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皖派学人对张惠言词学观的影响

惠言作为常州词派的开山人物,其于治经上多得皖派学人的指导,从而成为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而其词学也颇多经学色彩。从张惠言治词之目的以及经学施之于词学两方面来考察皖派学人对其词学观的影响,可以展示出清代江南一带的士风和词风。     

段玉裁诗经学论略

乾隆朝诗经学总体特征为宋学渐弱而汉学渐强,嘉庆朝诗经学则汉学渐微而宋学复兴.段玉裁诗经学著述之成就许为乾嘉诗经学之代表,当无不可,甚或为"诗经清学"之健者,亦非夸词.段氏<诗经小学>与<毛诗故训传定本>为其诗经学成就之杰构,无论校订文字或经义阐释均为后世之法则.     

从《梅边吹笛谱》看清代学人之词的新变

乾嘉时期为经学繁盛的时代,词学也衍生出新变的质素.学人之词成为词坛的创作主流,词体之尊基本实现.凌廷堪的《梅边吹笛谱》体现了创作与词学的交融,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体现了清代学人之词的特质.     

论乾嘉扬州学派的特色

扬州学派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学术群体,它以扬州地域为活动范围,作为乾嘉汉学的一个分支,继承和发展了惠栋、戴震的考据之学,反映了乾嘉汉学由兴盛走向衰落之际的时代特征,其学术特点是:(1)将乾嘉汉学推向高峰,并取得总结性成就;(2)突破了传注重围,开拓了研究领域,使学术研究逐渐具有近代气息;(3)反对汉学的墨守与门户之见,具有发展变化思想和求实批判精神。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时期的骈体文学与骈文理论——以清代孙梅《四六丛话》为例

明清之际惨烈的社会转型,惊醒了当时的学界,催生了由空转实的学术转型。当时的学术取向,由空疏玄虚的"宋学",首先转向经世致用之学,之后又转向了崇实师古的"汉学"。在"汉学"全盛的乾嘉时期,"汉学"的学术精神、治学方法深刻地影响了骈体文学和骈文理论的发展,促进了骈文的复兴和骈文理论观念的转变。乾嘉时的《四六丛话》,便是这一骈文复兴过程的理论总结和骈文理论观念转变的突出代表。以《四六丛话》为例,研究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时期的骈体文学与骈文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学术转型对骈文及其理论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在社会文化宏观背景中寻求骈体文学、骈文理论嬗变的动因与根据。     

从汉宋兼采思想兴起看清代学术的现代转向——以翁方纲、章学诚、许宗彦三家学说为考察中心

汉宋兼采思想学派是清中后期崛起的重要学术派别,前后流衍数百年,其兴起原因十分复杂,而乾嘉时期的翁方纲、章学诚和许宗彦的言论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翁方纲认为汉学与宋学合则双美;章学诚则认为二者离则两伤;许宗彦认为汉学为下学,必须上达宋学才算圣贤之道。三人言论虽略有异,却都是为了补汉学之偏,救宋学之弊,透露出清代学术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向的消息,今日探讨,仍有现实意义。?更多还原     

袁枚对汉学的批评

汉学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显学，袁枚批评汉学具有反潮流的意义，其批评汉学是从推崇“文章”的角度出发的，主要表现在质疑“六经”、揭露汉学之弊、指斥汉儒乃“小人之儒”等方面。     

论同光体诗派的词学观 ——以晚清四大词人为参照

清末民初之际的同光体诗派在词体观念上一方面主张词体要上通骚雅,蕴有寄托,要能反映风人之旨,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保持词体的独特性,要能蕴藉含蓄,清空骚雅,以最大程度彰显词体言情功能.他们注重词的音乐性,主张按乐律校词、填词,并给出明确的学词途径和研治词学的方法.在词作审美上,他们既推崇南宋词之骚雅,又歆羡五代、北宋词之神穆,既喜爱婉约空灵词风,亦兼容豪放旷逸词境.与晚清四大词人相较,同光体诗派的词学观念更为通达,已明显显现现代词学的雏形.     

