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西蒙有限理性概念考察及其启示

作为新古典主义管理学的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以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视角审视人类行为,据此提出的决策理论推动了20世纪管理学的发展。其倡导的"有限理性"与"满意解"在当今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中依然具有解释力。西蒙的有限理性是有发展过程的概念理论,反映出西蒙不同时期的思想内涵。1947年版《管理行为》、1982年斯坦福演讲《人类活动中的理性》、1997年版《管理行为》依次体现了西蒙对有限理论概念从提出到丰富的三阶段:为有限理性正名、探讨人类活动的理性与非理性、对有限理性再阐释。阐明西蒙对有限理性的概念从提出到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能为理解西蒙的理论框架补充一个纵向的维度与历史的视角。     

对经济理性假说的批判与思考

经济理性假说是隐含制度规范意义的行为假设。由此带来了新古典经济学危机。经济理性假说有其优点与缺陷,通过对Simon有限理性学说、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Albin对新古典经济学根本改向作出了预言。     

“理性经济人”假设：演进与批判

“理性经济人”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假设之一。其基本内涵包含自利的行为动机、理性的行为目标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三层含义。在理论假设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从理性人的行为动机、行为目标以及研究方法等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批判与修正。无论如何批判和修正，“理性经济人”假设仍然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假设与出发点。     

刍议现代经济学的理性假设

经济学是关于理性选择的学科,不同理性前提的内涵构成了不同经济学体系的基础.主流经济学以完全理性作为其前提假设,并得出行为人可以在诸多决策方案中进行最优选择的结论;但是,完全理性假设不仅在真实性方面存在缺陷,而且在逻辑推理上和实践检验中都遭到质疑.实际上,行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此前提下,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构建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并创建了行为人在有限理性条件下的真实选择模式.     

价格波动中的理性与非理性问题

在一般均衡对价格分析中,个体理性得以充分肯定,无论是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还是个人效用最大化;从心理预期对均衡价格体系的失衡影响,到理性预期对价格体系均衡的动态恢复,个人理性代替了国家理性;从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有限理性的制约,到行为经济学对人的非理性的认可,经济主体的理性对价格的影响不再是唯一的了。     

契约人:一个关于主流制度经济学的纯理论模块

本文主要阐述与分析目前制度经济研究中的主流派——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构架，强调这种制度和组织的分析方法与纯粹的市场契约分析方法的区别，从而相对于“经济人”的概念提出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理论模块“契约人”的概念；同时，侧重探索当前制度研究中相当潮流和富有成效的“产业组织、法学与经济学互相融合”的大经济学方法，试图对中国的制度经济研究在理论规范上、在有意识地和国际接轨上提供有限但有益的见解与借鉴     

理性预期规则的产权与效率——理性预期学派公平效率观的产权分析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是有理性的,能够作出理性预期,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收入均等化意义上的公平观因为受到理性预期的影响而缺乏效率.其实,理性预期要受信息充分的程度、财产权利关系清晰的程度和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收入均等化意义上的公平观,还是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规则及其机会平等意义上的公平观,其有效性都是有限的.     

经济学理性变迁及其伦理复归

完全理性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在完全理性假设基础上进行的模型分析和逻辑推演一直伴随着学界的反思、质疑,甚至挑战。基于对理论演化与实践发展的论述,阐明了有限理性学说的成长与发展在体现经济学理论诉求的同时,动摇了主流经济学之根本,开辟了对经济行为决策的组织内研究。而从有限理性延展出的对经济学伦理考量的复归,对经济理论和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至乐无乐”思想与当代经济学中的理性

本文尝试阐述了《庄子》“至乐无乐”思想中的反思理性 ,并把它和现代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加以比较 ,讨论了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而 ,在区分超强反思理性和较弱反思理性的基础上 ,探讨了它们和世俗社会中的选择行为之间的冲突和相容性 ,探讨了事后再反思在调节“乐”中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实践理性与法

实践哲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是不同于科学认识和生产技艺的行为选择活动,实践理性则是人类判断与选择正当行为的能力。由此,亚里士多德把规范人类行为的法律置入了人类实践的语境,从而获得了一种实践理性的理解。首先,作为行为指引的“实践理性”可被用来作为法规范的论证基础,即正当法源自于言说、论辩与对话;其次,法学的知识属性为实践之知;最后,实践理性的预设为存在一个能够充分自由对话的场域。     

