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社权责嬗递的联动逻辑、实践样态及融合治理

基层政社权责关系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地区政社权责嬗递历经政府向社会尝试放权、政府向社会扩大放权、政府向社会收缩放权3个阶段。整个过程呈现出行政吸纳自治的实践样态。乡镇政府负担在行政吸纳自治的政社权责嬗递中形成，主要表现为工作任务量大和工作人员思想压力大。政策文件和网格化管理机制为乡镇政府权责扩大、社会权责缩小提供了实现载体，而基层事务宽泛化、政策刚性扩大化、监督考核过密化和政社权责模糊化是造成权责转化、负担加重的深层逻辑。为乡镇政府减负应坚持国家社会二元合一的价值理念，在渐进解决基层事务宽泛化、政策刚性扩大化和监督考核过密化等体制性问题基础上，将破解政社权责模糊化作为切入口，以村民自治能力为准绳重构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权责体系。与此同时，通过党建引领和健全“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融合治理方式为村民自治提质增效。     

富人治村: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学考量

近年来中央把"双带双培"政策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主导方针,"富人治村"成了基层政权、农民、富人三者基于自身利益,在乡村治理的互动与博弈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合谋行为。与依靠乡村内生性力量实现的国家集权简约治理下传统的"乡绅治村"相比,可以说"富人治村"在主体合法性、主体产生机制、主体治理行为上已经丢失了儒家文化的使命感。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他们的治理行为也将农村基层治理带入到村庄权力场域的结构化、村庄治理私人化、基层政权权威弱化的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可通过以下途径:构建完善村民自治法律,规范基层选举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管理监督机制;培养和提升"富人"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培育村民民主意识,推进基层村民自治。     

乡村治理中的制度精细化及其实践机制

在浙中农村,乡村治理体制日益向精细化转变,典型体现在村干部坐班制、职责分工、绩效考核、问责体制四个方面。制度精细化多发生在发达地区的农村,其动力来自于规范权力运作的政治目标。不过,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制度精细化在两个层面与乡村社会发生互动：一是面对乡土性与非程式化的乡村社会,制度精细化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的存在;二是制度精细化是自上而下行政动员的体现,而非自下而上农民治理诉求的反应,这使得村级组织的接点治理不再可能。制度精细化趋势的背后是基层制度建设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应在村民自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基层组织建设,让村民自治在适合的制度条件下运转起来。     

微治理：乡村治理中的单元下沉与生活转向

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微治理是乡村治理转型的重要方向。微治理立足于乡村治理单元下沉与生活转向,提高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因此,基于“制度与生活”理论视角,分析微治理的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一方面,微治理有效应对村民自治下沉的制度环境,回应村民差异化的生活需求,及时处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微事务”。另一方面,微治理以村民小组为治理单元,构建“微共同体”“微网格”和“微组织”的内在要素,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再造、治理方式重塑和治理资源整合。微治理重构乡村治理形式和内容,在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多元治理主体结构、制度化的治理规则和“软硬兼施”的治理策略。微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模式,能够提升村民主体性地位,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乡村治理的政策演变与未来取向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带动下,我国乡村治理的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工作,对乡村治理政策进行三大调整,即改革和规范自上而下的纵向治理方式,建立和规范村民自治的横向治理方式,健全和规范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方式.未来15年,我国在乡村治理上还面临艰巨挑战,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为:乡村分化、乡风文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治理方式等.未来15年,完善我国乡村治理政策,建议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乡镇治理和村庄自治的关系,完善乡村治理框架,确立乡村治理标准;从以强调村民自治为主转向强调法治优先,实行分类分级治理,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推进结构调整,加强长期投资,为乡村人口特别是边远落后地区的乡村人口,提供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使其能从中得到相对理想的收入;以技术进步推进乡村管理和服务的变革,建设乡村大数据,强化严格管理;推进基层实践创新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促进治理方式转变,创新乡村服务.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建构精细化研究——基于安徽省S市3村的调查

