟骚诗以及君臣所作的楚歌属诗歌体裁,它们在文体上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宜将骚体赋、拟骚诗、楚歌笼统地称为骚体文学。否则,不利于我们对汉代文学作品进行专门的分类研究。拟骚诗是楚辞体诗歌在汉代的赓续,其文体、写法以及代屈原立言的思想内容,是楚辞在汉代诗歌创作中流变的重要表现,拟骚诗虽然曲折地表达了汉代文人借伤屈以自悼以及他们对屈原的认识评价,但由此也将汉代的楚辞体诗歌创作引向了衰落之路。     

楚歌·乐府·古诗(续)——汉诗发展的道路

五 诗与歌是人与生俱来的需要,就像鸟需要啼鸣、兽需要号叫一样。人谁都追求生活的幸福,而其实永远在挣扎。人遭受鞭笞就必然叫喊—一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遭受鞭笞而不许叫喊或不能叫喊——生活天天都在对人进行鞭笞,如此人生就需要歌唱。“大凡物不得其平也则鸣”,“诗穷而后工”,这些格言,说穿了无非是这一残酷的现实。诗总是先来自民间,然后转入文人。我花了较大的篇幅来叙述汉代的民间乐府,汉代的文人是怎样探索他们自己的路呢?汉初人们娴习楚歌,于此楚歌在西汉之初的诗苑中支撑了一段时间。也有些人去模仿雅颂。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是其中的代表。《安世房     

汉歌的文体形态分析

汉代的歌是独立的文体，在原初文献中有明确的“歌”字作为区别。汉歌仍然依附于本事，延续了先秦古歌叙事的特征，又因为文人多用歌体描写个体生活，增强了文人歌的抒情性。汉代歌由杂言向齐言发展，宫廷盛行楚歌，句式集中在三兮二、三兮三、四兮三三种类型，前者与西汉哀辞有关，后两者对七言的形成起关键作用。民间以四言、三言歌为主，三言七言相杂与四言七言相杂的歌反映了七言成熟的轨迹。汉代有少量五言、七言歌诞生，但不占主流。汉代的歌一般短句歌押偶句韵，长句歌句句押韵。歌一般一韵到底，两句一转韵的歌集中在楚歌中。     

汉代思妇诗与汉代社会的互现

汉代思妇诗是汉代社会的反映,它与汉代力役、兵役、游学、游宦制度、汉代女性的婚恋与守节,以及汉代文人尤其是东汉文人的婚恋思想密切相关,呈现出丰厚深挚文化的特质。     

七言诗是汉代歌谣演进的结果

包含《楚辞》在内的＂楚歌＂和《诗经》、《汉乐府》都是可以入乐的作品。从音乐的角度而言,《楚辞》里的＂兮＂＂些＂＂只＂等语助词是不可改动的,＂七言诗脱胎于楚歌‘兮’字句＂的说法还值得商榷。七言诗应是包括＂楚歌＂在内的汉代歌谣自身演进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在文本上对＂兮＂＂些＂＂只＂等语助词的简单改动。     

论越文化的多维发展

越地独特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从先秦到六朝越地形成了多样呈现的文化格局.越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秦越地古老文化的形成,第二个阶段是汉代三国时期儒学浸润与越地古老文化的碰撞生发出越地文化的新传统,第三个阶段是东晋南朝时北方士族的南迁给越地文化带来了新的文化因子,越文化出现新的走向呈显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化的另面文化.     

论汉代楚歌的文学史地位

在西汉至东汉中期的两个半多世纪的时间跨度里,称霸当时诗坛的诗歌形式是汉代楚歌。汉代楚歌以自己独特的文学体式和强烈的人文主义文学精神而成为汉代诗歌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成为中国诗歌由《诗》体、“楚辞”体向五言诗体的过渡与中介,并且以自己的创作回响于当代诗坛。     

试析陶渊明与谢灵运写景诗的差异性

陶渊明与谢灵运均是在自己仕途不畅的情况下将情感转向山水田园。但是他们对政治的不同态度、对自身价值的不同认知使二人在写景诗的创作上显示出较大差异：诗人＂徘徊＂心态在写景诗中有着不同体现,贫士文人与富贵文人不同的身世背景使诗歌主题创作存在差异,在写景诗运用的表现手法上也存在差异性。     

"越女"考释及唐诗中的越女形象分析

＂越女＂一词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词汇,在唐诗中出现频繁,然而这一现象却极少被关注,文章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对＂越女＂一词进行简单地考释,并粗略分析唐诗中的越女形象。     

文学之路越走越窄

文学之路越走越窄毛志成一种文学（无论是做为一种文学形式还是做为一种文学内容）的消亡，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主观与客观。譬如中国的山水诗，田园诗，＂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类作品，消亡的原因主要是客观的。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已经将＂山水＂、＂田园＂本身破坏...     

