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银监会监管模式的建立及有效运行

银监会的成立使得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中分离出去,有利于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满足金 融监管的专业化要求,顺应混业监管的形势。但银监会面临着如何与中央银行协调、如何具体对 银行业实施监管等问题,任重道远。银监会监管模式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创新,要提高监管的效 率,关键在于监管理念与监管制度改革。     

银行资本监管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影响

通过构建银行部门模型和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基于银行异质性视角研究了银行资本监管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影响.研究表明:微观层面上,货币政策冲击能有效影响银行的信贷行为,并且在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和大规模银行体系情形下的影响更为明显;宏观层面上,大规模银行体系更有利于货币政策传导,在小规模银行体系和高资本充足率情形下,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不畅,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基于2014—2018年21家农商银行的微观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差异显著,银行层面变量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差异显著,宏观经济层面变量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差异显著。据此,提出优化货币政策工具、健全宏观监管体系、提升风险监管能力等对策,以有效控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维护宏观金融市场的稳定。     

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特征：来自中国银行业的证据

为验证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在中国的存在性和有效性,通过运用中国33家商业银行2001至2010年的年度数据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用银行脆弱性衡量的银行风险与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衡量的货币政策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最为显著。表明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在中国存在,监管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同时加强银行风险行为监管。     

谈贵州银行监管现存问题及其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中国加入WTO,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形势对中国银行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业的监管体制、监管力度及监管效用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因此,完善银行监管体制,加强银行监管力度成为银行监管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本文将以贵州银行监管为例,针对贵州银行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其对监管工作实施的落实,进一步在金融工作中营造法制化的环境,有利于发挥银行监管的作用,有利于银行业的发展。     

利率市场化、汇率制度调整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本文集中探讨了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任务及其对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同方向的影响。文章认为,利率市场化进程是一个消减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过程,而人民币汇率由对美元的僵硬钉住向管理浮动的调整则有利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加强,在二者同是当前金融领域改革重点的条件下,寻求二者的政策搭配和对货币政策的作用销抵是保证我国在顺利完成改革任务的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稳定,充分发挥政策效果的关键。     

监管型国家背景下独立监管机构的发展与启示——基于美国、德国、巴西三国监管机构的观察

以专业、独立著称的独立监管机构是监管型国家的重要制度基础,可为我国监管体制改革提供经验借鉴,但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一监管模式还缺乏深入、全面的分析。结合独立监管机构的源起和全球扩散,采用比较公共行政的方法,对美国、德国、巴西三个代表性国家独立监管机构的模式、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美国、德国、巴西的独立监管机构分别代表了委员会模式、内设模式和标准化模式。它们在人事自主性、财务独立性、决策独立性等方面既有共通之处,也有明显差异;差异产生的原因包括创设目的和背景、利益相关者博弈、制度传统与禀赋、政策学习与示范等。基于对各国独立监管机构的设置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我国的监管改革提出若干建议。     

“三元悖论”与我国对外开放阶段货币政策的运用

克鲁格曼“三元悖论”认为, 一国只能在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的完全流动三个目标中选择两个, 不可能同时实现三个目标。我国现阶段在这“三元”中选择的是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 同时未完全放弃资本完全流动目标 (人民币只实现了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不开放资本帐户 ), 因此货币政策独立性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我国加入WTO, 中央银行如何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同时货币政策也将从以内部的均衡目标为主转变为内外部均衡目标兼顾, 相应地必须建立适应开放经济条件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     

“三元悖论”与我国对外开放阶段货币政策的运用

克鲁格曼“三元悖论”认为, 一国只能在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的完全流动三个目标中选择两个, 不可能同时实现三个目标。我国现阶段在这“三元”中选择的是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 同时未完全放弃资本完全流动目标 (人民币只实现了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不开放资本帐户 ), 因此货币政策独立性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我国加入WTO, 中央银行如何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同时货币政策也将从以内部的均衡目标为主转变为内外部均衡目标兼顾, 相应地必须建立适应开放经济条件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     