农村地区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精细化水平,对于乡村社会具有现实意义。深入研究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制度建构精细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让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在适合的制度条件下运转起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有助于加速促进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形成以及乡村振兴的实现。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安徽省S市3村制度建设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参与冷漠化、制度错位、非制度参与、传统乡土意识式微等现象。因此,需要培育村民治理主体意识、规范权力实践主体、完善村规民约,既要引导村民有序参与,又要重新唤醒他们在农村的归属感,要采取多种措施,使村民自治工作在适当的制度条件下开展。     

乡村基本治理单元及其治理能力建构

国家治理与乡土社会的双重变奏中,乡村基本治理单元保持着简约治理的基本形态。公共资源下乡的过密化,导致目标管理责任制嵌入基层民主实践,催生半正式行政结构的科层化。多种张力下的基层治理制度供给,不仅没有带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复兴,反而使得乡村治理走向了善治的反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村干部理应成为承接公共资源的接点性治理主体,也可能不受监管而坠入乡村“微腐败”的温床。现代国家要更好地造福于民,需不断提高行政村的基层治理能力,初步的构想是,建构行政村的社区福利评估能力、政策释义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多元主体互动视域下民族地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目标的题中之义。文章以民族地区H县W村作为典型个案,选择从多元主体互动视角对"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展开探讨,研究发现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适用对象为自治、法治与德治主体相对分离行政村,它的形成机理为确立党建引领"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价值准则,组建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共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依托放权理念将村委会的职责发包给各种社会力量,基于协同理念实现村委会与各种社会力量协作共治。虽然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但出现了组织臃肿、权责交叉、保障不力现象,导致人浮于事、权责不清、参与者积极性弱,需要采取合理配置组织及人员、厘清权责清单体系及统一发包事权和财权等措施提质增效。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理念与路径

如欲使得新时代乡村治理取得切实成效,并使学界的相关讨论更为聚焦且形成新的知识增量,就须立基中国乡村的民情民意民生与传统治理资源,构建一个贴近实际且具操作性的逻辑框架。在这一框架中,首先,应树立与民服务的合作治理之理念,它不仅是共建共治共享的逻辑延伸,而且更能体现公平、多元、参与和服务的意蕴,故可从实践上更好地推进为民服务。其次,从夯实村民自治基础、提升基层法治水平和重塑社区德治环境三个维度,探讨了乡村治理体系"三治合一"的必要性,进而使之彼此借力、有机互动,达至合力作用的发挥。最后,从国家、社会与个人层面分析了应如何做到既各司其职、又彼此联动,这为乡村治理的机制完善与路径优化提供了政策参考。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村干部职业化:时代特征与实践逻辑

村干部职业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乡村治理现代化视角剖析江西省Z村干部职业化现象发现,在前提保障、边界划分、内核体现和外在延伸的进程中,村干部职业化表现出办公设备现代化、责任分工明晰化、岗位职务专业化、业务执行规范化等时代特征,是三重实践逻辑共同导引的结果.结果表明:从自下而上逻辑看,乡村社会结构变迁造就村干部职业化新格局;从自上而下逻辑看,乡村定位转型迎来村干部职业化新机遇;从横向逻辑看,社会认知转变缔造村干部职业化新态势.针对当前村干部职业化面临的制度缺位、错位、异位等问题,应深入夯实制度、优化制度、规范制度,持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村干部职业化:时代特征与实践逻辑

村干部职业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乡村治理现代化视角剖析江西省Z村干部职业化现象发现,在前提保障、边界划分、内核体现和外在延伸的进程中,村干部职业化表现出办公设备现代化、责任分工明晰化、岗位职务专业化、业务执行规范化等时代特征,是三重实践逻辑共同导引的结果.结果表明:从自下而上逻辑看,乡村社会结构变迁造就村干部职业化新格局;从自上而下逻辑看,乡村定位转型迎来村干部职业化新机遇;从横向逻辑看,社会认知转变缔造村干部职业化新态势.针对当前村干部职业化面临的制度缺位、错位、异位等问题,应深入夯实制度、优化制度、规范制度,持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党建引领视角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践探索——天长市农村社区“1+N+X”治理实践分析

