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太极体性论

张栻接获朱熹《太极解义》以后,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他自己的《太极图说解》,张栻《太极图说解》基本存留于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张栻的这个注解本关于太极之体、太极之性的论说,有着理气(太极与阴阳)论与心性论相贯通,宇宙论与本体论相贯通的意蕴,体现了湖湘学派的思想特色,同时也是吸收二程及道南学派有关思想的结果。     

论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

朱熹《大学章句》的特点是:以明德—气禀—复其明德为基本结构,以明德为心的本然之体,从而赋予《大学》一种心性论的诠释。这种高度心性化的经典诠释为道学的发展提供了经典理解的依据。而在朱子的《大学》解释的功夫论中,一方面,格物和诚意居于核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为学次序的关注成为朱子基本的问题意识。简言之,人的为学,必须遵照《大学》以格物为起点的顺序,一切功夫以存天理、去私欲的道德修养为中心。     

理学养生之道——以朱子心性修养论为中心

作为禀天地之气而生、法四时而成的人,如何把握养生之大道?朱子给我们道出了养生的根本道理。朱子的养生之道以心性修养为基础,注重道德修身,以成就圣贤、君子为宗旨目标;朱子的心性修养论,强调心的知觉、主宰作用以及对天理的认知、情欲的节制,以“中和”作为对身、心、性情的整体调摄原则,追求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境界。而这种超然的人生境界、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以及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恰恰是个体存养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的生命状态。所以,朱子的心性修养论,虽然不以养生为目的,却养在其中。朱子的养生之道是建立在心性修养论基础上的“天人理一”的养生体系,从树立“天人一理”的养生观以及身心共养、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德、养气存心、情志养生、“仁者寿”为养生最高境界等几个方面阐述养生之道。系统研究建立在朱子心性论基础上的养生之道,可以对今天人们的养生诉求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句探微——从朱学的视角看

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一句,素称难解。己丑(1169)中和之悟以后,朱熹对该句的诠释历经反复,其定说保存在成于乾道癸巳(1173)的《太极解义》及《通书解》中。朱熹对该句的理解虽符合儒家的义理,且有其经典的来源和训诂的依据,却未必是周敦颐的本义。在朱熹解的基础上,结合《通书》中的相关段落,对“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句,完全可以提出一种既不越出朱子学的义理架构,又更符合周敦颐本义的解释。并且,这一解释还可以回应张栻、吕祖谦、牟宗三、劳思光等对其提出的各种批评。     

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与乔清举先生商榷

朱子心性论的成熟理论形态,不仅是对此前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有关心性论的全面总结和深化,而且对于宋代之后理学心性论及其相关理论更是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对于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研究,事关朱子学乃至整个宋明新儒学的核心义理规模和基础理论命题.乔清举先生在2011年第2期的《哲学研究》上刊发了一篇名为《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论作,沉潜反复之后,笔者认为有必要就乔先生文中的主要观点予以回应和商榷.笔者认为乔先生从“本体”和“功用”的视域看“心”与“性”的“统一”和“分离”,不仅误会了朱子“心”与“性”的概念关系,更是忽视了朱子心性论中曾为朱子反复强调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即“情”的维度,从而客观上抹煞了朱子哲学和整个朱子学所素重的现实关怀的面向.     

四书五经融通视域下的罗汝芳心学易学

"四书五经通而为一"是罗汝芳跟从胡宗正学《易》获得的重要结论。近溪心学易学的总思路是:先以太极生生为画前本旨,进而以乾坤相涵论心性,最后再以复卦统言功夫。四书五经的相互融通乃是作为诠释的总原则,始终贯穿在"生生(本旨)——乾坤(心性)——复(功夫)"的理路演进之中。近溪所欲达成的,是一个建立在彻底打通、彼此开放的四书五经基础上的一体圆融之学。由是,近溪之论《易》多与其它经典相联,其易学亦呈现出不拘一格的浑融气象。     

“以天统人”与“以人统天”——从对《大学》的重解看朱熹、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在天人关系上 ,朱熹、王阳明都主张“天人合一” ,但在具体的路径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集中体现在二人对《大学》的重新阐释———《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朱子的“天”、“人”合于外在之“天” ,走的是一条由外 (穷理 )→内 (体理 )→外 (推理 )的功夫径路 ,而阳明的“天”、“人”合于人心之“良知” ,其功夫论则是在知行合一基础上 ,进行“致良知”。朱子的天人合一是“以天统人” ,而阳明的天人合一则是“以人统天”① 。这正是二者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不同。     

