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大片”的叙事与意识形态

电影作为特殊的文化艺术产品,其意识形态特性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传达意识形态。当“国产大片”试图以炫目的视觉奇观、超强的明星阵容来刺激观众的视听感官并进而达成意识形态企图的时候,我们可能恰恰忽略了一个问题：影像叙事是传达意识形态最为有效的手段。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更多是借助有效的叙事来完成的。从创作层面来说,忽略对于影片叙事表达的重视,则有可能使电影直接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沦为抽象乏力的说教。从《英雄》到《无极》,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国产大片”在全知叙事/权威叙事的叙事形式背后,其文化内涵即文本意义上则呈现为“帝王”叙事或者“神性”叙事。《集结号》不但意味着“国产大片”的题材/类型转型,即由古装武侠向现代战争的转型,在叙事的意义上,也体现了导演打破权威叙事的尝试,而代之以平民视角来关注与表达战争中人物个体的命运,并由此拓展了为常规话语所界定的中国战争片模式。在中国电影中,电影叙事常常不是单纯的与影片文本有关的叙事,而是社会文化泛文本在影片文本中的一种投射。以《集结号》为标志的“国产大片”在电影叙事方面的努力,在改变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的悖谬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诉求、大众文化心理需求和创作者的影像/叙事表达之间建构起良性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国产大片”真正走出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悖谬关系的关键所在。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道德叙事批判

中国近现代文学真正的“宏大叙事”是道德叙事。近代文学道德叙事的实质内涵表现为“道德至上,私德优先”。五四文学虽然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叙事转换的革命性标志,但传统道德的某些根本价值原则仍然在深层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使对新道德的高扬也在道德/艺术思维方式上与传统道德叙事纠缠不清。一方面它是“道德至上”审美原则的超常延伸;另一方面它又将近代道德叙事发展为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     

汉字字形叙事之管窥

董乃斌先生《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刊上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一文中提及“古老的中国文字,就是为记事--叙事而产生,而进化,而成熟的”观点,并有所示例。班固汉字“六书说”中有“象事”、“象意”两项,董说也许可与之印合。董说似还可以拓展许慎“六书说”中有关“会意”等构字法的诠释思路,为汉字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故在借鉴总结前人说法的基础上,试对汉字与生俱来的象形表义、音义结合、立体叙事的特点进行粗浅解析,以回应补充董先生的观点,并说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之源远流长和植根之深厚。     

论法国“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策略

法国“新新小说”在叙事中采用了不动声色的策略，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叙事空间和叙事节奏五个层面。在叙事视角上，“新新小说”喜欢运用“外视角”来剥除叙事者的主观情绪，即便在运用“内视角”时，也同样限制人物的情感。就叙事语调而言，作者和人物、叙事者和其叙述之间存在距离感，形成了一种中立、客观、冷峻、反讽、不带情感的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则体现了简化和精确两个特征，一方面叙事者将语言简化到最基本的信息，另一方面给出过度的细节描写，造成失真的效果。叙事者还喜欢描写“非人格化”的叙事空间，包括死寂的空间、迷宫般的空间和抽象空间，将空间与人物隔离开来，不再提供稳定的意义。在叙事节奏上，迫切和收敛形成紧张和平静两种节奏，造成叙事收放并存的效果。“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是对传统小说中意识形态、形式主义、本体论和心理描写的反抗，体现了当代文学的“平面”美学。     

《边城》的民族伦理与性别叙事

《边城》在重塑中国形象时其叙事基点是张扬民族伦理;民族伦理表述框定着文本的性别叙事：失衡的自然性别设置、抽空与变形的社会性别意涵、诗性叙述背后的传统性别文化逻辑、女主人公的“失语”与“假借”、一潜一显两代女性的爱情悲剧与民族历史文化命运表里互衬的结构等,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社会性别形象;在女性及“边城”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寄予了作者关于民族和自我的想象,隐含着“内部东方主义”的文化逻辑。     

电影悬念的情感结构

在电影悬念的叙事分析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对“人类趣味”的分析,情感结构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悬念叙事的情感结构来看,不同的类型电影具有不同的悬念叙事的情感结构,如“惊险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恐惧的悬念”,“生活喜剧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期待的悬念”,“恐怖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恐怖的惊奇”,“奇观电影”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期待的惊奇的延长”等。但是叙事成规一旦固定化和模式化,反过来也会对电影悬念的情感结构造成损害,甚至产生消解作用。     

