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经历了由诱致性变迁向强制性变迁的转变。早期流转制度的发展与乡镇企业发展相协调,因村集体响应获利机会导致了流转制度的诱致性变迁,但其存在内部规则难以外化、制度滞后及制度供应不足等问题,危害了国家经济安全和农民权益。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单一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已无法满足土地制度改革的需要,政府主导的流转制度强制性变迁作用日益凸显。影响流转制度强制性变迁的因素主要有政府利益偏好、土地要素价格扭曲、充分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土地供求矛盾等。     

中美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比较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对中美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变迁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美国采取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我国采取的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得到以下启示:应选择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制度变迁路径;重视指导社会评估组织的发展;注重培育高等教育评估市场;应进一步明确政府、高校和社会评价组织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角色。     

政府主导型融资制度变迁的极限及其突破——一个“两阶段模型”分析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国有企业融资制度变迁基本上属于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一制度变迁方式由于"诺思悖论"而面临着难以突破的改革极限.突破这一改革极限的可能途径在于及时转换制度变迁方式,即由单一的政府主导型融资制度变迁转变为以诱致性融资制度变迁为主、政府主导型融资制度变迁为辅的制度变迁方式.     

制度变迁的类型及转换规律

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 ,每一种变迁方式都有其优点和缺点 ,在实际运用中要把两者结合运用 ,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需要强制性制度变迁来完成后期任务 ,强制性制度变迁也需要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来进行前期探索 ,积累经验。     

我国妇女组织的制度变迁模式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可以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妇女组织的制度变迁主要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当时背景下有其合理因素,但是也受到统治者的偏好、有限理性和一致同意原则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变,在制度选择集合和制度服务需求两个方面导致了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出现,引起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因此,在新的制度环境下,探寻适合我国妇女组织发展的制度变迁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结果。当前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制度变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预期制度模糊导致"规制过剩"与"规制匮乏"并存;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系统不足导致依附性与独立性并存;强制性制度变迁职能错位导致监管过剩与监管不力并存;诱致性制度变迁利益机制偏差导致"非营利性"和"利益驱动"并存。优化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制度变迁的基本思路是:确立政府与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互信关系,为制度变迁奠定思想基础;完善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为制度变迁提供外部环境;加强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为制度变迁提供内部保障。     

我国企业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制度供给研究

我国的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以及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兴起等因素的出现,成为促使企业制度变迁的内在诱因。随着企业独立自主地位的完善,这些诱因也必然演化为新的制度需求。无论是强制性变迁还是诱致性变迁,政府的制度供给都十分重要。当前政府制度供给的思路,应一方面赋予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规范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保障合理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因素有较为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     

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研究

由于“公有民营高科技企业”和“民办民营高科技企业”在产权制度演变过程中具有不同的特点 ,因此在向股份制变迁过程中 ,前者应选择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后者应选择诱致性制度变迁 ,并通过后者带动前者以突破公有民营高科技企业产权制度变迁中存在的“诺思悖论”。在两类民营高科技企业的产权制度变迁中存在不同的难点 ,针对这些难点 ,本文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农地产权制度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作用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而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作用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则充满着“活力”,转移速度增快,转移规模增大。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以1978年为界,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分为建国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初期至2004年两个阶段,在产权理论的框架下予以分析,并在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几点结论性建议。     

中国银行制度变迁方式的分析

中国银行制度变迁已从单纯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迈进了更有效率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交互演进的方式     

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变迁与组织演变特征

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初步恢复及1981年学位制度的正式建立,标志着我国中央集中管理为主的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的形成。随着地方政府对研究生教育的领导权和统筹权的不断加强,研究生培养单位培养和管理能力的日渐提高,原先的中央集中计划管理体制已经难以适应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需要。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场以权力下放、组织分层、管理重心下移为基本趋向的体制演变逐步展开。这种演变以渐进改革为主线并以激进改革为辅线,以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转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体,以中央集权单一化逐步转变为以地方分权分散化的历史过程。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企业税负