论乾嘉汉学与文学的同构

乾嘉汉学作为清代中期官方推崇的主流学术,与文学呈现出某种同构之势,涉及到三个层面：文人与学者的兼容、汉学介入文论话语及文学创作的炫学化倾向,反映出乾嘉时期学术风尚与文论思潮之间的复杂关联。     

乾嘉二牟诗经学著述论略

乾嘉二朝为"诗经清学"发展鼎盛时期,其间汉宋交互影响.山东同族牟运震与牟庭,或熔汉学宋学于一炉,或糅经学文学为一体,成为一时诗经学研究之佼佼者.牟运震有诗经学著述六种,以<诗问>为翘楚,牟庭以<诗切>占乾嘉诗经学一席地.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唐宋词乐的发展变化与柳永苏轼词

散乐歌舞是唐五代曲子产生的前提,教坊乐渐变为唐曲子,是唐五代曲子辞"倚声"之源,唐五代曲子与唐"燕乐"无涉。柳永词的用调充分体现了唐五代词乐在北宋初期的延续,柳词的声情体貌,均源自"花间",与教坊俗乐紧密结合,既倚声"善为歌辞",又能"填腔"制撰新曲,"变旧声作新声",使之传播极广,接受甚众。苏轼以诗为词,是真正的"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但由于不咏调名本义,脱离词乐声情,也使得词成为了案头文学,逐渐丧失其作为音乐文学的特质。     

《四库全书总目》词集提要考辨 ——以《梦窗词提要》为例

通过对《梦窗词提要》的得失辨正，发现《四库全书总目》词集提要的编纂思想自成体系，涵容了汉学考证与宋学思辨之长，即以汉学实证方法考评词集版本与作家身世，以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统观词人的交游网络与人格气节，以历史观念来观照词集的艺术价值与词史定位。在考量词人的人品与文品时，《总目》词集提要秉持“未以其人掩其文”的价值尺度，表现出超迈时代的开明通达的批评立场。      

论唐代乐人对词体发生演变的作用

词本是专为演唱而写的配乐之辞,其先天特性决定了它的产生、发展、传播都与载体——乐人密切相关.唐代梨园等宫廷法曲机构的乐人、宫廷女乐在词兴起时就直接参与,促进了词早期的发生、发展;在安史之乱后,他们大部散人民间直接将词乐和歌词流播四方.官府乐人的演唱实践对词的发展、传播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他们有限的活动范围使其对市井民间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市井乐人的交际活动比较而言更自由随性,对词的发生发展产生了与官府乐人互补的作用.     

19世纪中后期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论略

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影响之下,专门研习汉学的书院数量大为增加,不少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吏将创立汉学书院作为改变书院片面追求科举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乾嘉汉学地位的日渐式微,汉学书院也不得不教授科举之学。与此同时,不少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的考课式书院也重视汉学教学,汉学书院与考课式书院都向培养科举人才方向靠拢,二者以是否开展科举教学为界线的区别逐渐消失。     

论谢章铤词学性情说的独特内涵

谢章铤词学体系以性情为核心．其词学性情说建立在前人及时代环境需要的基础上，打上其独特的内涵。其性情主要分为悲与乐，具体内容落实到五伦之情。同时在诗词体性辨异的基础上，区分为工诗者余于性、工词者余于情。     

从《湘筠馆词》探析孙云凤弃妇感情生活

清乾嘉年间仁和闺秀孙云凤因误嫁俗夫程懋庭,含被休之辱,遂将弃妇之情感体验全部融入其词作之中。以《湘筠馆词》为依据,探析孙云凤被休之后的孤独凄苦与盼望丈夫回心转意相交织的矛盾心情,从寡然索居而少言怨恨、心存幻想而隐约其辞、与妹赠答以倾诉离情、题画咏物以带入身世四个方面还原清代弃妇的情感生活。     

律词辨正

"律词"是近年词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其主要特征是同调之词定格定律,包括词有定章、章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韵有定位等。从词体的全部构成要素与历史形态来看,并不存在普遍和绝对意义上的词律。作为文本特征的一种归纳与建构,"律"是诗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文体规范的必然要求。律词有其特定的构成要素、形成原因、适用范围与文体功能,是词乐分离之后对词体的一种重新界定。"律词"说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词的文本特征与历史形态的认识,但不能将"律"视为词之为词的本质特征,更不能用律词指称所有词体。     

关于扬州学派的几个问题

扬州学派是从乾嘉汉学演变到鸦片战争前后新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中间环节,扬州学派一方面继承和总结了乾嘉汉学,将乾嘉汉学推向高峰;另方面又看到和指出了乾嘉汉学的局限和弊端。他们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开拓了研究领域,扩大了治学范围,阐述了发展变化的思想,成为新兴起的学术思潮发酵剂和先导,深入研究扬州学派,显然有助子更准确地阐明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这既说明了扬州学派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是研究扬州学派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论温词之“感伤”

词至温庭筠确立了“感伤”基调。作为词的第一位专门作家 ,温庭筠不仅仅赋予了词以“感伤”为主流的感情基调 ,并且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将一种深刻的人生感悟注入词中。温词之感伤 ,内因在于其题材之艳情化 ,外因在于 :一、词作为一种合乐的文体 ,音乐以哀为美的特征必然促使词更多偏向“感伤”一路 ;二、词体节奏上的变化繁复 ,适合抒写“感伤”这一极为深幽微杳的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