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民有益 对社会主义发展有利——浅谈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

<正> 文学批评总有一定的标准,没有标准的批评是不存在的。现在文学创作日益繁荣,文学批评到底坚持什么标准,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四十年前在《讲话》中提出的两个“基本的批评标准”,即“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至今还是正确的。本文拟就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标准的基本精神是什么作一探讨,以期引起对问题的深入研究,比单纯停留在肯定或否定上是会有益得多。领会别人提出的理论原则,最忌主观随意性,或断章取义,或摘录片言只语以歪曲别     

论翻译文学批评———特殊性、批评标准与批评方法

翻译文学批评对于翻译文学来说,非常必要,但做起来非常困难。它与一般的文学批评有共通性,更有特殊性。它是跨越不同语言的文学批评,必须建立在语言学批评的基础上。一般的文学批评可以“得意而忘言”,翻译文学批评却应该是“言意兼顾”,应该将语言学批评与关学批评结合起来;细节批评与总体批评结合起来;特殊的批评角度与全面公正的评价结合起来。为此,翻译文学批评应该有一定的标准。对我国翻译文学而言,“信达雅”是基本标准,“神似”、“化境”可以作为最高标准。在批评方式方法上,对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的比较批评,即译本比较批评,在翻译文学批评中是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批评方式。     

刘勰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读《文心雕龙·知音》

《文心雕龙》的《知音》篇,是讨论文学批评问题的专篇。它论述的究竟是文学批评的什么问题,或者说,它论述的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很少有人深究。即使有一些看法,也是说法不一。比如,《知音》中提出:“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有人说,这是刘勰提出的六条文学批评标准(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如是说);有人认为这不是批评标准,因为它不是“评价和衡量文学作品思想内容     

试谈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

对于文学批评标准的认识,目前文艺理论界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即使对普遍引起重视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理解也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应侧重社会批评;有的强调艺术批评;有的提倡既要社会批评,也要艺术批评;有的主张二者的统一。(见吴元迈《关于文艺批评的随想》载《光明日报》《文学与艺术》306期) 我认为只有从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意义上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观点才能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本文将就什么是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客观性与阶级性、时代性的关系试作论述。     

一则重要脂批的作者考辨——与郝廷霖同志商榷

脂砚斋是不是主张《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这是近年来红学界争论的问题之一。本来,在五十年代,就有同志提出“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总的看法,从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也仅仅是而且决不可能超过‘自传’说”的观点。近年来,有的同志重申并发挥了这种观点。先是郝延霖同志发表的《没落贵族的哲学——论<石头记>的脂砚斋评》,继之是徐迟同志的《如何对待脂砚斋》,都持类似的观点。1980年,叶朗同志发表了《不要轻易否定脂砚斋的美学——就脂砚斋的评价问题与郝延霖、徐迟等同志商榷》,提出了不同看法。1982年,郝延霖同志又发表《脂评“自传说”考(?)答叶朗同志》一文,重申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创新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最为重要的成果，一直指引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依据。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标准的结合，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创新发展，在学理方法上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标准各自所包含的观念逻辑与理论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阐释，最终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新内涵、新形态。由于此种新内涵与新形态是以不断变化着的当代中国文学现实为基础，以文学批评的思想、内容、形式、功用为进路，通过打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历史性、审美性、人民性标准与中国文学批评“道”“文”“质”标准，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逻辑、情感逻辑、伦理逻辑与知识逻辑的统一，因而它可以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在理念与实践两个方面成为一种统一文学创作、鉴赏、教化、批判与行动五重目标的全新文学批评共同体。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管见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思想活跃,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在文艺理论的讨论中,不少同志论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问题。对于这种创作方法,有的同志怀疑或否定它“能成为独立的创作方法”,有的同志断言古今中外没有一部作品、一首诗歌是“两结合”的,进而认为这种创作方法的提出不仅不是对创作     

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之我见

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之我见王金鑫自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之后，理论界讨论颇为热烈。有的认为是“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标准”，有的觉得应当是“姓资姓杜的判断标准”；有的认为“既是检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又是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有的则...     

谈谈非党知识分子既是党的依靠对象又是统战对象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一九八二年,胡耀邦同志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把非党知识分子干部列为十个方面的统战工作对象之一。随后,中央领导同志又明确地指出,非党知识分子既是依靠对象又是统战对象。有些同志对把非党知识分子作为统战对象不够理解,或者感情上接受不了。如有的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不应该再说它是统战对象了”;还有的说:“既是依靠对象,就     

坚持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

<正>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指导准则,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针,然而长期来,它并没有得到正确地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中,以“政治”取代艺术,否定了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前些年,有的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贩卖人道主义之类货色,把一些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伟大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也当作极“左”的东西给否定了.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     

论康德“图式说”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一个先验认识论的“图式说”。对于这个“图式说”,历来人们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的认为康德的图式与“先验演绎”是相矛盾的,责其先验唯心主义不彻底;有的则认为图式说在康德的先验逻辑中是画蛇添足的东西,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有的却把它看成是康德对认识论的一项重大贡献,揭示了人的认识能动性。究竟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康德的图式说呢?     