财政分权通过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与支出竞争影响企业税负,其影响是中性的。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并考察了这种影响在不同性质企业间的差异。上市公司的税负整体上与财政分权程度呈U型关系,中央企业的所有权属性与企业税负没有显著关系,但地方国企与非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性与企业税负显著正相关。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竞争偏好差异,决定了财政分权程度与企业税负的U型关系。长期而言,应建立新型央地财政关系,赋予地方更多税权,合理引导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短期而言,改进税制才是降低企业税负的关键。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转型的内在逻辑

我国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财政分权一直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这种特殊的分权制度安排为地方政府向增长型政府的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机制。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重新诠释了地方政府转型的理论内涵,梳理了西方国家政府模式演变的历史脉络,揭示了我国地方政府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内在逻辑,并建构了地方政府转型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设区的市”立法赋权的理论定位与行权的对策建议

赋予全部"设区的市"立法权,既是渐进式的纵向分权的体现,也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优路径。"设区的市"拥有立法权并非"违宪",而是宪法规范对社会的滞后性反应,从规范与事实的龃龉角度可以作出解释。《立法法》对立法权限的"等"字规定,应从立法实践与草案三稿变化得出"等外"之义,而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的内涵应从短期与长期两个方面作出理解。此外,新修订的《立法法》通过备案审查制度在制度框架内化解了"较大的市"立法事项收缩与法定事项以外的法规效力之间的张力。在"设区的市"行权问题上,未来的对策应从设置立法机构、强化人大对立法的主导地位等角度考虑,通过多层次的审慎举措推动地方立法实践的良性发展,使之契合国家治理的导向和良法善治的要求。     

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基于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差异的跨案例分析

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以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的差异性为切入点,对五届(2001-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围项目进行跨区域、跨类型、跨年度等维度的数据分析发现,行政改革与经济增长显著关联,同时,地方政府创新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政治改革向行政改革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公共服务仍没有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焦点领域。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央政府要自上而下地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和政治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机制,重视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的建构。     

试析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国从历史经验和教训出发,在遵循＂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指导原则的基础上,逐渐从纵向上下放中央权力于地方。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由分权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文章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纵向地方分权基本情况的介绍,强调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试图为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间的纵向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     

金融市场竞争、政府干预与僵尸企业

基于识别出的僵尸企业，探究金融市场竞争和经济上分权而治的地方政府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动机越强，当地国有企业成为僵尸企业的可能性越高；地区金融市场竞争水平的提高能显著降低企业成为僵尸的可能，但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汲取显著削弱了金融市场竞争的有益作用，间接催生了僵尸企业。因此，打破政府、银行、企业间的共生关系,促进金融业内外开放和金融脱媒，推进僵尸企业去杠杆和分类处置等是化解僵尸企业困境的关键，而构建诸如基于包容性财富等的可持续增长考核指标，引导地方政府摒弃以恶化资源配置为代价的做法，则是铲除僵尸企业形成土壤的制度保障。     

分税制下中央与地方收入管理权限的变化、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央实施的分税制客观上削弱了地方的收入管理权限,致使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自给能力都出现方向性变化.地方政府为了应对这一变化,开始脱离正常的轨道寻求其他出路.于是,分税制改革便演变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变相的博弈.目前只有通过调整收入管理权限、改进省以下分税制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才能使博弈迈上正常的轨道.     

俄罗斯制度转型中财政分权问题研究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承担配置职能,中央政府执行稳定经济和分配职能。这一理论对于转型经济体的适用性是值得商榷的。从俄罗斯制度转型、财政调整、财政分权三者互动的研究中发现,地方政府在宏观稳定和分配方面职能加强。地方政府收入支出不匹配,财政赤字增加,既为地方政府非法获取财政收入创造了激励,又恶化了财政状况,扭曲公共品及服务的配置效率,造成区域间财政不平衡和福利差异,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阻碍了私有化的进程。进一步的改革方向应是审视财政分权管理,建立清晰、透明的预算联邦体系,这依赖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质量和政府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