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名商标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已成为争论越来越多的热点问题,而且愈加呈现国际化的趋势.随着我国商标法的修订和新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的出台,我国对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在与国际接轨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根本性的变化.针对这些变化,对驰名商标的认定前提、认定标准和认定方式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了阐述.     

驰名商标认定模式的重构

驰名商标的认定是对驰名商标进行特殊保护的前提,目前我国对驰名商标认定的制度设计尚存在诸多缺陷,驰名商标“跨国保护”与商标“独立性”也使各成员国之间存在日益明显的权利冲突。文章就驰名商标的国内认定模式及国际认定模式的重构进行了具体分析。     

论我国驰名商标的认定条件

驰名商标的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对我国驰名商标的认定条件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对照一些相关的国际公约,参照一些国家的商标立法,还存在着不足和缺陷。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相关公众”的范围,规定未注册商标也可成为驰名商标,并赋予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的权力     

浅议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

驰名商标因为能够给企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已成为企业的“黄金名片”,国际上和各国内都进行了相关的立法来保护驰名商标。本文以《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为基点,结合国际国内相关规定,对驰名商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定位,特别是关于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问题,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驰名商标制度。     

浅议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

驰名商标作为一种无形资产 ,意味着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和收益 ,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日益突出。当前 ,我国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制度尚处在初创阶段 ,在驰名商标的认定模式、认定标准、认定机构以及权利行使的范围、域名保护等方面 ,仍需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 ,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驰名商标的目的     

中国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制度--兼论《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

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54号发布,以2003年6月1日起实施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为基点,结合国际国内相关规定,对驰名商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定位,特别是关于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问题,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驰名商标制度.     

论我国驰名商标的认定

鉴于我国加入WTO后驰名商标对民族工业的保护和发展、对政府实施"名牌战略"起到的特殊作用以及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需要与国际接轨的现实,强化驰名商标认定工作将显得非常重要.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认定驰名商标需要考虑的五个因素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立法机关应在已有认定标准的基础上,完善现有的认定标准.     

从世贸组织的TRIPS协议看我国驰名商标法制的完善

TRIPS协议作为世贸组织框架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体制 ,其对驰名商标问题作了特别的规制。比较我国驰名商标法制与TRIPS协议相关规定 ,我国在驰名商标的立法层次、认定主体、认定标准、权利保护等方面须以TRIPS协议为指导进一步加以完善     

论我国对未注册驰名商标的法律救济

文章阐述了我国对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现状,对未注册驰名商标的认定和救济,及对未注册驰名商标的具体保护措施等方面的问题.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国情,笔者认为保护未注册驰名商标的必要性、可行性和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市场竞争中驰名商标形成的客观性和影响力两个方面.     

驰名商标法律问题的几点思考

我国法律对驰名商标的有关规定存在一些问题，驰名商标由部门规章加以界定，其法位阶太低，在立法上显得不严肃、不权威，应反省驰名商标的认定方式，在完善行政认定制度的同时，提高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审级法院的级别；对高度著名的非注册驰名商标给予跨类保护。     

在经验与先验之间——兼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在探寻人类文明进程的普遍规律、获取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价值的过程之中,如何既避免“理不离境”的经验主义错误,又规避超越时空的先验主义谬误,显然是迄今为止在学术界仍未得到明晰的认知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经验论一样,完全脱离经验基础的先验论,无疑偏于极端和绝对。将经验与先验相统一而形成的有机认识论或普遍主义认识论,或许是更为合理的认知门径。而对于这一门径的找寻,正是知识分子尤其人文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群体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社会职责和独有优势,在于它以必要的逻辑思维训练为前提,超越经验知识,通过知识占有和因此获得的思想力量,以先验与经验有机结合所获取的洞察力,批判性地洞悉、预判事物发展的趋势与前景,对社会现实及其发展前景作出必要的预警和展望;同时,在事物发展的多样性之中,探求、发现与抽象出远高于具体经验知识的共同经验知识及文明成果,也即体现事物发展之真理性的普遍性理念,最终积淀而为超越时空的共通性文明成果,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对绿色生态的思索与追求

生命与自然界的内在关系揭示了绿色生态及其功能的和谐运转不仅是大自然的本质要求,也是生命孕育、创生、发展的根本所在;人类自产生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认识、改造、利用自然,人类的生产实践给自然界及其自身带来了许多灾难,如环境问题、工业问题、人口问题等严重影响大自然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鉴于此,探讨了绿色生态思想的发展及其对生产实践的客观要求,呼吁当代人类应该保护自然资源,保护自己的家园,创建一个和谐、稳定而美好的生存环境.     

管理伦理中的道德主体建构

管理伦理的逻辑中心在于道德主体的形成和建构。道德主体是道德内化与外化在管理活动中的枢纽，是“善”的本质的体现。管理伦理中道德主体的建构路径有三：道德认知形成，即对道德内涵和规则的学习、体认和理解，对道德善、恶的一种自我知觉和体认，对道德目标、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和运用；道德情感建构，即主体对管理情境的情感直觉与体验，以及对管理角色的情感想象与理解；道德目标实现，即管理目标实现。其意义在于：重构管理者的道德精神本源，增强对管理道德情境的适应功能，实现管理过程中的道德作用。     

试论法的美学价值

美学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语言学等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 ,但法学与美学的关系研究至今在我国尚属空白。而事实上 ,法学与美学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法蕴涵着美的因素 ,体现出美的内容和价值。从法的内容中所蕴涵并体现出的正义、崇高、和谐、真善、力量等美学价值。法学与美学的关系研究 ,对于法学和美学的学科体系的完善或建立一个新的学科 (法美学 )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 ,有助于克服、消除人们在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以及法的监督过程中的异化现象。     

