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与制衡:国际传播运行格局的理论透视

国际传播的信息流动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会形成偏向于文化、宣传、媒体或政治的不同模式。面对今天日益开放活跃的国际传播环境,我们需要从更多元的视角来分析信息流动偏向问题,特别是由于媒介形塑功能、受众心理作用、信息渠道局限、市场竞争等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失衡螺旋"问题,它持续循环放大着国际传播格局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但随着全球多极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断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传播失衡螺旋中的一股制衡力量,正力图改变其在国际话语权格局中的边缘地位。同时,新兴媒体也在不断分割传统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西方媒体的信息渠道优势,使国际传播的信息流向失衡有所改观。     

从全球性事件报道看我国电视财经新闻的国际传播力——以央视《直击华尔街风暴》与“世博会报道＂为例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传播力成为我国媒体参与国际竞争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电视财经新闻作为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新闻类型,其国际传播力的发展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从提升内容覆盖能力的媒介技术与资源优化配置,到提升有效传播能力的创新形态与媒体品牌,再到提升效果正面化能力的语态创新与信息加工,我国媒体已经积累了许多提升国际传播力的有益经验,已呈现出覆盖范围更广、新闻策划化、新闻本土化等有利趋势。     

现代国际传播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根据现代国际传播技术现代化、守门现象突出、传播格局严重不平衡的特点 ,论述了现代国际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与演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提出要促进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 ,就要改变不合理的国际传播格局 ,并努力创建良好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论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国家形象的传播渠道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在复杂多元的国际传播环境下,利用大众传媒及国家政治和民间的各种外交行为来掌握我国在国际传播中的主动权,对构建我国的国家形象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已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的对外交往格局,成为传播我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之一,为国家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充实了新的内容。文章首先论述了议会外交对构建国家形象的意义,接着对全国人大对外交往中的媒体策略及其对外交往的状况进行了分析,随后分析了全国人大对外交往与传播对构建我国的国家形象起到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提出需要不断加强全国人大对外交往与对外传播,为我国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及构建＂民主、开放、文明、负责任＂的良好的国家形象服务。     

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之推进方略

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在尊重文化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将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提升的发展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是全面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要下大力气加强对中华文化内容生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凝练融通中促进内容创新，从而为中华文化的赓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此外，面对传播主体维度呈现出差异化、多元化、全民化的整体趋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还须通过明确各自主体职责，提升主体媒介素养，统合各类主体优势，在推进政府主导、民间参与和个体传播协同发力的基础上，构建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格局。     

互联网传播与国际话语权竞争

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西方大国为了把持国际话语的垄断权,处于上升中的国家为了争得国际话语权,都在努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力求在国际舆论竞争中赢得主动。互联网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全球传播载体,具有跨越时空、天然落地的特点;互联网传播是一种非对称传播,可以迅速汇聚分散的声音、急剧放大弱小的力量,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建设具有强大传播力、竞争力的网络传播主体,提升国际传播力,推进重点网站海外发展战略,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有机融合成为必然的选择。同时,打造具有强大吸引力、亲和力的网络传播内容,展现当下中国的真实面貌,展示传统中国的文化魅力,在重大事件中及时传播中国声音,大力发展海外本土化内容,实施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网络传播策略,是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中国的必由之路。     

对话的重要性:国际传播中的理解与接受

目前,我国的国际传播面临覆盖率不断提升、影响力却持续不足的问题。国内现有研究将原因归结于世界传播格局、中外政治文化与价值观差异等外部条件,缺乏对国际传播的理念和内容本身进行评论与反思。国外学者以对话性理论为基础,结合意义的创造、双向对等传播、交往行为理论,分析了西方媒体在阿拉伯地区传播的节目类型、模式、议题、用语等因素。这些研究表明,对不同社会文化传统缺乏理解与尊重、以改变受众态度为目标的单向传播理念,是效果有限的症结所在。中国传统哲学有爱好对话和互惠知识的内在倾向,中国式对话更注重取得双方都能接受的互利结果,应借重这份思想和文化资源,提升中国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国际传播中的十大关系分析

