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与民主政治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回顾近儒刘师培关于阳明学与民主政治之关系的论旨中,探讨了台湾的自由主义学者与当代新儒家学者在儒家德性之知和阳明良知学是否能够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并从比较哲学研究的角度分析了现代西方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批判之得失,进而指出:现代西方社群主义的出现提供给我们一个有利的视角,来重新评估阳明学乃至整个传统儒学与民主政治间的关系,并且修正某些自由主义学者的片面观点。     

儒家礼俗的现代生命力

儒学在现代的生命力被遮蔽了。对儒家礼俗的重塑也许是开显儒学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向度。梁漱溟的礼俗儒学为我们阐述儒学的现代生命力提供了一个范例。梁漱溟所说的传统儒家礼俗至少包含两个含义,一是伦理责任,二是情感联系。他把礼俗关系而非法律关系看作现代社会组织建设的主导原则。建设现代礼俗社会需要汲取传统的资源,在儒家传统中有两个资源可以吸取,一是乡约的思想和制度,二是儒家讲学的风气。从梁漱溟的论述中得到的启示是,儒家礼俗生命力的发挥既要求礼俗儒学、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共同发展,又要求我们激发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海外新儒学的新动向

<正> 本文把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的关系作这样的界定:新儒家指那些具有强烈的传统意识.以儒家传人自居,而又在理论上略有建树的思想家.新儒学涵盖的范围更广,不仅包括新儒家,还特别指谓那些虽具不同的学术背景或社会立场,但都对儒学传统的现代意义从不同角度作抉发、阐明的学者所推动起来的学术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家响应现代化挑战的产物之一,但其对待现代化存着很悬殊的态度.提倡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为保住文化本根而努力,对此是排拒性的;而在台港大学讲坛上讲内圣外王之牟宗三辈,则要用儒学来指导现代化了.相比之下,新儒学的另一批提倡者,态度要平实一些.这些活跃在大洋彼岸的学者更关切的问题似乎在于“适应”上,即儒学如何适应现代化,     

牟宗三“儒家第三期发展”评介

牟宗三先生为了挽救近代儒学危机,重振儒学传统,提出了"儒家第三期发展"理论.他认为,儒学第三期文化的使命是"三统并建",即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建国以继承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尽管这一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儒学在新时期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点,但这其中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容错性民主:传统儒学现代转换的新途径

大多数现代新儒家未能全面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缺乏普适性,导致其过去近百年来选择了“内圣外王”的错误研究路径.在批判西方民主理论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容错性民主,将“委托试错权、保护政治精英的试错权和履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义务”视为民主的核心,而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强调的多党竞选.以容错性民主为标准,通过挖掘儒家君子的道德内涵,便可初步实现传统儒学与民主之间的融通.具体地说,就新外王而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政治精英需要履行的义务;就新内圣而言,“公开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行为是一种美德,符合儒家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容错性民主理论的提出,修正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路径:从“返本开新、内圣外王”转变为“开新返本、新外王新内圣”,初步解决了困扰现代新儒家的世纪性难题“传统儒学现代转换问题”,并在制度层面与深圳市、重庆市建立的“容错机制”相呼应.     

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

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李翔海一近几十年来，“儒家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垒：一种观点认为，儒学是一种与现代化逆向的精神力量，有人甚至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把儒学看作是“封建遗毒。”这种观点可以溯源到马克斯·...     

儒家传统如何支援现代民主——对亨廷顿问题的一种解答

本文针对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提出的问题 ,指出儒家传统支援现代民主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制度环境———市场经济和法治框架在儒家传统社会中的确立 ,二是思想前提———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经过自我限定之后 ,重新定位于社会中的个人。在此前提条件之下 ,通过儒家政治人这一中介环节 ,儒家传统中的精神要素 ,如忧患意识的责任伦理、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以及修身正己的自律意识等将成为支援现代民主重要的文化资源。     

论儒家传统文化的两重性

<正> 如何对待儒家传统文化?有人认为它是封建性的"粪堆文化","是一个封闭性的自足体系","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改革",必须彻底地抛弃.也有的人鼓吹"儒学复兴",提倡"儒学第三期",对它全盘地肯定.我们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儒家传统文化同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一样,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文化实体.对它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而应当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给以全面的评价.     

儒家乌托邦传统与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

2015年5月初,《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这组笔谈就是在当时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萧功秦批评儒家过于乐观的人性论预设强化了道德建构主义思维,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人仍在继承这种"道德理想国"的乌托邦传统。方朝晖则指出,以性善论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西方历史上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者多主张人性恶,而主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学者则倾向于人性善。高全喜认为,就政治事务(即如何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性恶预设要比性善预设更有助于限制公权力私用;儒家有必要从人性论(特别是性善论)的一竿子到底的逻辑定式中走出来,自由主义则应当更加包容中国传统。这是儒学现代转型与自由主义进一步扎根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谢文郁则提出权利政治(西方宪政)与责任政治(儒家仁政)的区分,指出:前者诉诸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瓶颈在于难以驾驭不计社会后果的权利意识;后者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但不明文规定哪怕已经得到公认的基本权利,权利难免以责任的名义遭到践踏。未来中国政治必须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的理想是寻求儒学的现代化。但他们在推行儒学现代化运动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困境,难以消解现代民众在情感上排斥儒学。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他们理应积极寻求切实可行的途径以培养现代民众对儒学的特殊情感。可从20世纪后半叶现代新儒家复兴儒学的价值取向(不是力求儒家精神的世俗化,而是力求儒家精神的超世俗化)来看,他们并不认为培养现代民众认同儒学的特殊情感对儒学的长足发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而他们之所以不重视培养现代民众认同儒学的特殊情感,是因为他们在认识上陷入了三个迷失,即认为：1、 现代民众冷漠儒学,恰好证明儒学在现代社会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2、 现代民众因其生存困境而必然认同儒学;3、 只要知识分子认同了儒学,通过他们的影响,现代普通民众终究会认同儒学。     

