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法上领土争端裁判之历史性权利

历史性权利是为弥补时效在国际法理论上的不足而产生的一个理论概念。它是一系列国家主权行为长期累积作用的结果,体现了占领领土历史性与法律性的结合,历史性巩固是国家取得领土历史性权利的法律程序。历史性权利克服了与国家领土取得方式传统分类相关的一系列棘手问题,它不仅适用于海洋争议领土,也适用于陆地争议领土。历史性权利已经成为国际领土争端司法裁判的理论依据。     

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适用困境及其出路

在资源日益短缺的背景下,随着太空和海底开发技术的发展,国际海底、月球等国家管辖之外的公共领域之资源开发和利用已成为可能.为确定权利归属,规范国家开发行为,国际法上提出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然而,目前该原则在实践运用中面临着概念和内涵不明确,适用领域和开发制度存在争议等困境,需要积极应对.     

国际法视野下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的历史考察

"发现""占有"和"有效管理"是国际法确定领土主权归属的基本原则。中国是最早发现并命名、最早开发经营和持续管辖南海诸岛的国家,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这是国际法认可的历史性权利。南海周边一些国家对南海部分岛礁及海域提出主权要求没有法律依据,其对部分岛礁的军事占领以及在附近海域从事资源开发活动实质上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侵犯。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是友好邻邦,南海争端应由当事国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全面和永久解决争议之前,各方应切实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鉴于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应加强海军现代化建设,做好适时收复被占岛礁的准备。     

中日钓鱼岛问题的缘起

钓鱼岛问题一直是影响并反映中日关系冷暖的敏感焦点问题。钓鱼岛问题的由来要追溯到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领土的非法窃占。钓鱼岛争端不止于主权层面,还有更深的经济、军事层面的诉求。钓鱼岛问题的实质是国家领土主权归属及其相关经济、政治和军事权益问题。     

当前研究高句丽归属的几个问题

研究高句丽归属问题 ,其理论原则必须放之四海而皆准。确定历史上一些国家的归属 ,主要应依据两点 :一是看它主要分布在哪一个国家的传统疆界之内 ;一是看它主要隶属于哪一国家的中央政权。据此应该肯定 ,高句丽长期以来主要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是中国的地方政权。应当承认中朝两国人民对高句丽双向继承的事实 ,但高句丽主要由中国所继承 ,不容否认。“一史两用”不可避免 ,但前提是必须辨明历史上归属的真相 ,而不应因此就把在别国疆域内本属别国的民族和政权说成是原属本国。如果再据此提出今天的领土要求 ,当属严重的政治问题 ,中朝两国人民都应坚决加以制止     

平安君鼎国别研究评议

学术界对平安君鼎的国别尚有不同意见。通过对已有意见的分析可以看出,官庄M3所出漆器上的"三十五年"等纪年刻铭实为秦文字,《战国策》中的"卫必效单父"也不能作为秦昭王时单父一定是卫地的依据;单父归魏的时间不在魏囚杀卫怀君之时,卫嗣君"独有濮阳"是指卫君只掌控濮阳,并非说卫国的领土范围。产生分歧的关键在于学者对单父在战国时期的归属存在争议。钩稽史料记载可以看出,战国中晚期单父的归属大致经历了"卫(或魏)——宋——齐——魏"的变化。平安君是卫或魏国贵族的可能性都存在。     

论中日东海划界、领土争端解决的法律方法

中日东海划界和钓鱼群岛领土主权归属的争端,既是影响中日外交关系的敏感点也是急需考虑解决的问题.2008年6月18日中日双方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以下简称"6.18东海共识"),通过研究"6.18东海共识"的定义和效力,论证"6.18东海共识"缺失全面解决东海划界的纵深目标,而钓鱼群岛的地理位置又是影响中日东海划界的重要支点,中方未能实现锁定对主权争议岛屿的海域进行共同开发.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包括外交、政治的方法和法律的方法.只要能维护国家利益,无论是外交还是法律的方法都需要认真考虑援用.论文研究了法律方法解决中日东海划界和领土争端的重要意义和前景分析.     

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看中菲南海争端解决

中菲南海争端的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的主权归属和海洋划界争议,国际仲裁法庭对此没有管辖权,也不得指示临时措施。不过,如果仲裁法庭将中菲南海争端解释为中菲南海管辖权之争,则其有可能对中菲南海争端行使管辖权,进而指示临时措施。但无论如何,仲裁法庭不得对中菲南海争端所涉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作出裁决,也不得作出对岛礁主权归属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裁决,否则就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在中菲南海争端问题上,中国政府应当尽快形成关于菲律宾提交的国际仲裁申请的研究报告,积极与菲方进行谈判,争取达成和平解决争端的协议,按照国际法和相关国内法进行南海执法维权,完善国际司法机构实践发展年度报告制度,在适当的时候,在有利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前提下,考虑接受国际司法机构对海洋争端的管辖。     

论澳门“开埠”以来法律地位的变迁

澳门自“开埠”以来，在任何历史阶段，都不是通常所谓“殖民地”，而一直是中国领土；葡人居留澳门及葡国对澳门的事实统治，不能从法律上否定中国对澳门的法定领土主权；澳门回归祖国，不是领土主权再转移式地确定主权归属，而是结束中国依法对澳门行使主权受阻却的非正常状态     

涉外雇用合同诉讼中的国家豁免问题探讨

有关涉外雇用合同的案件往往涉及到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在此类案件中,如何确定被告国是否享有豁免权,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通过区别"统治权行为"和"管理权行为",来确定外国国家签订雇用合同是一种私法行为还是主权行为;对"主权性质"的行为给予豁免,而对"私法性质"的行为则不豁免.<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并未作此区分,而是在列举了一系列例外情形的同时,规定了比较宽松的管辖条件:无论雇用合同全部还是部分在法院地国领土内履行,也无论是已经履行完毕还是即将履行,法院都有管辖权.我国在有关涉外雇用合同的诉讼中,应该依据联合国公约的规定.采取比较灵活的立场.     