今天的传播环境给国际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面临更大的挑战。观念之冲突、文化之差异,较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彰显而激烈,共识与冲突并存,理解、误解与曲解同在。国际传播活动已经超出传统地缘政治边界,超越了传统的时间与空间格局。要想建构一个美美与共的世界和平格局,需要进行更全面的国家传播战略设计。国际传播场需要众声喧哗,允许不同的观念、价值和生活方式共存,无论是个体、媒体还是社会组织都能生活在弥漫着宁静、平和的信息之网中,让和平传播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旋律。     

试论汉语言文字教育与国际媒体传播

所谓汉语言文字知识,即文字学、音韵学和语义学等方面的学问知识,在当今国际媒体传播、外交外事活动等领域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汉语言文字知识缺失的堪忧现象,在认字、读音、用词诸多方面的错误时有发生。其根源之一在于当今社会汉语言文字教育的力度不够。高校中国际新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国＂字头专业方向,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国际传媒和外交外事工作人才的重任,应该在本科以及研究生学业中加强汉语言文字方面的课程建设,坚守通才教育理念,使学生完善自身知识结构,以应对将来媒体实际工作的挑战,以利于更好地推进我国公共外交,在国际传媒领域中塑造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打造国际一流媒体。     

国际传播视野中的中国环境外交——以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为例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通过扩大多元化传播主体和运用多样化的传播手段实现了国际传播的复合功能,不仅推动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也较好地向世界传播了中国的环境理念。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塑造一个总体上于我有利的国际传播环境,中国环境外交需要进一步重视建构官方环境传播网络、发挥环保NGO和公民个人的作用、提升大众媒体的报道质量,在国际传播方面主动作为,以推进中国环境外交事业深入发展。     

国际传播策略与国家软实力提升

国际传播有助于一国软实力的提升,它们在目标、传播过程及主、客体方面趋于一致.目前由于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不足,在国际舆论中缺少话语权,继而影响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提高国际传播能力需要从加强我国国际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入手,以实现有效的国际传播.     

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叙事逻辑批判与中国形象国际认同的叙事重塑

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对中国形象的国际认同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报道镜像囊括了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表现于微缩层面的“中国防疫”“中国倡议”“中共党史”“国家形象”等。“恐中”报道的底层逻辑建立在丑化、贬损中国形象的基础之上,具体表现为黏附时代议题的新闻炮制、冠以“正名”的意识形态内容嵌套、扩大“恐中”传播的措辞加工、强化“恐中”传播的“媒体联盟”等。审视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镜像表现和内在逻辑,目的在于从聚焦并澄明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具体内容出发,揭破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存续逻辑,“有的放矢”推进内生性新闻报道和充实国际话语传播场域,形成内外双向一体化格局的中国形象的国际认同建设进路,共促新形势下国际认同建设取得实质化成果。     

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传播的软权力优势

在信息社会,谁能领导信息与操控信息,谁就能占尽信息优势,也就能超越他国,并且有可能会在未来的世界局势中居于领导地位。全球性媒体和信息技术革命为国际政治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舞台,国际传播日渐政治化。随着＂信息全球化＂与＂全球信息化＂的兴起,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内部纷纷兴起一些新思维、新学科。全球公共领域的扩展将国际传播政治化和国际政治传播两股趋势相交汇,催生了国际政治传播的兴起。     

我国科技新媒体传播的发展状况与整合创新

我国科技传播水平长期落后于科技发展水平,制约着科学普及的推进以及国民整体科学素养 的提高。随着 5G 技术 5G 网络的全面商用化,互联网应用朝着移动互联网智能互联网方向发展,科技 传播迎来了“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全息媒体全程媒体”构架下的全媒体传播新时代。我国日益兴盛的科 学技术、日益兴盛强大的科技品牌形象,需要相应的国际传播语境、国际传播渠道、国际传播形式, 矗立起新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国际地位。我国在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征程中,需要梳理科技新媒体 传播的发展状况,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紧密协作与整合创新,顶层设计科技全媒 体传播创新路径,以多终端多渠道多形式的传播手段,传输中国国民喜闻乐见的科学知识科技人物科 研大事,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素养。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国际传播的局限与不足