李翱复性学说及其思想来源

隋唐以降,在佛道的挑战之下,儒家学说在心性论方面处于劣势。李翱于是提出复性学说,试图通过对儒家原有典籍《中庸》、《大学》、《易传》和《孟子》等书中有关思想的重新阐释,构筑起一个儒家心性论体系,与佛道相抗衡,他认为人人皆有与圣人一样的至善本性,凡人只是由于情欲遮蔽了本性才没有成为圣人。只要人们停止思虑,灭息妄情,复归本性,就能达到诚的境界,成为圣人。他的复性学说是吸收佛教和道家思想改造儒家心性论的一个有益尝试。     

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儒家心学的研究主要注目于孟子心学和陆王心学,较为忽视朱子心学。其实,在朱熹思想系统中,人心之学是极为丰富的,包含着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以及“道心人心”说、“心统性情”说等内容。它阐明了人心是人待事、处事、做事的动力、标准,是人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基础。朱子人心之学大致可以从三大方面加以探究：一是人心本质论,借助于对心的深入思考和辩论,朱熹建构了独特的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等;二是人心类型论,朱熹对心的类型、形态进行不懈思考,和二程一起共同建构了人心道心说;三是人心功能论,朱熹对张载“心统性情”说做了创造性发展,从性体情用、情动心兼动静、理在人心等方面呈现了心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人心本质论、人心类型论和人心功能论三者构成了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方志史上的细节关注与史实还原——《新安志》编纂历程考辨及其意义

在南宋孝宗时期,《新安志》的编纂历经罗愿复得《祥符图经》之前、之后及赵不悔知徽州三个阶段。而罗愿的修志准备,最迟从乾道五年(1169)作《附汪王庙考实》已经开始,至乾道九年赵不悔知徽州后,全面展开,并于淳熙二年(1175)修成。因此,《新安志》的编纂历时数年,甚至更长一些,淳熙二年只是个修成的年代,而不是开撰的时间,更不是在这一年内完成的。这有助于反映《新安志》编纂的完整历史,并且透露出罗愿修志的观念和目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朱子言论同异考》探析

《朱子言论同异考》(以下简称《同异考》)是朝鲜著名朱子学家韩元震(号南塘,1682—1751年)倾毕生精力研治朱熹(号晦庵,1130—1200年)理学思想而完成的一部重要朱子学著作。 《同异考》共六卷,分四十一个门类,四百七十八个条目。作者主要围绕理气、心性两大问题,详细辨析朱熹言论异同,考察朱熹思想变迁,究明朱熹晚年定论,比较系统地阐发了朱子学思想。这部著作至今仍是研究朱熹思想和著作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本文拟透过作者对朱熹言论异同的考辨,着重探讨韩元震的朱子学心性论思想,冀窥中朝两国朱子学传承和发展之一斑。     

皇侃《论语义疏》探微

皇侃《论语义疏》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南宋乾道、淳熙以后亡佚。清乾隆年间由日本传回中国,其真实性无庸置疑。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对《论语》的撰集成书、"论语"二字的意义及"论"前"语"后的原因、《论语》的不同传本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皇疏不仅经注文并疏,兼存疑说,而且采用了"义疏"体的新注解体例。该体例在文体上采用了分章段疏解和自设问答的手法。     

人心与人欲——《〈朱子语类〉中两条重要语录辩误》之辨误

《〈朱子语类〉中两条重要语录辩误》一文认为,《语类》卷七十八两条语录中"人欲"均是"人心"之误,指出此误造成较严重后果,并就国内多名知名朱子学者的观点提出商榷。《辩误》发表以来未见学界回应,其观点为台湾知名学者李明辉先生所采用。仔细体会这两条语录的语义,考察朱子人心、人欲说的分疏定位及历史渊源,从文献、义理及朱子后学的看法证《语录》不误,《辩误》实误,其误源于以绝对、单一、静止眼光看待朱子人心、人欲说,忽视了这一对概念在朱子思想中的多样涵义,遮蔽了朱子思想内涵的复杂性与形成过程的艰巨性。     

