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民间借贷中村庄信任机制的实证研究

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基于信贷配给视角研究村庄信任对农村民间借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村庄信任程度越高,农户更易通过民间借贷获得融资,且受到各类民间借贷配给的概率明显降低;亲友信任与他人信任的提高均降低了农户民间借贷配给的概率,但亲友信任对各类民间借贷配给的影响大于他人信任,且他人信任的提高并不能改善其交易成本配给状态。进一步考察村庄信任对不同财富水平农村家庭影响的异质性发现,村庄信任降低农户民间借贷配给概率的作用机制在财富较少的农村家庭中更加明显。     

社会资本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行为分析

农户民间借贷是基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依靠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为前提的金融交易行为。文章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以社会资本的理论背景以及特性作为铺垫,着重于从静态社会资本和动态社会资本两方面分析了农户民间借贷行为。认为,情感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因血缘关系而发生的借贷行为上,工具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地缘、业缘为联系的借贷行为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开始由情感性关系向工具性关系转化,使得农村人际关系网络的不稳定性显著增强,农户的民间借贷行为也产生相应的变化。     

我国的民间借贷危机: 成因、演变与治理对策

本文从经济、政策、社会和制度等多个维度分析了近年来我国民间借贷危机的成因，并 揭示了民间借贷危机向社会危机演变的内在规律和对社会稳定的深层影响。最后，笔者提出治理民间 借贷危机的对策: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建设民间借贷征信体系;完善现行民 间金融法律法规;建立民间借贷的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加强民间借贷机构的行业自律;增强民众的 风险防范和法律意识。     

论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农村民间借贷问题

农村民间借贷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不完全信息环境。在这种环境里,农村民间借贷活动面临许多问题。主要包括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低风险农户通过信号显示、放贷主体通过信贷配额制度解决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问题;放贷主体通过加强风险控制措施和建立乡规民约以及采取法律手段,解决道德风险问题。     

农村民间借贷及其对农村金融深化的启示——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在对广东省各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村民间借贷活动及其中所呈现的资金关系进行了初步的统计描述和经验分析,进而对促进农村民间借贷等融资形式的发展、加强农村金融深化进行了积极探讨。分析认为,由于当前民间融资活动尚未完全纳入正式法规制度的保障和监管范围,农村民间借贷的信用风险相对较大,民间借贷过程中呈现出信用关系原始、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方式创新有限等特点,同时,农村民众的信用观念和现代金融意识有待提高,这些状况都形成对农村金融深化的消极影响,需要及时予以梳理和改善,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中国农村民间金融履约机制的博弈解释

农村民间金融的广泛性存在是不争的事实。本文通过对农村金融借贷行为的博弈分析,得出无限次的重复博弈、声誉制约、严厉的惩罚机制、灵活的担保机制可以实现农村民间金融借贷双方博弈的纳什均衡。此外,通过与农村正规金融的比较分析,认为农村民间金融正是具备了上述履约机制从而走出了农村信贷双方的囚徒困境,应发挥农村民间金融的优势和特点,实现农村资金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民间借贷高利率形成原因及规范对策研究

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基准贷款利率相比较,农村民间借贷利率普遍较高。较高的借贷利率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文章分析了农村民间借贷高利率的形成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规范对策,旨在促进农村民间借贷健康运行,充分发挥其融通资金的作用,为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服务。     

我国农村民间借贷现状及规范对策

中国农村民间借贷发展迅猛，但民间借贷的身份地位、诚信、交易秩序、风险防范等方面还存着比较突出的问题，要规范民间借贷，需要政府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范民间借贷；全面加强农村民间借贷的监管力度；对农民进行诚信意识的教育和培养，规范农村民间借贷行为，同时要在实践中探索一套应对农村民间借贷的风险防范和补偿机制。     

社会网络与农户借贷行为——来自安徽的实证调查数据

以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两种经济形态并存的乡土社会,为中国民间金融的产生与演化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而基于血缘、亲缘或者挚友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网络又成为农村民间金融非常重要的履约机制,因此民间金融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得到了蓬勃发展。以安徽省41个乡镇91个行政村1245家农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从社会网络视角对农户借贷的难易程度和实际借贷行为进行的考察表明:农户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农户越容易借贷,而农户的实际借贷行为也更加方便;农户社会网络强度越大,农户也越容易借贷,但是社会网络强度对农户实际借贷行为的影响程度比网络规模要弱;我们还发现农户的家庭特征对农户的借贷行为也有重要影响。     

