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商法》下两种托运人法律问题评析——兼论发货人制度的构建

由于海上货运合同与国际贸易的密切关联性,必然存在海运实践中多方主体的利益冲突和平衡问题,托运人作为其中重要的利益方,是海上货运法律关系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我国《海商法》关于托运人的规定历来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为适应海运实践的发展趋势,实有必要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明确缔约托运人和发货人的涵义和识别标准,明晰权责,构建理性而可操作的法律制度。     

论《鹿特丹规则》对托运人诉权的制度重构

从海上货物运输纠纷中有关托运人诉权的法律困境着手,通过对《联合国统一运输法公约》（简称《鹿特丹规则》）中有关托运人诉权问题的制度规定和立法创新的分析,提出了我国海商法借鉴《鹿特丹规则》完善托运人诉权问题的制度构想,以期能在解决海上运输纠纷的海事司法实践中为保护托运人诉权提供有益参考。     

论FOB贸易术语下对发货人利益的保护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贸企业出口FOB的数量不断增多,伴随而来的是FOB下的贸易诈骗也越来越多。由于我国《海商法》在界定托运人时没有对发货人进行定义,没有明确发货人的权利,从而使得我国很多采用FOB术语出口的企业无法取得提单和相关的单证．最终被境外不法买方欺诈而钱货两空。本文针对这种情况,通过回顾相关国际公约对发货人的界定,结合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目前正在起草的《运输法公约草案》,提出了如何保护发货人利益的一些合理建议。     

《鹿特丹规则》对提单制度的影响

<鹿特丹规则>问世以其显著的创新机制引起相关行业的密切关注,公约中包含的一大变革,就是提出了以运输单证覆盖提单的概念.这对于理解运输单证与提单的关系,对于传统提单的地位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会带来理论与实践的困惑.我国关于运输单证的法律规定尚欠缺,提单的法律规定也存在缺陷,而提单的地位还不应被取代.作为应对措施,我国可以借鉴<鹿特丹规则>的相关规则,在修改<海商法>时,考虑提单与运输单证规则的衔接,为航运业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持.     

FOB合同项下卖方权利探讨

近年来,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迅速。但是由于我国《海商法》第 42条关于“托运人”定义规定的缺陷,致使在我国进出口贸易实践以及司法实践中,对FOB合同项下卖方的权利存在许多的和争议。因此明确FOB合同项下卖方的权利,有利于保护国际贸易中卖方的利益,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昌领存款引起的不当得利

过秤后电脑只赔174元谭悦在火车站托运时,将电脑分装为4件包裹,保价值1000元,运费及保价费共计80.15元,原定5天到站,但1个月后装有电脑主机的包裹始终找不到。按照铁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自发货之日起满1个月找不到货物的,按规定理赔。但是火车站方面却表示,包裹赔偿每公斤不超过15元,按照谭悦电脑主机的重量,只能赔偿174元。谭悦很疑惑,为什么自己已经为电脑保价,却还要按斤赔偿呢?找到律师咨询后,谭悦得到了放心的答案。保价就是保险,应照价赔我国铁路、航空等部门对托运的行李物品实行保价运输和不保价运输两种形式。不保价运输的物…     

运输单证新考量

各航运国家立法和国际海事立法对运输单证的调整,昭示了运输单证重要的演进历程和变迁规律。运输单证生成于承运人或履约人缔结的运输合同环节,故而决定了运输单证的实质在于运输单证是运输合同的证明或运输合同本身或者货物收据。运输单证的可转让性在向商人提供交易便捷的同时,又迫使承运人承担了额外的风险或附加义务。平衡可转让运输单证所生成的风险,创建运输单证的双轨制成为一种具有现实性的模式。这种运输单证双轨制的运行,决定了废除提单成为必要。     

零售4.0时代先行发货问题的大数据分析

在零售4.0时代，渠道的多样化不仅丰富了数据源，还能迅速生成大量数据，需要通过分析大数据，为决策提取有意义的信息，通过分析先行发货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GA）的优化模型，预测顾客何时购买，然后在顾客线下单前将产品运送到距顾客最近的配送中心，解决先行发货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认为，需要先部署云计算来存储所有渠道生成的大数据，再应用基于集群的关联规则挖掘研究顾客的购买行为，根据“如果-那么”预测规则预测未来的采购情况，最后利用修正的遗传算法生成最优的先行发货计划；这种遗传算法考虑了其在运输成本和运输距离之外，还有预测规则的置信度，利用大量的数值实验权衡了先行发货中的不同因素，验证了模型的最优可靠性     

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的变革看船货双方利益的博弈

船货双方的利益之争随着国际货物运输的产生而产生，影响着并反映在有关的国际海事公约中。从目前已经生效的相关国际公约中可以看出，船方在这场利益纷争中一直占据着优势，但是货方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随着运输法公约草案的起草、制订以及货方力量的不断增强，可以预见船货利益之争将出现新的格局。通过对有关国际公约变革轨迹的叙述，对船货双方利益之争进行详细分析，希望能对将来完善中国《海商法》有所裨益。     