勾践“长颈鸟喙”别论 ——兼为品观电视连续剧《越王勾践》的一种参考

东周时代兴越灭吴、称霸中原的越王勾践，长期享有“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的恶谥。然而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吴越矛盾既不可避免，勾践之兴越灭吴并“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实有益于吴越两国人民并有利于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的良性发展，其正义性无可置疑；在文种借故不朝之后，勾践隐忍长达一年，最终才将其赐死，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绝非所谓“长颈鸟喙”劣根性的表现。史载勾践无他不道之事，代有识见卓伟之人如韩愈、苏轼、王若虚对范蠡、文种发出诛心之论，令人警醒，足可还此一公案之本来面目。     

《越绝书》作者考辨

宋代以后,《越绝书》作者为子贡(或子胥)的传统说法得到了质疑,明代杨慎用析隐语法定为东汉袁康、吴平,清钦定《四库全书》袭杨慎之说,似乎成为定论,但质疑之声不绝。我以为,《篇叙外传记》的最后一段所谓的隐语文字可能是宋代以后文人所加,《越绝书》“成非一人”。     

论张耒晚年"乐府效张籍"

张耒晚年"乐府效张籍",走的是相同的"复古"道路,即发扬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北宋中后期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弊端、民生疾苦、风俗人情,再现了汉乐府风歌的艺术风貌.     

方成培《雷峰塔》传奇中白娘子形象成因

粗陈梗概、妖气十足的<西湖三塔记>经过杭州及镇江的地方风物传说的不断充盈丰富,受到以好勇轻死、善于进取、尚情为精神内核的吴越文化的长期孕育,生活于清中叶的方成培以其特有的敏锐体察到个性解放思潮,在长期流传的白蛇传故事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从而塑造出白娘子这个至情至性的人物形象.     

审视与解读:越文化与越剧的关系

绍兴这片古老深厚的沃土养育了灿烂辉煌丰厚博大的越文化。越剧作为越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多种手段、多种形式体现出越文化的丰富内涵,该文从越文化孕育了越剧的产生,越剧对越文化的体现与解读两个方面探讨了越剧与越文化的关系。越剧在越文化深厚的土壤中产生,历经发展、演变都折射出越文化的深刻内涵,并存续、积淀,扩散开来,最终与越文化融为一体。     

雷州与汉乐府

汉乐府《有所思》反映了雷州地区的珍珠和海南的玳瑁走进中国北方女子的妆饰世界,使北方的婚恋习俗焕然一新的一幕。雷州之所以能走进汉乐府,是因为雷州在汉代的外交和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雷州是西汉时期广东的两大首府之一,人口密度略超番禺。认识雷州上古史,对于今人承传历史开创未来,有重要意义。     

吴越兴亡

吴越的历史在春秋时代前期是个空白,春秋后期始见记载。吴越的活动地域在太湖流域。从地下发掘材料看,这个地区的文化还是很悠久的。这一地区自然产品丰富,但它的社会组织松散,基层存在许多农村公社,这应当是吴越兴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吴越春秋》中的诗歌辨源

<吴越春秋>中保留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产生于汉代或汉代以前,对研究唐诗鼎盛以前的诗歌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对其来源的考证,这些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引用前人的诗歌、改用前人的诗歌、自己创作的诗歌.总览这些诗歌,可以从中了解诗歌从先秦到汉代发展的一些特点.     

《吴越春秋》的史学思想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撰写的一部有关先秦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史学著作。承继《史记》余续,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看作"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而其功用是"鉴于往事,以资来者"。在赵晔看来,历史发展是由人类来创造的,但是人要积极创造历史,必须要考虑时势、财富、民众、知识、神意和计谋等六大因素,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则是能够认识和掌握其他五大因素的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天人合一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但其前提是要了解和掌握天与人怎样合一,即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人如何顺应遵从历史规律。赵晔"寓论断于叙事"的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整体史学、辩证分析和价值评价三个方面。《吴越春秋》里面收录了很多的神话传说,表明了民间史学的特质。     

凌廷堪燕乐研究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发微

凌廷堪为清代经学大家,其以经学家身份研治词乐,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密切.凌氏以考证经史之态度研究词乐,著有《燕乐考原》.然而凌氏研治词乐的目的却不在于词乐本身,他试图通过打通隋唐燕乐一关,上溯先秦雅乐,求乐明礼,以传统礼乐来救治日益衰败的世道人心,实现其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乾嘉汉学转向的理路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