商业银行资产配置与影子银行周期波动

与西方典型的影子银行不同,中国的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使其具有独特的运行机制。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的DSGE模型,刻画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着重从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的角度理解中国影子银行的周期波动。研究表明,中国影子银行的周期波动是商业银行动态最优化其资产配置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受到的监管冲击是导致影子银行周期波动的主要驱动力,其作用显著超过货币政策冲击等传统影响因素;二是影子银行的周期波动在方向上与商业银行相反,监管冲击下二者呈现出替代关系。     

电子货币:需求、影响和中央银行角色转换

电子货币作为一种崭新的货币形式,不仅具有国外学者所揭示的满足交易者对不同形式货币需求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特征,还具有本文所提出的隐私性和匿名性交易的特征.随着电子货币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电子货币对经济发展及宏观调控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使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中央银行应审时度势地改变监管方式与调控手段,以适应电子货币时代金融调控的需要.     

我国中央银行信息掌握及预期引导能力考察——基于货币政策透明度理论

本文介绍了近年来货币政策研究领域比较热门的货币政策透明度问题,并针对透明度理论提出了新的理解,即货币政策透明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分别研究央行与公众在具有可为自己获利的私人信息时的反应。根据这一理解,本文对我国中央银行的信息驾驭能力、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控能力以及公众预期引导能力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行性研究

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一个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在全世界日趋流行,但现阶段我国实施条件尚未成熟。为了创造条件,积极准备在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应从实行货币政策的单一目标、深化汇率体制改革、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以及提高通货膨胀统计效率等方面入手,不断完善货币政策框架。     

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制度稳定性三元发展趋势研究——基于三元悖论理论

三元悖论论述的是各国央行必须在货币政策独立性、自由的资本流动和稳定的汇率这三个元中做出取舍,为央行的政策组合选择提供理论约束。但是,该理论并没有对三个元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做出明确论述。根据对三个元的理论拆解和历史沿革分析发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性这三元分别存在着独立发展逻辑、历史发展路径和未来发展趋势,资本自由流动是三个元中主动变化的主元。1970年到2016年全球183个国家金融开放度指数和2008年到2019年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等实证检验论证了这一研究结论。因此,央行选择政策组合时,应明确资本自由流动这一主元,逐步推进资本自由流动,放宽金融管制,同时根据实际国情选择适合该国的货币和汇率的政策组合。小型经济体可选择放弃部分货币独立性以保持该国汇率的稳定,大型经济体可选择放宽部分汇率波动区间,保留部分的货币政策独立性。     

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探讨

近几年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仍不如人意,表现出许多非有效性方面的问题。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关。通过我国货币政策与经济活动的关系阐述了两者的相关性,指出了我国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与健全市场经济国家的差异,并分析了原因,如利率和银行信贷渠道传导不畅,货币供应量比较高等。提出了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存贷款计息方式,协调商业银行与各类利率之间的关系,深化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发行系统内票据,代理客户投资商业银行间市场等建议,以利于我国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大的效用。     

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文献研究角度的分析

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是中国构筑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要考虑的关键要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成为争论的热点和焦点。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有被动影响与主动反应两种情形,具有非线性的特征。计量经济学前沿领域的 STR 模型,在研究非线性经济行为方面表现出了优越性。现有文献基本上在线性框架下研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阐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非线性影响的机理和方式,构建合意的非线性 STR模型,检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被动影响和主动反应的数量特征,是未来可行的研究方向。     

加密数字货币行政监管的制度逻辑

运行在区块链上的加密数字货币因技术特性而与社会经济产生了多样性的互动,作为交易对象和支付手段的价值受到技术的影响,其技术安全性与系统稳定性问题有待监管的介入与规则的保障。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目的并非对技术和经济职能维护,保障其作为货币的区块链共识结果,而是应当以监管评估其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共识,并经过一致性同意,且必须作为宏观政策工具的一环,服务于货币对经济实体行为的刺激与法定义务的分配,央行对待加密数字货币的态度也取决于央行调控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基于技术、经济和政治职能的认知,各国对待加密数字货币采取了不同的监管模式,但也反映出部分相同的监管趋势。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通过双联模式的技术应用,行政权力行使中的价值强化,合作模式中的行政责任承担走向合作治理的路径,进而践行对象包容、手段多元、主体和责任排他性设计的监管制度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