法经济学之“理性＂解读

本文通过对法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理性经济人,即个人利益最大化之“理性”进行经济史上的梳理,把经济学上的理性回放到哲学的视域中,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法经济学之经济理性进行了粗浅的分析．认为经济理性在近代被膨胀为追求最大效用的工具,经济人被转化为一种理性选择概念,市场被视为一种计算手段和机械结构。     

社会理性解析及其现实意义

制度设计提供社会的共同基础 ,反映社会系统的规范追求 ,昭示人们的行为去向和禁区 ,是社会改革与变迁的前提 ,也是社会工程活动的核心环节。制度设计的基础和依据是社会理性 ,社会理性是社会结构性规定和过程性规定的内在统一。对结构性关系和因果性关系的统分结合分析是社会理性概念存在的原因。用社会理性指导社会制度设计 ,是社会工程活动的基本环节。     

合作博弈、集体理性与城市交通效率

论文基于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提出了多方博弈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城市交通规划和交通行为的选择上,在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应当高度重视给予合作博弈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在城市交通运输方面,通过交通规划和城市交通政策使个体行为集合而成的集体行动应当趋向公共交通,提高城市交通的整体效率.     

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理性与人性存在密切的联系。儒家人性论的“性善论”决定了儒家的“理性”注重价值判断,是一种价值理性;基督教的“性恶论”决定了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理性”注重功利计算,是一种工具理性,具有自身的局限性。经济学的合约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的,但合约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签约各方某项权利或义务的成立。为了保证合约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执行,需要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同时,合约理论还必须假定一个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儒家“理性人”为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提供了这个道德原则,也就是忠信原则,这就是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基于电信产业的政府管制行为分析——一个糅合有限理性和偏好的理解视角

通过简要分析政府有限理性的具体属性,认为政府与个人一样在管制行为中会受到有限理性的约束.其次,通过构建政府效用函数,对有限理性约束下的政府管制行为进行了模型分析,认为政府的管制行为是其行为属性和偏好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对有限理性约束下的政府管制行为的分析,尽管与其他政府管制文献在研究思路和分析进路上存在较大差异,但仍然对从另一侧面加深理解政府产业管制行为具备一定的意义.     

影响农地流转的农户理性行为决策分析

基于生产要素拥挤理论、生产要素流动理论,以及完全理性行为理论、有限理性行为理论和农户行为理论等,分析认为农地流转是在中国特定的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条件下,农户的不同理性行为决策所驱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应进一步合理推进农地流转,有意识地鼓励农地向高经营效率的农户流转。     

理性选择理论的演变与法经济学的发展

作为法经济学理论基石的理性选择理论，其形成和演变在于对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以及不断修正这一基本假设。博弈论承认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突破了信息完全和市场充分的假设，将信息成本和对策成本纳入到了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中，扩大了理性选择理论的适用范围。而行为法经济学从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一崭新的角度，弥补了理性选择理论的不足，揭开了法经济学的新一轮发展。     

关于实验经济学中理性假定的研究

探讨了实验经济学中关于理性假定的有关问题。从经济学实验中的若干悸论入手,分析了其中所隐含的理性或者非理性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四条结论：个体理性假定并不能保证必然达到个体效用或福利的极大化：理性假定会受到行为重复性的影响：理性假定受到“公平性条件”要求的影响;非理性因素会受其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影响。     

制度效率与经济效率比较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把以往对效率的关注点从经济效率转移到制度效率上 ,是经济学的一大突破。关于制度效率 ,人们的评价标准虽不尽相同 ,但大多是与经济效率联系在一起的。可见 ,制度效率与经济效率是密切相关的。对二者关系的比较分析表明 ,要尽可能实现制度效率与经济效率的协同改善与提高 ,就必须消除由制度非效率所产生的经济效率低下的状况 ,为此 ,必须有意识地降低制度成本 ,提高制度效率     

理性与人际话语行为

在方法论方面,语言学家对于人际话语行为的分析可以说是实证与规范互见,但是,从理性的角度对人际话语行为关系项发生关联或互动之方式展开讨论,尚有待于深入研究。基于对这一现状的认识,本文以自然理性与社会理性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于自然理性哲学与社会理性哲学之代表性观点的综合考察和分析,分别揭示自然理性哲学关于普遍命题和限定性命题陈述以及社会理性哲学关于原则基础、检验标准和服务目的的论述之于人际话语行为研究的指导意义,并提出一些例外情形,以供学界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