试析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知识产权案件一般涉及合同案件和侵权案件两部分,其中,合同案件中争议条款的内容及解释、合同履行中的违约责任、合同解除及其后果处理以及侵权案件中权属的确认、侵权的事实及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是审理的要件及难点。较之一般侵权案件和合同案件,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结果更易受到社会的关注。但从结果看,不满意的声音常有之。为了实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公正性,既要严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又要适当平衡双方利益。公正是对权利人的保护,也是对使用人的规范,公正的力量应着眼于让侵权人主动停止侵权。法律不是当事人逃避责任的工具,公正的目的在于善意理解法律,最大限度地兼顾公平、化解矛盾。     

“势力范围”概念考释

甲午年之季,伴随着西势东渐,"势力范围"流行于中国.该文通过语源学的深入考察,认为"势力范围"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的一个概念,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其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出现,到形成一种国际法概念,经历了一个过程.传统国际法中"势力范围"是指列强掠夺非洲的过程中分割非洲的一种形式,是领土权的一种.以后,"势力范围"被政治家运用到世界其他地方,无不与该列强的领土野心联系在一起.     

权利客体的民法解构

客体是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是我国民法学界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权利客体形式说＂的民法通说存在对权利客体一古脑儿的＂平面化＂扭曲。按照德国学者拉伦茨的理论,权利客体是一种双重构造体系,我国在承袭拉氏学说的基础上应对客体构造体系进行整合并加以进一步研究。     

梁漱溟法治思想的现代性解读

梁漱溟的法治思想是籍由如何使西式的法制法意与中国的人生人心相沟通基础上产生的,其宗旨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内涵,建立一种符合国人人心和人生的法治文化。随着国民构建和谐社会意识的日渐强烈,法的人文关怀呼声愈来愈响,梁漱溟法治思想的现代性日渐彰显。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面临的任务是重塑法的灵魂,使法律同道德精神一起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观念,最终使中国融入世界性现代文明体系。为此须跳出法治思想的常规概念及通行逻辑,将梁漱溟法治思虑中隐含的人文关怀精神重新置入当代世界文化视野中予以再分析,从而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法治新路径。     

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的法律分析

为维护国际海运安全，国际社会纷纷派出军舰赴索马里海域参加打击海盗的行动。这一行动的国际法依据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和索马里过渡政府的同意，且三个因素相互关联。同时打击海盗的行动应受到相关国际法的约束，包括履行尊重沿岸国主权的义务、遵守人道主义法则的义务和因国际不法行为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思考

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以宽广的全球视野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问题作出的创新性回答.当前,在国际形势和全球秩序变化、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等极不确定性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迎来了全世界亟需谋求新发展的历史契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坚实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凝聚共识,求同存异,加深国际认同度;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增强国际公信度;开放包容,立足国情,提升国际影响力.     

论公正与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目标之实现简

提高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凝聚力、扩大文化传播力,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构成了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目标体系。只有在公正价值追求的推动、公正制度建构的保障、公正实践不断推进下,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国要充分发挥公正制度在文化软实力发展中的优势,不断推进法治的公正为文化软实力增强提供良好环境．强化收入分配的公正为文化软实力增强提供动力,重视国际事务中的公正为文化软实力增强开拓路径。     

中国解决西藏问题的对策

中印关系中西藏问题存在的根源是印度对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是形式上而不是实质性的承认。西藏问题的存在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以及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成为某些国家向中国施加影响和压力的筹码。解决西藏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和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原则立场,同时应加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建设和发展包括中印关系在内的良好的周边关系,从而为解决西藏问题奠定基础并提供国际环境保障。     

"大上海国际化都市圈"的整合与建构——中国长三角城市群差序化格局创新研究

纵观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群正在成为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要素之一。中国正处在城市社会来临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城市群的总体发展一直未能突破传统的体制性障碍,形成具有国际化功能大都市圈,更没有形成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城市群发展关系。面对全球化的城市竞争,城市群的发展及建构关系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中国的城市群要想在世界城市全球竞争的关系中占居世界经济价值链的高端区位,必须创造合理的、跨行政区域的、有内在市场机制关系的“城市群差序化格局”,并通过构建新型的城市群结构体系,直接参与城市全球化的竞争,创造中国区域现代化示范区。     

哲学之美:从西方后现代艺术谈起

哲学要美,首先就应与人的生活紧密结合.那种专讲脱离人生的超感性的概念哲学,把哲学界定为仅仅是认识普遍规律之科学,以至人生被变得千篇一律,苍白枯燥,就谈不上有哲学之美.为维护中国传统哲学之美,我们不能停留在哲学仅只是寻找最普遍规律之学的界定上,不能停留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而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而把哲学理解为提高人生境界之学.有生活境界之美,才有哲学之美,哲学应当像西方后现代艺术那样生活化.继承和发扬老庄哲学、道家哲学,借鉴西方后现代艺术所蕴含的生活哲理,似乎是我们提高人生境界、追求哲学之美的一条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