叙事模式与文化意味--对近代小说叙事的文化考察

叙事模式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文化意味。视角越界、叙述者的个性化和“乌托邦”叙事是近代小说叙事中值得关注的三个现象。三者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处于传统到现代变迁过程中的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的一些特点和趋势。     

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     

连环画中刘胡兰形象建构过程的叙事考察

刘胡兰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其具有象征意义的确定形象,定型于“文革”期间的经典化。事实上,伴随着不同话语形态的显隐,刘胡兰形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经过了复杂的建构过程。从“日常叙事中的少女”到“阶级叙事中的英雄”,其面目逐渐明晰,性格逐渐单一。以连环画为观照点,通过对刘胡兰形象变迁的叙事考察,可还原刘胡兰的“女英雄”形象是如何通过“取舍”和“改编”的手段被建构起来的过程,并以此揭示革命英雄叙事在统一的主流价值基调下,在“本事”和“故事”之间的较量中,所蕴含的民间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斗争。     

论当代河洛文学的性爱叙事伦理

当代河洛文学的性爱叙事伦理缺乏现代性的个体自由伦理诉求。其性爱叙事不仅直接表现为男人对女人的生理欲望,而且总是被身体的社会学、政治学所覆盖,以福柯所言的“性征”出场,各种意识形态话语嫁接、叠加在性之上,以致最后掩盖其属己存在。当代河洛文学里的性爱没有单独的本体的价值领地,常常沦为生育、金钱、权力、暴力之下“沉重的肉身”。     

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

毛奇龄的《西厢记》论释处于继王骥德和凌濛初以来《西厢记》学术性评点的顶端,其叙事论实可与金圣叹的叙事论双峰并立于清代戏曲评点史上。毛氏评点虽亦兴之所至,率性而发,但通读全篇则不难发现其系统性、理论性。如论叙事视角之“旁观”、叙事内容之“转变”、叙事照应之“暗度金针”、叙事节奏之“抑扬顿挫”,无一不体现毛氏的独到见解。其叙事论又可与西方现代叙事学相通。毛氏论析的叙述层次、叙事视角、叙事照应、叙事节奏、叙事方法,大致涵盖了现代叙事学的叙述人、叙事时间、叙事方法等范畴。梳理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有助于构建古代叙事学与现代叙事学的内在关联,为中国叙事学固本培根。     

疯癫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

20世纪中国小说的“疯癫叙事”历经从萌生、演变、沉寂到兴盛的曲折发展过程。缘于作为叙事视角兼叙事声音的“疯癫者”驳杂多面的文化形象及不同于常人的言语、思维与情感体验特征,从“五四”到新时期再到世纪之交,中国20世纪小说疯癫叙事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皆隐秘漫溢出特殊的历史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疯癫叙事踯躅于对历史的建构、置疑与重构之间,某种意义上,疯癫叙事是窥探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与参照。90年代以前,疯癫叙事致力于挑战同时期文学实践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与宏大;世纪之交,疯癫叙事在浓郁的历史虚无主义氛围中,展现出对虚无主义历史意识的审视与过往历史话语价值的重新确立。     

“新写实”小说主体论

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新写实”小说的主体问题: 创作主体--坚韧的无奈、对象主体--平庸的自由、接受主体--自救的主体,以此来具现“新写实”小说别具一格的美学风范。     

“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

 虽然“十七年”（1949—1966年）电影从中外文化中汲取的滋养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多祖”现象，但“影戏”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对新中国电影创作产生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又是其它电影主张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影戏”传统可以描述为：故事是第一位的，注重矛盾冲突，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以及影像的辅助作用，而这些要素在“十七年”电影中能够找到明确的对应，“十七年”电影虽然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稍有变奏，但主体部分是和“影戏”传统一脉相承的。     

