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山水",异趣别情--浅谈陶渊明、谢灵运的归隐和诗作

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是晋宋时期著名的诗人和隐士,都有着类似的仕而隐、隐而仕,最终又复隐的人生经历。但是,陶、谢二人归隐的目的、方式、角色以及他们的诗作则迥然不同。     

“隐逸诗”辨:从田园到山水——以陶渊明、王维、谢灵运为人物表

“隐逸诗”作为主题学范畴,其所包含的文化史信息或价值底蕴,远非“田园诗”、“山水诗”这对题材学概念所能替代.或曰,作为“隐逸诗”人的道德自律程度,要比一般“田园诗”人暨“山水诗”人来得自觉乃至卓越.“隐逸诗”人所亟需面对的首先不是怎么写“田园”或“山水”,而是对日常人生取何种活法才真正令己安魂.故从历代诗章可辨陶潜如何“弃官而隐”、“隐而欠逸”、“不逸乃隐”;王维则“先官后隐”、“亦官亦隐”、“亦隐亦逸”;而谢灵运只是“误官纵逸”、“逸而非隐”.     

凤兮凤兮何去来--从《论语》看孔子的仕隐情结

<论语>记载了孔子对隐逸问题的深刻思考.孔子的基本仕隐观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救世精神及仁政理想又使孔子突破其仕隐观的束缚,积极求仕.最后,孔子在理想成空的情况下怀道归隐.使孔子实现从仕到隐这一人生转折的是中庸思想,仕隐情结伴随孔子的一生.     

论《北山移文》的创作背景和手法渊源

关于《北山移文》的创作动机,学术界提出过不同的猜测,一般认为只是游戏之作。本文指出孔稚珪写作此文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和周颙之间存在宗教信仰上的分岐、仕隐观的对立,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事不和。文章还深入论证了宋齐士大夫两种不同的仕隐观,认为周颙仕隐观的变化与佛教三论宗的影响有关。     

感官刺激·山水·文人心态——读温庭筠诗的断想

中国传统文化沿着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这两条轨道并行了几千年,于是乎,文人能仕则仕,不能仕则隐,去大自然中寻求山     

谢灵运未交游陶渊明探说

陶渊明与谢灵运是晋宋时期的两位著名诗人。晋安帝义熙八年四月,在谢灵运随卫将军刘毅至江州任职期间,二人本来是可以交游的。但因为谢灵运的“负才傲俗”,和陶渊明不主动“情款”,以及陶渊明对佛教的认识与慧远、谢灵运相悖等多方面原因,使这两位诗人绐终未能如唐代的李白与杜甫那样走到一起,而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论戴叔伦的仕隐与诗歌

戴叔伦是唐代大历、贞元年间的著名人物。不只政绩卓著,诗才亦为世所推举。他的一生都贯穿着仕隐矛盾思想,这也使其诗歌具有了丰富的思想内涵。惜乎历来论家关注不多,论述较少。本文从戴叔伦的仕隐思想入手,对其诗歌中感时伤乱和向慕隐逸两类作品进行了深入分析,意在讨论其诗的精神内涵和价值,以期对戴叔伦诗及大历诗风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中国古代文人的隐逸文化

中国隐逸文化历史悠久,是漫长几千年历史的一道独特风景.但“隐”又有真假之分.真隐虽原因各异,但却有其看重个性生命自由之追求;假隐则以隐为手段,成为其出仕之终南捷径.隐逸文化被社会关注,儒道两学派与其关系尤密切.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庄子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则更接近和体现了隐逸文化的精髓.隐逸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隐士必须是知识分子,其中卓越有成绩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占了相当比例,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古隐逸文化的佛学基础

在封建体制内,出处(仕隐)关系是士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从魏晋到隋唐,随着政治局势的盛衰变化,士人与封建政权的关系或是和谐、或是冲突,如何在不违背名教纲常的前提下,追求个人身心闲适,这是中古士人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从大隐到亦官亦隐,再到中隐,是士人给出的答案。从思想根源上看,佛学对此具有重要影响:《维摩诘经》的不二法荡相遣执,消除各种差别;禅宗进一步发挥般若之"空",涤除出仕与归隐之间的对立;生活禅则将"空"之否定转化为对日常生活之"有"的肯定,士人通过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建构,最终消融了出处的矛盾,使身心得以安顿。     

论谢灵运山水诗的佛教净土观

谢灵运的一生与佛教有不解之缘,作为"山水鼻祖",其创作的山水诗精工细致,更独具佛学意蕴,尤其饱含佛教的净土信仰.在他的山水诗中,谢灵运欣悦地表达了自己对佛学的理解、对人生归宿的趋向及悟理之后宁静淡泊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