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代主义“学院诗”的兴发——论《文学杂志》之于台湾现代诗场域的建构意义

1956～1960年间,《文学杂志》在视文学为宣传工具的语境中,坚守“文学”本位的编辑原则,为台湾现代文学的良性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石。它所坚守的学院立场,直接开创并构建了台湾现代主义“学院诗”传统。学院诗的第一要义,即在自觉坚守诗歌自律的基础上,建设性地寻求诗歌本体的变革与发展。学院诗往往会遭受“脱离现实”、“晦涩难懂”、“保守自闭”、“理大于情”的指责。对此,《文学杂志》编辑们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从三方面做出了局部调整。     

论施蛰存的欧美现代派诗歌翻译

施蛰存一向被认为是一位重要的新感觉派小说家,研究者常常忽视了他实际上还是欧美现代派诗歌在中国最重要的译介者和倡导者之一。他不仅翻译了大量现代派诗,还通过创作和阐释现代派诗对现代诗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现代》杂志为园地,扶持了一大批现代派诗人,最终确立了现代诗歌史上至今也未能超越的高峰。今天我们应当还他一个在中国现代诗歌翻译史上应有的地位。     

声音的“政治”——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诗歌朗诵理论研究

有关“朗诵诗”概念合法性的讨论,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诗朗诵理论的焦点之一。针对此问题,“纯诗”论者与“大众化”论者有着不同的见解,在“大众是否能够接受诗歌朗诵”这一问题上,两者观点也不一致。但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背景下,许多曾经的“纯诗”论者,如朱自清、李广田等,逐渐意识到诗歌朗诵在“传播—接受”方面的功用,并认为诗歌朗诵是将“个体世界”与“公众世界”结合在一起的重要途径。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诗歌理论家看来,诗歌朗诵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读”与“听”,暗含着一种声音的“政治”,指向现代诗的公共性。同时,诗歌朗诵也是现代诗自我更新的一种方式。     

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二三十年代世界文化氛围下新诗的多向发展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文化氛围下，中国新诗的多向发展走向了黄金时代，产生了不同风格的诗流派：１．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新月派”：２．着重抒内心感受，强调情与智、自然律动和心灵律动相结合的“象征派”；３．借鉴外国现代诗，又结合自己民族传统而创造了诗的散文美的“现代派”；４．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要求诗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革命诗歌。     

从“思潮”“社团”角度论臧克家的流派属性

臧克家成名于３０年代，在诗歌形式上，受“新月派”影响，讲求“建筑美”；在诗歌内容上，反映农村农民悲苦生活，与“中国诗歌会”主张基本一致；在诗歌表现手法上，借用了“现代派”诗歌的象征手法，提高了诗歌的审美价值。但又与上述三派有所区别     

论“九叶”派诗歌的现代化探索

“九叶”派主张在尊重新诗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更多地吸收西方现代派诗歌营养,重建新诗现代化格局。他们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创作原则,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诗美智性化追求,并在诗歌语言和诗体形式方面作了大胆探索,其丰硕成果有力地促进了新诗艺术的发展,并具有丰富的启示性。他们融合中西文化,坚持现实主义精神,运用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的诗歌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写下了鲜亮的一页     

关于“中国诗坛”派的思考

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诗歌流派,常常围绕着一种刊物而形成,也因此以刊物而得名,诸如“新月”派就因《新月》杂志而得名,“现代”派就因《现代》杂志而得名,“七月”派就因《七月》杂志而得名.沿此命名法,我将1937,8—1941,1几年间相继存在的《高射炮》、《五月》、《时调》、《中国诗坛》、《战歌》等五个诗刊的诗人们形成的一个诗派,称为“中国诗坛”派,这是一个坚韧性极强、倾向性始终如一的诗派.“中国诗坛”派,源远流长.1928年,郭沫若的诗集《恢复》的问世,显示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实绩;30年代初,殷夫的“红色鼓动诗”,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诗歌运动的兴起;1932年,中国诗歌会的成立,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成为强大的自觉的诗歌运动.“中国诗坛”派便是无产阶级革命诗歌运动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形势下的继起     

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诗风的接受与转化

英国现代诗人奥登曾于1938年访问中国，他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带给中国诗人新的启示。奥登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用一种“临床”的手法来剖析社会、介入现实，使诗作带有明显的现实取向。在形式上，奥登采用“轻松诗”的体式处理严峻的现实题材，使诗歌呈现出反讽性的结构张力。奥登介入现实的诗学思想和轻松反讽的诗歌风格都影响了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创作，西南联大诗人群在接受奥登的时候也结合了中国的现实语境，将其转化为本土化的诗歌实践。探究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的接受与转化，对于理解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形成有着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探寻西方文学资源对中国新诗带来的有益影响。     

现代诗派的发展与后现代诗派

抗战爆发后，虽然现代诗派对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随着时代思潮的转向而走向衰 微，但是由冯至《十四行集》的拓展，到４０年代中后期，围绕《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杂志又 崛起了一个更加响亮地提出“新诗现代化”口号的后现代诗派（“九叶诗派”）。这个诗派不仅在 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总体背景中发展了现代诗派的先锋探索，而且突入到广大的人生现 实中，表现出一种新的历史综合的特征。     