心性接通现代性如何可能 ——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哲学探求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绪,将儒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同时,他们进一步追问心性如何接通现代性的问题,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核心问题意识。对此问题,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回应是:现代性的核心精神是主体性的确立,儒家的心性之维体现出道德的主体性;而心性作为道德的主体性,内在地要求自身长出知性的主体性(科学)与公共的主体性(民主),以使得道德的主体性能够合理而顺畅地确立。因此,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在儒学如何实现其现代性转化的论题上,展现出以道德主体性为基础、三种主体性相互动的思想取向。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但同时也遗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儒家传统与人权·民主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人权研究会、香港孔教学院、韩国安东大学退溪学研究所、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联合主办 ,山东社会科学院承办的儒家传统与人权·民主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于 2 0 0 0年 8月 4日至 7日在山东青岛召开 ,来自美国、韩国、中国的 30多位有关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提供论文 2 0多篇。与会代表就传统儒学与现代民主、人权的关系 ,中国儒学对西方近代人权思想的产生和形成的影响 ,儒家传统如何实现向现代人权·民主思想转换及儒家传统对现代人权思想的发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 ,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     

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论孟德斯鸠的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研究

以往我们对孟德斯鸠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其对东方专制政体的批评及其民主政治思想这两个方面,却忽略了其中西政治哲学平行比较研究以及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的思路.从他对儒学与斯多葛派哲学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两派学说有着同样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评价;从他关于中国的“礼教构成了民族的一般精神”的论说中可以发现,他认为专制政体的恐怖原则乃是对儒家礼教原则的背离;从他对儒学如何“给专横权力划定范围”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他从道德的根源肯定“亲亲互隐”,与孔子的观点完全一致;从他对儒家礼教与基督教“一般精神”的比较中,则可以发现他对儒学的局限性有一定的深刻认识.     

制度与儒家之间——思想史视域中的制度儒家

本文试图通过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来思考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以及儒家的特征。钱穆先生关于这个主题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切入视角,他在制度与人事之间更为注重人事,突出强调士人对皇权的制约作用,但是未能充分地强调制度对人事的制约层面。而汉学家列文森则将儒家官僚制与君主制作为“理想型”,从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思想史上的梳理,这种思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分析的影响。列文森是以儒家的现代命运作为基本问题意识,将传统中国向现代的转型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过于强调自宋至晚清这一阶段的思想史,忽略了秦汉以来的经学传统。在这一方面,陈寅恪从儒学内部对中国政治传统与经学关系的论述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理解干春松教授在《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一书中所做出的理论上的努力。《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以权力—真理的关系为枢纽,对自先秦至晚清儒家制度化以及制度儒家化的过程进行了内在融贯的阐述,为我们把握儒家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相对整全的视角,同时本书将儒家在现代面临的困境揭示了出来,从而使得本书兼具思想与学术的双重内涵。     

儒家传统的调整与整合——评殷海光的道德重建论

殷海光的道德调整论,主张对儒家伦理持辩证分析,批判礼教的宗法专制主义,阐扬儒家的仁道理想。他关于道德原理恒定、具体德目变化的观点,超越了"除旧布新"的进化论观点,揭示了道德演进之常变交织的辩证过程。殷海光不赞同儒学与民主势不两立的"五四"命题,认为传统道德的伟大遗产可以和现代性并存不悖。他的整合儒家仁义、基督博爱、佛教慈悲与民主、科学的道德重建方案,超越了"五四""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式,而熔中西古今于一炉。此一"穆小姐"(道德)和"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结合,填补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道德真空。     

禅宗与儒家心学

禅宗与儒家心学杨应龙禅宗作为中国传统暂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尤其对儒家心学有着承先启后的重大理论贡献。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发展到孟子，形成了一种特别强调主体自我的新型儒学，即心学。传统观点认为小学只限于儒学中陆王一派，而事实上，在先秦，心学从发生到发展...     

评徐复观对儒家道德政治理想的现代转进

评徐复观对儒家道德政治理想的现代转进肖滨被誉为勇者型新儒家的徐复观，晚年把他自己３０年来在文化上所作的努力归结为一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政治。徐先生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对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进行批判性的反省，指明它转进的现代方向，提出充...     

儒家宪政主义:一个现实的乌托邦？

儒家宪政主义是近年来兴起的探讨儒家与宪政关系的政治思潮,其核心是发掘传统儒家控制王权的思想与行动,以此回应西方宪政实践的传统背景。这是一幅非常有诱惑力的政治图画,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想象力。但是,儒家在传统中国控制王权是失败的,而其教化出的民众之精神也与宪政所需要的公民不相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应在确保秩序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对此,儒家贡献甚少。儒家比较规整与踏实的出路是回归私人领域的生活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