试论通感的辞格地位

三十年前,钱钟书先生发表的著名的论文《通感》,为修辞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从此,修辞学家们开始研究钱先生的通感理论,相继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见解。有的同志把通感作为一种新的修辞格,写进学术著作;一些新出版的或修订的现代汉语教科书中,也为它开辟一栏,向读者宣传讲授。不过,也有同志认为,通感是一种心理活动,“不能同修辞格混为一谈,它只是修辞格的心理基础,……只能是某些修辞格的‘深层结构’”,如果“让它在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剖析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甚么?斯大林同志说:“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对于斯大林提出的这个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我国的经济学界中,有人把它具体化为使用价值的生产,有人把它具体化为价值的生产,也有人把它具体化为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的统一。针对上述这些观点,有的同志提出:“无论是使用价值、价值、或二者的统一,都不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途径或环节。”只有“满足人的生活需要”才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理论思维探讨

理论思维是恩格斯首先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来的,它是科学的灵魂。但是,恩格斯并没有给理论思维下过定义,所以人们对这个范畴的理解不尽相同。例如,有的同志认为,恩格斯所说的理论思维,“既包括理性,也包括知性,它是二者的统一”。(肖前:《关于认识的发展阶段和知性、理性问题》,见1983年9月12日《光明日报》第3版)另有同志说:     

刘熙载“本位”说考辨

“本位”是刘熙载在《艺概》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然而研究者却关注较少。“本位”语源于禅语,后逐渐衍为文学批评术语。刘熙载对之前“本位”概念进行了整合,提出了“本位”说,并建构了“避本位”“离本位”“犯本位”“称本位”等相关概念。刘熙载“本位”说的意涵是合乎儒家六艺标准的文学宗旨,揭示的是作品义旨与叙述方式之间的融摄。“本位”说是刘熙载构建的衡量文人作品高下的批评准则,对近现代学术产生了影响。     

关于深化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思考

1 植根于作家的世界观尤其是文艺观的创作方法或者说创作原则,直接决定着作家如何解决文学和现实的美学关系这一创作实践中的根本问题,因而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有的作家宣称他不理会这“原则”那“方法”,只求写出好作品;有的理论家也规劝作家不要被这“主义”那“主义”所纠缠,要保持自己的头脑清醒。实际上,在今日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具体状况下,作家们不理会创作原则,不选择自己喜欢的创作原则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有人更自觉、说得更明白;有人不那么自觉、说得不那么明白而已。同样,在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中,人们也不能     

论哲学的应用性

哲学的应用性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同题。当代国际风云瞬息万变,国内改革与开放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要求哲学作出新的解释,给予指导。然而,现实却表现为哲学的相对“贫困”,跟不上时代的要求。于是有的同志提出了“应用哲学”的问题,学术界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意见纷争,至今得不到统一。我认为“应用哲学”的提出,是建设性的、积极的,总方向是应该肯定的。虽然它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不宜简单地否定它。当     

谈谈非党知识分子既是党的依靠对象又是统战对象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一九八二年,胡耀邦同志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把非党知识分子干部列为十个方面的统战工作对象之一。随后,中央领导同志又明确地指出,非党知识分子既是依靠对象又是统战对象。有些同志对把非党知识分子作为统战对象不够理解,或者感情上接受不了。如有的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不应该再说它是统战对象了”;还有的说:“既是依靠对象,就不能是统战对象,工人阶级怎么能对自己搞统一战线昵?”产生上面这些模糊认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要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内含理解的不够全面,在概     

论“雅”

“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用以品评人物风度或鉴赏作品风格,成为一种艺术审美理想和文学批评标准。“雅”是一个内涵丰富又发展变化的范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学风尚对“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不同的作家、批评家对“雅”又有不同的诠释,如果把历代关于“雅”的论述加以归纳分析,则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以正为雅和以超逸为雅,实际上也体现了儒道二家的审美理想。刘勰说“雅俗异势”(《文心雕龙·定势》),雅者俗之反,雅俗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古人往往对举而论之。雅俗之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历久而常新的题目,在当时以至今天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产生了巨     

孔子的文学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

孔子的文学思想包括五个方面:其“美、善”说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开启了中国古代以政治功利为目的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传统,但它只片面地强调文学的外部作用,而忽略了文学内部规律的研究;其“文、质”说并非论述文学问题,从汉儒开始正式地将此概念引入文学批评,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在其“无邪”至“中”说的基础上派生出了“温柔敦厚”和“含蓄蕴藉”的审美追求;孔子的“兴、观、群、怨”诗教原则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不仅在于这几个概念本身,而在于提示了“兴观群怨”这一行为物态化后的意义;孔子的诗论思想是汉儒诗教思想的发端,更是汉儒诗教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