台湾现代派诗的崛起、论争、回归及反省

肇始于五十年代初的台湾现代派诗,在六十年代曾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学主潮。其主要特征是:强烈地“表现自我”;反理性的、潜意识的抒写;追求繁复驳杂的意象;求新求变的艺术追求。围绕现代派诗的内容和形式,台湾文坛曾展开几次激烈论争。七十年代中期,乡土派诗歌取代现代诗的“垄断”地位,标志着台湾诗歌向传统的回归。八十年代以后,现代派诗也对自身做了一些反省和调整,以新的面目出现。台湾现代派诗的发展历程对大陆新诗的成长不乏某种有益的启示。     

现代主义诗歌的中国面孔

谈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便无法回避其西方背景 ,而强调西方背景往往又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误解成简单的移植。本文拟通过对“现代诗”和“现代主义诗”两个概念的清理辨析 ,希望达到对“现代性”较为准确的认识 ,从而探索产生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潮和中国特殊现代性双重背景之下的中国现代诗中的现代主义诗歌的诗艺追求———即其“中国面孔”     

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     

他审意识与自审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情感内涵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的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上主要表现为他审意识和自审意识。在具体诗歌中主要体现为主控诉主题和寻找主题的不同；而使命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差异则是这种不同的深层原因。     

中国诗歌的现代嬗变

现代诗是具有现代性的诗。中国现代诗在历史的嬗变过程中涌现出一些代表人物并取得了骄人的实绩。现代诗反叛冲击传统的审美趣味和诗美理想，体现出一种新的诗学精神。诗的现代嬗变的诗学意义，在于诗艺之变突破了诗歌表现方式的心理圃限；诗意之变凸显了诗歌的智性之美；诗人品格，也由“志士才子”转化为“赤子哲人”。现代诗人品格的形成，是诗学精神的深层变革。     

《现代》杂志推介欧美文学作品研究

《现代》杂志刊载的欧美文学作品约占其登载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近九成,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各种文体,极大地促进了欧美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传播,它主要以推出《现代美国文学专号》、译介报告文学、系统介绍欧美文坛发展、介绍欧美小国的文学创作和培植“现代派”文学等手段进行推介。《现代》推动了中国现代主义作品的出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体裁和内容,对欧美文学走向中国及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沟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征清诗史》对甲午“战争影像”的建构与其“诗史”特征

《征清诗史》是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专集，其以诗歌的方式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完成了对“诗史”的阐释，在甲午日本汉诗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征清诗史》详细记述了甲午战事的经过，表现了战争场面，通过对战争环境与氛围的渲染、对战争场景的多元表现及对参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三个方面建构出了甲午战争影像。在形式方面，其诗、注、评有机结合的叙事特点拓宽了传统“诗史”的表现形式，组诗的叙事方法又强化了其“诗史”特征。另外，《征清诗史》中征引了大量日方战争史料，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纯诗化：“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

“第三代”诗歌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重要诗歌创作潮流人们评述“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时，认为“第三代”诗歌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这是不对的。“第三代”诗歌有“纯诗化”这一独特的诗学追求，一方面，内容上他们追求“纯诗化”。他们“反文化”、“反崇高”，就是要把“文化”、“崇高”这些“非诗”的杂质去掉，而在诗歌中写出真正的个人生存体验。另一方面，他们追求语言的“哲学化”。他们“反修辞”和“拒绝隐喻”，是为了让诗歌语言更准确地表达内容。     

新诗:"诗底进化的还原"--俞平伯的诗论

俞平伯认为 :“诗是人生底表现 ,并且还是人生向善的表现” ,“平民性是诗主要质素 ,贵族的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 ,太浓厚了有碍于诗底普遍性。”为了达到“促进”人生的目的 ,诗歌就得真实地描写现实人生和抒写人的情感 ,但“真实”又是与“自由”连带而生的 ;因此 ,从根本上来说 ,诗应该是白话自由体 ,具有“平民性”。俞平伯的这些观点对新诗及现代诗论的发展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试论“新月派”“现代诗派”诗歌的音乐性探索

五四以来,新诗蓬勃发展,但新诗过于散文化,脱离了诗歌的本体。新月派和现代诗派在借鉴了中西方诗歌特点的基础上,对新诗进行了反拨,尤其在音乐性的探索上成绩斐然,对新诗音乐性探索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新月派提出诗歌的"音乐美",现代诗派主要是强调音乐性"纯诗",他们对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集会诗中的“人”与“我”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中期以前，集会诗歌不以人际关系为表现重点。元拓时期，苏门文人的亲密关系与频繁唱和促使集会诗歌渐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焦点，普遍形成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发展到极致，即形成面面俱到、揄扬群公的“八仙体”。北宋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观照视角、表达模式变化显示了北宋诗人对诗歌交际功能加深认识与自觉运用的渐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