超越对峙——论《八月之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

统制西方意识形态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使人们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心理常态来看待世界、规范社会：善／恶、人／自然、男性／女性、理性／感性、在场／缺失……在福克纳的长篇小说《八月之光》中,作者生动描写了一系列受到种族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戕害的人物角色。通过展示他们内心的矛盾与冲突,行为上的癫狂与错乱,以及对人生的绝望,作者成功解构并颠覆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构筑起人文主义的宏伟大厦。     

日本对清末东北大鼠疫的观察与应对措施

1910年10月，满洲里最先发现鼠疫患者，其后鼠疫传至哈尔滨傅家甸，并且迅速恶化，不久在东北全境乃至关外地区扩散，直至清政府控制傅家甸疫情，各地疫情逐渐缓解。到1911年4月疫情完全被扑灭，前后历时6个月，累计死亡达五六万人。此次鼠疫不仅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还影响到日本、俄国等列强在东北的商业利益。面对突如其来、凶猛异常的瘟疫，中、日、俄等国都采取了一定的防疫行动，并且围绕防疫事权展开了激烈博弈，其中日本表现尤为"积极"。日本不仅详细调查东北鼠疫疫情，还按天、按周、按月详细报告东北疫情，并在其领事馆周边地区、"南满铁路"沿线地区、中朝边境，乃至本土采取应对措施。日本采取的防疫措施主要有：紧急撤离日本侨民，成立统一的防疫管理机构，实行紧急隔离措施，加强水陆交通检疫、消毒，奖励捕鼠、灭鼠，极力推动"中日联合防疫"。日本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展防疫，其动机和原因在于：一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严防鼠疫蔓延至日本本土，进而威胁到日本民众安全；二是"缓和"东北民众的排日情绪，不仅要巩固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还要趁机攫取更大权益；三是尽早扑灭鼠疫，恢复中日交通和通商，以便抢夺东北的商业利益；四是部分医务人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支援东北防疫。客观而论，日本的防疫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鼠疫蔓延，遏制了疫情在朝鲜、日本的扩散，为最后扑灭此次大瘟疫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日本借口防疫强行干预东北防疫事务、践踏中国领土主权、歧视中国民众等粗暴行径不容忽视，对日本借防疫实现在东北的政治、外交和经济野心企图更要清醒认识。     

僵尸企业的生成、危害及处置——文献综述和未来研究方向

僵尸企业是阻碍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隐疾”,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之一。厘清僵尸企业是“怎么来的”和“怎么没的”对于科学且有效地处置僵尸企业、增强市场效率具有理论和政策上的指导意义。在综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僵尸企业的识别方法及其演进,比较了中、日、欧等国家(地区)僵尸企业的不同特征及成因,分析了政府和银行的不同作用机制,归纳了僵尸企业的主要危害,并从加强市场机制、推进制度建设、营造适当宏观经济环境、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等角度总结了预防和处置僵尸企业的方法。最后指出了关于僵尸企业需要进一步着重研究的问题:民营僵尸企业的特征及成因;银行对于僵尸企业生成和处置的作用,特别是政府与银行的互动;僵尸企业通过产业链对上下游企业造成的危害;僵尸企业与宏观经济及政策的互动;清理僵尸企业可能造成的风险;等等。     

隐患危害安全管理与控制对策

通过分析隐患、危害与事故的演变关系 ,提出了排查、确认、评估、控制生产劳动、生活活动过程中存在的隐患及危害的管理程序 ,以及利用排除、隔离、替换、规程控制、行为督导的方式消除危害 ,避免事故发生的控制对策     

数字经济下虚拟集聚的现实基础与应用

虚拟集聚是数字经济的产业组织形态,是数字经济下资源重新配置的方式,已经渗入人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集聚效应、新动能、新认识、新增长点等维度剖析虚拟集聚的现实基础,研究虚拟集聚对制造业的冲击及其在数字经济下的新应用。研究认为,网络空间的虚拟集聚是以“网”为基础、以“台”为依托、以“云”为支撑、以“端”为条件,虚拟集聚是集聚在数字经济下的演进,是在网络空间的集聚,具有智能物流、交易费用、空间范围、信息匹配、知识溢出、弱化黑洞、资源配置等集聚效应; 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中国制造强国梦形成历史性交汇,促使虚拟集聚应运而生,并且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新动能,能够显著促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带动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出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顶端; 虚拟集聚下制造业的关键核心是互联,在应用中需要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相辅相成,需要技术的支撑,表现为高度自动化、高度信息化和高度网络化,横向集成、纵向集成与端到端的集成,虚拟集聚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力都是在虚拟空间体现,将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调、智能化变革;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虚拟集聚成为新经济增长点,国际供应链中的虚拟集聚显著增长,跨境电商兴起,外贸行业快速数字化发展,教育行业、学术会议借助网络和软件线上进行,线上办公、云端会展快速流行,网络与快递业、餐饮与外卖业、短视频与直播经济、云医疗与大健康迅猛发展,数字阅读、文娱产业线上流行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元宇宙的虚拟世界也将推动科技发展带来经济新增长点。     

试论乡土建筑作为文化寻根的重要途径

持续高烧的"文化寻根"不是"寻根文学"所膜拜的西方现代主义,全球化促使"文化寻根"正视家谱学尤其姓氏学,只有走进真正的乡土建筑中才能寻见"文化"之"根"。以祠堂(含牌坊)、庙观、戏台为代表的乡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乡土意识"物"的凝固,印证着宗族、宗法、忠孝节义、仁义礼智等儒家道统,是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之有形外化。乡土建筑存留家谱,镌刻姓氏,因"土"而"乡",最具中国性与中国质,破浪于国际传播之潮头。文化寻根必须摈弃"他者"的旁观视点,唤醒文化自觉,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建构国家文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