随着国际格局转型加剧以及中东局势突变,中阿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中国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国际传播在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广大民众中增信释疑,掌握舆论主动权。经过多年发展,中国虽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对阿国际传播渠道,但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与不足,如渠道完整但有效性较差、话语内容缺少对共同价值观的培育、"舆论领袖"建设滞后等,只有解决好传播渠道、话语内容、话语人的问题,中国对阿国际传播才能够真正"走出去"。     

中国入民解放军国际形象传播的主要历程和基本经验

从1927年人民军队诞生到新中国建立为人民军队国际形象传播的摸索期。这一时期,人民军队实施国际形象传播的方式主要有：在海外创办报刊、邀请外国记者采访、向海外投递新闻稿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人民解放军国际形象传播的平台和组织实施都有了较为长足的发展,进入稳步发展时期,传播方式主要有：利用国际政治舞台为外国媒体设置议程;利用国际组织影响外国媒体的报道焦点;利用友党、友国传媒实施替代传播;利用战俘通信对外国媒体实施形象传播。     

国际格局转型中的北约运行及美国对外战略变化--从科索沃战争到乌克兰危机

冷战后国际格局转型带来了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系列变化。它集中地反映在两极瓦解之后的欧洲局势,尤其反映在美国的欧洲盟国对北约的态度波动及美国如何维持北约运行上。而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际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国际战略演进,都是随着国际环境变化,通过应对重大国际问题运行来体现的。冷战后的欧洲重大安全问题集中地表现在关乎科索沃问题上不同国际行为体的意愿差异与竞争;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领导的北约没有停止东向发展的步伐,在国际政治经济发生激烈变化中与俄罗斯等相关国际行为体的交锋集中体现在乌克兰危机的酝酿、发展上。科索沃问题与乌克兰危机看似无关,实际上是由美国的跨大西洋同盟战略变化这个轴线来串接的,也反映了冷战后新旧国际格局转换的基本轨迹,表明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格局处于两种趋势三支力量角逐的态势中,不能简单判定多极化趋势明显,也不能认定当代国际格局就是多极格局、就是单极格局。     

从汶川大地震报道看我国与西方的媒体话语权争夺

回顾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媒体的话语权一直为西方媒体所主导.汶川大地震报道中,在国家实力的支持和主动传播意识的引领下,中国媒体在与西方媒体的话语权争夺中首次有效掌握了国际传播主动权,很好地"表述"了中国发生的情况,重新塑造了高效透明的国家形象.在改善中国国际形象和中国媒体的争夺话语权上,汶川大地震报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透过新冠疫情报道看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迄今已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两年之久.在国际舆论场上,围绕疫情展开的舆论斗争也从未间断.从过去两年的实践来看,中国媒体实现了在国际传播领域的新发展新突破,国际传播能力显著增强.本文以中国媒体在疫情期间的报道为切入,梳理中国媒体在疫情报道中的亮点,阐述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发展现状.本文同时关注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全球传播图景：基于Twitter媒介机构账号的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化媒体时代发展以来,国际传播关系与全球传播格局也随之发生历时性变迁。在Twitter这一全球性公共传播场域中,各国媒介机构形成了紧密联系的线上社会网络。其中,发达国家的媒介机构仍在国际传播关系上占据优势地位,但发展中国家的媒介机构也在通过策略性的社会化媒体实践突破其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除了所在大洲的发达程度外,社会化媒体使用程度也对各国媒介机构在该网络内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体现地理接近性和文化接近性的国家因素能够显著预测媒介机构之间的双向链接关系。中国在Twitter上的跨国化媒介机构账号数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三,但在整体的社会资本上仍处于弱势地位,这表明中国在国际传播影响力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