动画电影：叙事与意识形态

无论是动画电影,还是通常意义上说的故事电影或纪录电影,叙事都成为其基本的核心范畴之一。叙事艺术与叙事技巧的发展,往往从一个重要方面折射出电影发展的历程。对于中国电影界来说,叙事问题以及电影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体现而呈现的意识形态问题,值得从创作与研究两个层面来共同研讨。就动画电影而言,艺术创作的本质问题就是想像力,以及将这种想像力通过影像方式呈现出来的叙事能力,还有不可或缺的童心和童趣。动画电影的想像力更接近于儿童的非逻辑、非常规、非线性思维,或者也可以说是反成人常态逻辑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动画电影的外在形态与叙事特征。动画电影在意识形态诉求上显然更着意于人类共性的文化内涵,因为作为动画电影主体观众的孩子,与成人世界相比,其意识形态呈现出更少的差异性和更多的普泛性特点。动画电影比起常规的以成年人为基本受众对象的故事电影,更需要“寓教于乐”,更需要通过影像和叙事形象来有效地完成意识形态的传达,而不是借助简单的说教。确立一个可以被认同的价值观也许没有那么困难,但要提升和强化价值观传播的有效性,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过于强烈的教化欲望,直奔主题的叙事方式,其最终结果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这恰恰是困扰着国产动画电影,也是困扰着整个中国电影界的一大问题。     

鲁迅白俄叙事考论

1922年,鲁迅通过由尼采哲学参与形塑的思想视域,在飘泊到北京的白俄歌剧团演员身上发现了反抗“寂寞”的“强力意志”。而上海时期的鲁迅,已然身处白俄都市文化的包围之中,但却冷峻审视着这一颇具国际性的“摩登”,并深刻批判了国人隐藏在“摩登”深处的自恋与自欺。鲁迅猛烈抨击了那些狐假虎威、包藏“沙俄”遗毒的白俄巡捕,但对于包括《死魂灵》图画集藏书者在内的诸多俄国流亡知识分子,他却并未追随左翼风潮,将其视为颇具贬损意味的“白俄”,而是在中性的“侨民”意义上思考这些知识精英的政治与文化选择。而在1932年与“白俄系报”关于萧伯纳的论战中,鲁迅不仅将萧伯纳置于中国具体的革命时空中理解和接受,而且将萧伯纳所激赏的苏联亦视作伟大但仍需“拿来”的异邦。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独特的“他者”,白俄构成了有关西方、现代、历史与革命的多重镜像,而鲁迅正是在那些深刻关涉个人的思想转向,以及现代中国之社会变革、文化状况乃至革命走向的重要议题上,敏锐地发现了白俄对于自身以及国人独特的“唤醒”与“质疑”功能。     

去悖论叙事：新主流电影中叙事的“第三种选择”

新主流电影不再简单延续传统主旋律电影中“为国家牺牲小家,为集体牺牲个体”的压抑性叙事策略,而是营造对观众充满吸引力的戏剧性“道德悖论”困境,之后运用“去悖论叙事”手法使悖论危机获得圆满化解,帮助观众的压迫心理得到想象性释放,最终实现意识形态主题的顺畅表达。以艺术伦理学范畴内的“叙事伦理”切入分析,新主流电影主要选择以“情节叙事性”“人民伦理性”两种“去悖论叙事”方法,从传统主旋律影片“非此即彼”的道德悖论困境中成功抽离,潜移默化间完成了新主流电影“角色-观众”间审美的隐性置换。     

虚拟的栖居:"后文学"时代的叙事主体

考察"后文学"时代的叙事主体,应从考察叙事者自身主体性出发,以网络空间赋予叙事者的独特主体经验为基础,考察其在虚拟空间中的时空体验、权力关系、心理状态,及其在真实空间中的身份焦虑、文化冲突、主体形成等因素,进而考察网络空间这一虚拟间质空间对网络叙事者伦理选择的影响,其特点在于规训性的道德规范与美学性的主体间性伦理的并存.     

虚拟的栖居:"后文学"时代的叙事主体

考察"后文学"时代的叙事主体,应从考察叙事者自身主体性出发,以网络空间赋予叙事者的独特主体经验为基础,考察其在虚拟空间中的时空体验、权力关系、心理状态,及其在真实空间中的身份焦虑、文化冲突、主体形成等因素,进而考察网络空间这一虚拟间质空间对网络叙事者伦理选择的影响,其特点在于规训性的道德规范与美学性的主体间性伦理的并存.     

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叙事的特性、主体与策略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奋力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必须着力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推动青年大学生满腔热情地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厘清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叙事特性,明晰叙事主体、优化叙事策略,可以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感召力,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叙事呈现出叙事立场的政治性、叙事根基的民族性、叙事内容的系统性和叙事话语的时代性等有别于其他教育叙事的特性。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叙事的主体应建构由教师、学生和榜样等构成的“共同体”力量。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叙事的优化策略是视角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文本的正向选择与反向选择相结合以及方式的传统手段和现代技术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