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

城市创新圈是创新要素的高聚集、高密度的创新系统。本研究尝试将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同时纳入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2005—2020年26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GMM模型实证检验相结合,讨论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产业集聚均对城市创新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促进效果顺序是制造业集聚大于协同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排在最后。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南方地区城市均表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北方地区城市则只有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只在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均发挥出负向调节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指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机制识别结果表明：二三产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本地效应发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间接效应显示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创新以及技术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机制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采用CRITIC赋权法进行测度与评价,同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本地效应呈U型特征,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也表现出U型特征,专业化集聚的溢出效应呈现促进作用,且存在行业异质性;人力资本是约束其影响的关键因素。为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驱动作用,应注重产业内部的结构特点,抓好人力资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集聚。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在新时代已经成为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12—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对我国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进行测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发展质量提升的赋能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对作用渠道的分析表明,政府创新资源配置偏向作为中介变量,对数字经济提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强化效应,即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增强政府的创新资源配置驱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探究表明,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质量提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存在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实力越强的区域,数字经济的赋能效果越好。     

高技术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关系探讨：中介作用与门槛效应

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产生的新业态,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华东地区五省一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区位熵法、主成分分析法与非期望导向超效率SBM模型构建了测量指标,探讨了华东地区高技术服务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相互关系,并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的中介作用与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当前华东地区高技术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均呈现上升态势;高技术服务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且数字经济发展在二者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但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升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为此,需要针对性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强化技术引领、区域协作与资源配套,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工业与高技术服务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及规律：基于成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既是实现制造业升级的关键依托，也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必然。理论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机制、竞争效应机制、学习效应机制、合作效应机制和专业化效应机制降低制造业生产与交易成本，进而助推制造业结构升级。据此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利用中国大陆2003～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及规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展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升级，且这种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实现的。第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第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呈现先负后正、先弱后强的“U”型趋势，只有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上升至特定水平后，其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学习效应、合作效应和专业化效应才开始显现出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力量。     

数字经济对我国服务业集聚空间格局的重塑——基于区域与行业异质性的分析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塑服务业集聚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从集聚力和分散力视角并结合技术成本约束，构建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框架，进而从区域、行业以及双重异质性方面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域异质性下，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东部、南方、北方地区的服务业集聚水平，而对中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的作用为负；行业异质性下，数字经济与消费性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与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双重异质性下，区域和行业的交互特征使数字经济对相应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呈现出较大不同。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需求赋能和创新赋能影响了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格局，这一影响的异质性与行业对需求和创新的偏好相关。据此提出，在通过数字经济的需求和创新赋能效应助力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格局优化时，政府也须着力改善地区间的“数字鸿沟”问题，进而缩小数字经济下服务业集聚效益的区域差异。     

数字经济、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区域创新环境的调节效应

基于长三角四大都市圈(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机制，检验区域创新环境对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区域创新环境对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通过不同区域创新环境的异质性检验后结论稳健。文章提出，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打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激活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效应，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2003—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分行业分地区层面都成立；其次，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效果高于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果大于东部地区和全国；最后，金融危机和税收冲击都不会改变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果，但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会抑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1—5阶滞后项都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应积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适当集聚,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集聚，同时推动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交流与合作，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好地发挥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功能。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企业创新

基于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使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数据构建企业层面的创新指标,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构建城市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标,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专业化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空间技术外溢效应和投入产出关联效应等渠道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不同性质企业创新、不同城市规模企业创新、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创新、企业不同专利类型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异质性。本研究结果对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赋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研究

依托数字经济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之路,是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加速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了数字经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动力和作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双轮联合驱动模式,突破当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存在的困境,进一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转型升级,从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研究发现,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共建共享数字体系等措施,数字经济能够加速两业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推动两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产业集聚与城市能源效率：理论机制与空间经验证据

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是目前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提高能源效率则是解决该双重困境、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考虑到上述事实，基于改进的产出密度模型探讨了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利用2006—2019年278个地级市数据，通过共同前沿数据包络方法测算能源效率，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加以验证并探究其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发掘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协同集聚与能源效率间均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能源效率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创新水平与资源错配是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中介机制。长短期效应的分解显示，在短期内，制造业集聚会对能源效率提升有较大影响；而在长期，能源效率的提升主要依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因此，应更加注重未来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发展，进一步提高城市的创新水平；同时，也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实现能源效率的长久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研究——以四大城市群为例

文章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集聚模式，利用我国四大城市群的59个地级市2005—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四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该研究结论是可靠的，但不同集聚模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性。进一步从区域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各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作用方向、作用阶段和极值点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从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等方面提出推动我国四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演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整体上呈现出南低北高的集聚格局;高值集聚区呈现出以上海为核心、杭州与南京为延伸的“V”形分布,并且已经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很强的辐射效应;空间相关性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主要因素之一。由此,政府在制定服务业发展政策时,应打破空间行政界限,以实现共赢。     

数字贸易、产业集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将数字贸易、产业集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统一框架,对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来看,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总效应显著为正,但是传统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传统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是传统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发生阻滞导致的。提升市场化程度对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而使得作用路径得以畅通。进一步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传统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传统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都不显著。进一步对中、西部地区中介效应中阻滞的路径进行调节,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在中部地区显著为负,在西部地区不显著。     

数字贸易、产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长三角样本的分析

基于2012—2021年长三角地区的相关数据,构建数字贸易、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贸易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推动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数字贸易对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直接的促进效应;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助推数字贸易对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为数字贸易发展对长三角制造业的影响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支撑和参考,对长三角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质量

基于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两项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且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受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市场竞争程度提高会增强政府补助的促进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而税收优惠激励效应则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明显。提出以产业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激励企业创新，加强政府对数字企业创新的引导和支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优化数字企业竞争环境等建议。     

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研究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推动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极。对2014年福建省各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的测算表明,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呈现地区分布不均衡特征,除厦门外,多数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经济新常态下,应通过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创新产业协同集聚模式、推动制度创新、完善城镇功能、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等途径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     

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

用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利用区位熵和SBM-DDF模型,测得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借助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两产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两产业协同集聚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且大部分省份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促进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累积循环效应,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具有正向作用,还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分行业来看,高新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