李退溪的心性论

素有“海东朱子”之称的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对朱子之心性论,不仅给予详尽之诠释,且有较重要之发挥与创造。这种发挥与创造依据朱子而又不同于朱子,是对朱子学的发展。他提出的别具特色的性情理气互发说,极大地丰富、完善和发展了朱子的心性情理论。在儒学史上应有重要之位置。退溪对心的工夫义给予了特别的发挥,由于他对心之工夫义特别重视,有人把其哲学概括为“敬”的哲学,这种概括,只能从心的工夫义上理解才有意义。退溪论性情侧重分别,他提出了性情发动分属理气之“分开说”,并从五个方面加以论证,这是他依据朱子而又超越朱子的地方。     

民国时期唐文治的朱子学研究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唐文治的安身立命之根本在于朱子学研究。他的《紫阳学术发微》是当时重要的朱子学研究专著,内容包括朱子学术思想历程研究,朱子心性学与工夫论研究,朱子经学研究,朱子政治学研究,朱子与陆王、浙东学派关系研究,清代朱子学研究述评等诸多方面。他的朱子学研究之深入而扎实,甚至有些成就为当今朱子学研究者所不及。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研究还与当时的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试图通过朱子学研究,坚守民族气节,“以兴起吾人爱国之精神”。     

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兼论朱子对《太极图说》的诠释

在中国哲学中,宇宙论与本体论代表着人们对生存世界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一般说来,宇宙论是以实然存在及其时空形式的角度指谓生存世界;本体论则以超越时空、超越聚散存亡的角度来概括这个生存世界。至于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则指宇宙论与本体论两种不同的结合方式,所谓宇宙本体论是指沿宇宙论进路所形成的本体,但却必然包含着一定的由已知推及未知的弊端;而所谓本体宇宙论,则是通过先确立本体,从而形成在本体之观照、统摄下的宇宙论。在从汉唐到宋明的思想演变中,有无本体论视角构成了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朱子关于理气关系的规定,则既上承孔子对仁礼关系的思考,从而使其哲学成为一种标准的本体宇宙论;同时,他又通过对周敦颐《太极图说》之本体宇宙论的定性与诠释,从而又使其哲学带上了宇宙本体论的特色,朱子由此成为汉宋学术之集大成者。但朱子本体宇宙论与宇宙本体论的矛盾,又为人们提出了一个本体论究竟应当如何确立的重大问题。     

“二度抽离”与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问题意识——以乾淳之际吕祖谦的思想动向为个案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二度抽离"批评现有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历史学界和中哲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试图从南宋浙东学派的早期领袖吕祖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元年间,就薛季宣《墓志铭》和《伊洛渊源录》的取材问题与朱熹发生的思想碰撞,分析这一碰撞的实质就是南宋前期程学(包括朱熹)在发展中出现了"二度抽离"的动向,而南宋浙东学派则试图扭转"二度抽离",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学术实践,并与朱熹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辩论。本文尽管不认同余著对"二度抽离"始作俑者的认定,但认为"二度抽离"实为认识南宋思想分野的线索。     

退溪性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联系

李退溪是韩国儒学中继承朱子学传统的大师。虽然李退溪在捍卫朱子学的正统地位的同时竭力批判阳明心学,但是根据本文的考察,不论在学术渊源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可以看出李退溪与阳明心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学术渊源上,李退溪所推崇的《心经附注》与曾经影响阳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论》的《道一编》都是出自程敏政;在学术思想上,无论在心性论方面还是在工夫论方面,退溪哲学对朱子哲学的某些拓展都可以看作是李退溪对阳明心学的某些问题的回应。     

朱子对儒家忠恕之道的创造性诠释

朱子认为忠恕之道是先秦儒学传承的核心义理,他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忠恕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他从天地的忠恕、圣人的忠恕和学者的忠恕三个层面理解忠恕之道,分别开显了忠恕之道的本体论、境界论和工夫论内涵.他认为本于仁德发用的恻隐同情之心是忠恕之道的基础,阐述了忠恕之道的心性论依据;认为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忠恕之道与格物致知是相同的为学工夫,但两者表述思路存在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