全国高校社科学报概览

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施建辉:《行政契约缔约过失责任探析》指出行政契约的缔约仅依赖完善的缔约规则,尚不足以保障权利义务的有效实现。不履行缔约规则所负义务的法律责任机制,在保障行政契约权利义务的有效实现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在行政契约缔结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要遵守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人治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从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正确抉择,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法治：坚固的虔诚

法治是这几年被人们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法 ,法治表征的是一种状态 ,具有安定、和谐和秩序井然的意义 ,同时又是一种行为方式和办事原则。在法治的条件下 ,个人的权利和价值将得到终极关怀。法治以其合法规律性、合价值性而为我们向往。建设法治国家 ,一方面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 ;另一方面 ,更要形成人们对法治精神的理解和追求 ,而这两方面的齐头并进、相得益彰正是完成我国宪法规定的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不可偏废的两点。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理论命题与实践品格

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应有之意，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针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丰富了司法改革的理论内涵。在人民司法领域形成了"人民司法观"，从司法权的根本属性、行使目的，以及运行效果方面充分诠释了人民司法的核心要义；在公正司法领域形成了"公正司法观"，通过彰显司法中的公平正义、监督制约等价值，树立了司法权威，获得人民对司法的认同；在司法治理领域形成了"司法治理观"，提出了要充分发挥司法的定分止争功能，以司法公信力建设为引领提高司法治理的有效性，使司法的保障功能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以满足新时期人民对司法的需求；在司法监督领域形成了"司法监督观"，创新提出了新型司法权制约监督的理论，以党内监督为核心，实现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效贯通，创制了多种监督司法的手段实现监督司法的目的；在司法职业领域形成了"司法职业观"，从司法职业队伍建设、领导干部的职业能力、司法品德等方面入手，力求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通过对五种司法观的创制与凝练，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建设公正权威高效司法制度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建立在我国长期司法改革实践基础之上的，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司法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探索建立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相关制度机制，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品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纵深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根本遵循。     

《物权法》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条文设计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物权法(草案)》已明确界定用益物权性质的农用土地利用权名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该《物权法(草案)》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条文设计存在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概念未界定、标的物规定不甚明确、设立方式规定不科学、变更不尽合理和全面、承包地收回和调整不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种类不齐全等问题.应吸收并借鉴国内理论研究之成果和国外永佃权、用益权等用益物权法律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条文设计并予以修改,内容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标的物、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消灭.     

我国农村法治的困境与解决方略研究

农村法治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鉴于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和农村社会主体法治意识不强等原因,农村法治在社会整体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着法治困境,需要我们从整体性和差异性着眼探寻现代农村法治的建立,找出现代农村法治的解决方略,以期建立现代整体法治社会。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自足与互助：以环境法典为中心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时代"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深刻回答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理念科学、视野宏大的理论体系.首先,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构建具有自足性:在理论创新层面,汲取以"儒释道"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精髓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和法治观;在问题应对层面,破解当下"四大赤字"危机并提出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核心的中国方案;在全球视野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出未来全球伦理观.其次,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功能表达具有互助性:二者互为价值观指引、互为方法论支撑,并共同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在形式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治理思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实质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体系性、系统性、整体性方法和"生命共同体"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环境法典不仅通过适度法典化的路径实现环境法典形式外观的体系性、结构内容的开放性、逻辑关联的自恰性,还通过"总则+分则"的立法技术支撑实现制度编排的合理性、程序运转的流畅性、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因此,环境法典是最优承载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集大成者.     

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逻辑、重大意义与实践要求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逻辑,体现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内在要求,反映了系统总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当下我国法治领域现存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需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锚定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规划,强化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谋划,开拓涉外法治工作的国际视野。应在科学的法治理论指导下,继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向前推进。     

传统社会治理规范的现代审视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着平等精神缺乏、单向度义务本位主义、忽视和压抑人性等种种局限性。无论是“礼治”还是“法治”,都只是“人治”的一体两翼,在本质上是统治者礼法合流下的“术治”选择。“术治”模式的经久不衰,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缘圈层文化认同,并通过多样态的宗法伦理共同体实施社会治理。宗法伦理共同体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化,从而在地域社会拓展出一定的自治性空间,并形成一种“泛宗族主义”或者说“泛血缘文化”。当然,如果抛开如上一些内在的局限,那么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在确立道德实践主体、强化行政伦理规范、扩展组织文化功能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论铁路运输合同的特殊性

铁路运输合同是一种具体的运输合同,但是作为一种有名的合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表现在承运人、格式合同、履行顺序、责任限制的特殊性。铁路运输合同特殊性范畴的根源来源于铁路运输经济的特殊性,表现在资本与成本、供给与需求、行业与专业等方面的特殊性。我国铁路运输合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承运人与托运人及旅客之间的合同纠纷。要妥善解决我国当前铁路运输合同纠纷,也必须对纠纷的特殊性进行研究,并尝试特殊的解决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