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村务监督机制完善研究——基于对山西391个村2062个农户的调查与研究

当前,村务监督组织建设基本完备,但是由于受经济发展条件、农民参与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困扰,村务监督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导致村务监督的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催生了基层苍蝇式腐败。形成农村基层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进乡村治理稳定有序,必须要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让村级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基于对山西农村村务监督运行状况的实证调查研究,认为完善村务监督机制可以尝试从加强分类指导、注重顶层设计、完善运转机制、拓宽参与渠道、加强基层政府引导等角度予以完善。     

善治视野下的乡村生态治理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乡村生态治理缺乏整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出现了社会资源整合有限、政府角色错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等多重难题。唯有在善治视野下重塑乡村治理中公民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能将外部的政策、资金支持转化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力量,从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效果。未来应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完善政府与社会、市场三个维度的合作治理范式,健全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的公共服务体系。     

彝族传统治理资源的研究综述 ——基于乡村治理视域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设计框架中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内在基础逻辑。要构建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的 乡村治理体系，应当积极发掘、传承保护、盘活和创新利用好乡村传统治理资源，推进本土化治理，实现乡村善治的终极目标。 彝族传统文化结构中蕴藏有丰富的治理资源，相关学者早从不同视角做过相关探讨或研究。总体看来，目前，虽然学界以“乡 村治理”作为直接视角嵌入的研究尚少，但是早有学者针对彝族的习惯法、家支制度、德古机制、信仰文化、乡村精英等展开相 关研究。众多研究成果表明，彝族传统治理资源具有强大的治理效能和实现乡村善治的独特优势。     

共议协商：乡村资源环境冲突化解机制与创新——基于善治的协商机制探索与实践

以善治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创新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共议协商是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党的十九大提出,"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最大公约数"。基于农村资源环境冲突治理而言,农民资源环境权益受损、农民在治理中失语等是冲突的诱因,究其根源却是资源环境管控专断思维所致。因此,要化解资源环境冲突,就必须从资源环境治理出发,积极推进资源环境治理的多元化,使乡村治理的不同主体能自主平等、自由地参与到共议协商的活动中。为此需要在维护农民资源环境权益、畅通维权渠道、完善补偿政策和应急机制等方面,切实提升农民在其中的话语权,确立起共议协商的治理机制,最终在乡村资源环境冲突化解中实践乡村善治。     

低龄老年人参与积分制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晋江市为研究区域

在全球老龄化现象呈递增式上升的背景下,中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决定了老年人参与积分制治理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探究影响低龄老年人参与积分制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及效应,以晋江市H村实施“乡村治理积分制”为研究背景,从农村社区治理责任感知、面子观念和积分制政策感知3个维度来探究决定低龄老年人参与积分制意愿的因素。结果证明:“农村社区治理责任感知”不仅对“参与意愿”有直接效应,还可以通过间接影响“积分制政策感知”对低龄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起推动作用。据此,提出完善政策公开公示机制、深入宣传政策细则以及构建村务民主协商制度等措施,以此来激励低龄老年人参与积分制的意愿。     

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伴随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乡村治理也逐渐向数字化治理迈进。数字乡村系统的搭建,为乡村的党务管理、政务管理、村务管理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当前,乡村治理数字化还面临乡村治理主体数字素养不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乡村数据资源价值利用不够等困境,阻碍了乡村治理数字化的进程。因此,有必要通过加强数字化教育,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数字素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推进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加强涉农信息资源整合,完善乡村治理数据体系等举措,走出困境,实现乡村善治,以乡村有效治理推进乡村振兴。     

社会认知视角下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意愿"研究框架,探析村民的社会公平感与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引入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两个个体认知变量剖析社会公平感和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运作机理,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数据的分析,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村民社会公平感越高,其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越强烈;社会公平感并不直接影响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而是通过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双中介路径间接影响.此外,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比较发现,机构信任在村民社会公平感与乡村治理有序参与意愿之间具有更强的中介效应.据此,提出建立村务公开公示机制、完善村务监督和法律机制以及构建村务民主协商机制等措施,以激励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     

村务监督委员会:生发机理、运行困境与路径选择——以广东省佛山市为例

为深入研究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缘起、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先后2次对广东省佛山市5区11镇街14村居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展开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生成动力在于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政策体系规范发展和优化村级体制机制的内外需求。而随着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演进变迁,其面临着组织定位尚不清晰、组织构成有待完善和组织保障亟需强化的运行困境。为此,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从明确组织功能定位、理顺组织体系关系、强化组织制度保障和提升民主监督水平四个层面深入推进。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民主听证质询:选举后村务管理的机制创新——以安徽五河县民主听证质询制度的实践为例

通过对安徽省五河县选举后村务管理制度的考察与分析,认为该县积极探索并普遍推行的村民民主听证质询制度,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型,扩大了村民政治参与的范围,建立了利益表达的制度平台,成为选举后村务民主管理的有效机制.     