民国江西农村的民间借贷与农民生活

民国江西农村的民间借贷与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生活的困顿相伴而生。各方调查共同表明,民国时期江西农村的民间借贷始终以生存为主要目的,很少用于生产或商业投资,属于低水平的金融流通方式。然而,这种以高利贷为特色的传统借贷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农村生产关系,田地转让、买卖陷入一种不正常的运行轨道中。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治理：一个理论模型

与具有官方背景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相比,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之所以具有较高的制度效率,关键在于其独特的私人治理机制,这有效地解决了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与道德风险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治理机理进行理论剖析有助于揭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存逻辑之谜。研究发现,信息传递与村庄信任机制、动态及关联博弈过程、灵活担保方式、强道德约束等因素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有效运作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构件,但外部经济条件的转变会对农村非正规金融治理机制带来不利冲击。     

民间借贷与乡村社会秩序——以民国云南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金融体系发生结构性变迁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云南民间借贷的发展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民国政府针对民间借贷进行了严厉的调控与干预,但最终无法取代其在乡村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充分说明民间借贷对乡村社会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而培养和引导乡村内生性经济力量,也必然成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和社会秩序建设不可忽视的一环。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传统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政府合法统治的重要基础。传统国家乡村治理以乡里制度为载体,历经夏商周到魏晋南北朝的乡官制时期、隋唐的轮差制转折时期以及两宋到清朝的职役制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士绅精英和普通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四大主体,并非静态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上下互动博弈与合作配合的关系,其中,士绅精英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和乡规民约共同编织成制度网络,贯穿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过程始终。     

村民理事会的基层治理功能及其完善策略

村民理事会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基础建立的新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理事会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它是农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是官民合作治理的有益纽带,是信任危机治理的有效制度,是农民参与治理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村民理事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新事物,仍然存在着与村"两委"关系不够明确,家族宗族势力的不当干扰,内部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政府缺乏有效的引导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优化其基层治理功能,从而使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更完善。     

有限性与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地方戏剧在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变革中的价值——以广西平南牛歌戏为个案

地方戏剧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娱乐方式,对村落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意义重大。随着当下乡村文化生活因国家力量的逐渐退出由公共性、全民性、狂欢性转向私人化、小众化、日常化,以牛哥戏为代表的地方戏剧依托民间礼俗与民间力量的积极介入契合了这种发展趋势,使转型时期农村萎缩的公共文化空间得以激活,并渗入农民的私人生活领域建构出新的社会功能,实现自身繁荣,成为支撑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关键力量。因此,政府应积极引导与合理介入,挖掘包括地方戏剧在内的传统文化样式以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     

熟人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乡村人际关系变迁的思考

随着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农民外出务工长期化、村民之间关联市场化,思想观念多元化,由此导致村民关系日渐生疏,乡村传统文化日益退潮,传统组织和权威弱化,灰恶化现象增多,乡村传统的熟人社会正在向半熟人社会变迁。     

村镇银行创新农户信贷模式研究--以陇南“金桥模式”为例

针对肩负服务“三农”重任的村镇银行在实际运作中出现偏离三农的问题,在描述了村镇银行支农贷款存在问题和原因以及“金桥模式”的基本运行流程后,认为该模式的成功要素有2个方面：一是通过组建2个委员会实现了信贷员的内生化。这种内生的“准信贷员”通过亲缘和地缘优势降低了机构的信息获取成本,并将激励机制由传统的机构成本转变成能带来预期收益的贷款业务。二是其“双层联保”加强了小组联保自选择的功能和贷款户违约的社会惩罚力度,在出现信用风险时使金融机构损失可以得到实际的补偿。最后提出相关建议：一是传统信贷模式需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包括贷款产品和人力资源的本土化。二是对村镇银行应有一个更宽泛的瞄准概念。也就是说,村镇银行只要不离开农村,只要能发挥出自己特色,坚持服务“三农”,就应该给予肯定。     

村务问责:走向村务善治的责任规制机制

随着村域治理环境的变迁,传统的乡村治理理念受到了时代发展的挑战,推动村务管理向村务善治转变是新时期乡村治理机制变革的内在诉求。基于"善治"理论的分析范式,村务治理的可问责性是现实村务民主治理的重要维度。在分析村务问责建制的重要实践价值的基础上,从问责主体、客体、内容和程序4个要素梳理了村务问责体系,进而以村务定责、履责、督责和追责4个环节为核心内容分析了村务问责的内在运行机制,最后揭示了从问责文化的培育、问责法规的完善、问责渠道的拓宽以及问责公开的落实等4个维度的建设和完善来保障村务问责机制的长效发展,以期通过村务问责的建制与完善来提升村务治理的民主性、有效性和持续性,从而实现村务"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