党建引领在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起主导作用。基于党建引领的理论视角,天长市基层党组织通过对“1+N+X”协商委员会的组织引领、制度引领和价值引领,为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奠定了自治基础,筑牢了法治底线,注入了德治理念。研究表明,自治、法治、德治绝非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党建引领下以自治为基,法治为纲,德治为根,相互补充、彼此促进、和谐共生的融合关系。为持续推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与村民自治的有力互动,坚持规则约束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实现治理理念与治理实践的有效衔接。     

论基于人权保障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地位。在走向权利的时代,现代乡村治理应当以人权作为价值基准,以人权保障来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并以此推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促使乡村和谐秩序形成,促进乡村社会文明发展,进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社会政策之维:依据、路径及提升

当前我国社会政策建设滞后所引发的系统性经济社会发展风险,凸显了从社会政策维度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紧迫性。从理论维度看,现代社会政策所蕴含的托底与共享机制,使其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软实力、提高经济发展的内生能力、强化政治发展能力以及社会秩序建构能力。从实践维度看,在国家治理中,化解公平正义欠缺难题、保障民众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促进国土空间的均衡发展与空间正义、推进新常态下经济顺利转型升级,都需要发挥社会政策体系的支撑作用。着眼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应增强社会政策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持续推动社会政策决策与实施体系现代化。     

智慧城市建设推动社区治理实践创新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及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必不可少.本文以大数据技术为视角,立足于北京市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布局城市全域应用场景、一体推进数字社会建设的政策背景,从智慧社区应用目标谱系出发,通过全域集数据模型,以标准化的城市基础信息编码体系为基础,面向城市数字化治理和精细化管理需要,基于全域大数据关键技术解决社区治理全域应用场景问题,推动社区治理智慧服务与精细化管理,同时促进智慧北京建设及相关高精尖产业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精细化转型及路径探析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为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以往粗放式管理的反思和矫正,既是历史发展趋势,又具有较强的现实需要.目前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已经具备了条件和前提,但在思维方式、政府组织结构、社会治理自身特点等方面仍存在制约因素.下一步应从治理结构、治理体系、治理工具、治理流程、治理制度、治理理念等六个方面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以社会治理精细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之构建

农村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文章在梳理现代 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性演进基础上,针对我国现有乡村治理体制性困局,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命题,提出了面向公正发展中国农村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选择———构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的观点,并对农村社会治理生态概念、系统特 质、系统构建等核心内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给出了如何打造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系统的系统 建议。     

新时代乡村基层民主治理困境及其现代化转型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基层组织体系得以健全完善，村民的民主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得到提高，村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信心得到增强，降低了乡村治理成本。但也存在传统封建思想和宗族意识阻滞村民民主意识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乡村治理主体流失，治理实践流于形式，法治意识淡薄、政治参与度低等问题。新时代要促进乡村基层民主治理主体现代化，优化党委、政府、市场、社会、村民共治的内在结构，明确县乡政府与乡村组织的职责界限和利益边界。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处理好政府与乡村主体关系，推进基层政府治理职能转型。健全法律体系，开展法治宣传，加大普法力度，从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和村务公开等方面建章立制，强化民主监督。     

村民公私观念与乡村社会治理

公私观念指导着村民在乡土社会中认识公私关系及其行为逻辑,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下,村民的公私观念呈现出伸缩性、层次性、价值与实践不对称性。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礼治秩序与法治精神、乡治传统与现代自治之间的张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民的公私观念和行为选择,并对现代乡村治理形成了挑战。必须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下致力于公与私的消解,在理性基础上实现"公私"伦理与法律制度的互动,进而在公私融合主导下形成多元主体的情理共治,才能逐步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