内生型乡村治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我们现有的乡村治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外部性制度安排的特点,实际上乡村社会的治理及秩序与村庄社会关联的内生性因素有密切关系。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困境表现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治理基础改变;外生型制度遇瓶颈,出现"内卷化";村民趋于"原子化",难以达成共识;传统治理模式式微,传统权威丧失等困境。因此迫切需要从乡村社会本身来理解、分析内生型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形式及运行机制,通过内外制度的有效互动,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内生型乡村治理的发展基础体现为:民众渴望传统治理文化;民众的参与意识增强;农村内生合作组织的生长;政府对传统治理文化的重视。内生型乡村治理的主要形式有乡规民约、新乡贤、合作社和协商民主的乡村实践。内生型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可以充分发挥村民的自主性,提高村庄集体行动与问责能力,实现乡村治理的多样性,确保内生治理的合法化,增强内外制度的互动。     

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以一个陇西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总目标以来,"精细化治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以一个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分别从政策执行的精细化、村干部权责的精细化以及村民日常生活的精细化三个维度阐释D村乡村治理中的精细化趋向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在国家的精细化治理要求下,细致的政策制定构建了精细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从而进一步明晰了村干部的权责匹配,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精细化乡村治理路径;同时,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精准需求助推了乡村治理评价体系的细化,又自下而上地倒逼着乡村治理朝向精细化发展。但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若干现实问题,如何能在这一路径下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新乡贤的作用研究

源于浙江桐乡的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有效途径,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并最终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和工具,"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中仍有待丰富和完善。从乡村的历史和现实逻辑思考不难发现,当下乡村治理仍陷于困境的关键在于乡村内生动力不足,最大限度地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径。中国源远流长的乡贤文化恰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宝贵资源,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引入新乡贤的参与、保障、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其道德示范、能力引领与学识涵养,有望全面激活乡村自治体系、有效培育乡村法治精神、充分唤醒乡村德治传统,全方位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进而重塑乡村共同体,达到乡村善治的目的。     

从“缺场”到“在场”: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而村级治理的有效性则依赖于农民的积极参与。少数民族农村妇女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主体,参与村级治理既可维护自身权益,又可提升村级治理善治水平。但在传统文化和宗教因素的长期影响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一直处于村寨权力体系的边缘。基于性别、话语、权力的维度,构建分析框架,从性别制度、话语权、村寨权力体系及自组织方面探讨了村级治理中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缺场。鉴于此,须通过多维赋权来提升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性别认知,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村级治理主流,推动其从“女能人”向“治理精英”转变,进而激活内生动力,培育外源动力,从而实现在村级治理中从缺场到在场的转变,助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一体两翼式”治理下的三治融合——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为例

建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乡村善治和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要求。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的乡村治理为例,结合相应的案例对“三治合一”在基层的运作逻辑和形成机制进行了探析。发现在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底线、德治为辅助的一体两翼式的乡村治理实践中,三者的有效结合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善治格局的形成。     

农村积分制治理何以成功——基于谷村的个案研究

聚焦农村积分制成功运行的内在机理这一核心议题,以谷村为个案观察对象,从积分制创设与运行两个维度分析,认为党政—社会动员与响应机制和多元治理力量参与的保障机制是积分制成功创设并运转的关键。农村积分制以治理机制下乡的形式,在村庄社会成功制造并嵌入了竞争关系的规则机制和面子与积分转化机制,调动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提升了乡村治理有效视野下秩序重建和发展实现的双重目标。研究为农村积分制成功运行提供了理论解释。积分制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计分规则存在漏洞、资源持续供给挑战和将道德量化引发质疑等问题。乡村治理有效应注重治理机制下乡,创设资源的竞争性获得机制,保持政府参与村庄治理的边界和弹性,挖掘乡村德治潜力。     

玉米颗粒堆积特性的离散元法模拟研究

以广西连片特困山区一个民族乡的精准扶贫实践为分析对象,考察了教育扶贫与基层治理的嵌入性机制。教育扶贫相对复合了一般扶贫行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逻辑,在乡村遭遇师资主体的流动、村社传统文化羁绊、家庭生计转型等多重结构性要素影响下,教育扶贫通过规则、主体、资源三个维度嵌入基层治理。从扶贫到贫困治理再到基层善治,只有提升并彰显村社、家庭与农民的“本位主义”,教育扶贫与基层治理才能共同实现主体性发展。     

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新时代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已具备融合的条件。“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变革外部驱动、乡村治理结构内源优化和围绕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生成的新逻辑结构,其实践机制总体包括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动乡村治理结构整体优化和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系统转化三个维度,具体路径是推动政府联合社会力量在建构制度供给与内生秩序的联通机制、形成振兴乡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设计治理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方面深入推进“三治融合”的基层建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体现出自我革新的制度特性、治理价值的全方位性以及实践布局的系统性,具有克服现代社区民主治理悖论的现实意蕴。     

数字乡村治理探赜:理论图式、主要限度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内在构成要素,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数字乡村是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和治理的价值取向与行动指南。通过构建数字乡村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理念结构过程目标”的理论图式,对数字乡村治理进行逻辑阐释。理论分析认为,数字乡村治理在理念上实现了从机械到智慧的升级,在主体结构上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的协同,在治理过程上体现了从碎片到整体的智治,在治理目标上体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当前,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治理理念、主体结构、治理过程及治理目标的脱嵌,从而使得数字乡村治理的方向受缚、行动受阻、整合受限、转型受挫。为了更好推动数字乡村治理,应实现不同维度的再嵌入,提升数字乡村治理的绩效,需要从理念重塑、结构优化、过程升级和目标同频4个方面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从而提升乡村治理绩效,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基层群众自治视野下的村级权力调控制度创新——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调查1

后陈村首创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一项旨在应对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失控及其导致的治理危机所做的"需求—回应"型创新。其核心内容主要表现为分权制约、过程监督、制度规范、信息沟通,由此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的协同共治。其实质是建构了一种以控制为主、协调为辅,控制与协调相结合的复合型权力管理结构,形成了制约、监督、沟通三位一体的权力运行机制,创造了村级治理权力调控的新模式。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原则,推动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再创新,进一步突出村级权力调控的农村基层社会特点,凸现村级权力调控的群众性,彰显村级治理制度创新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