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与规则的统一——兼评儒家伦理是美德伦理的观点

尽管儒家伦理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强调了品格的塑造和个体美德的培养,但是儒家伦理并不像一些西方儒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美德伦理学的类型。相反,儒家伦理是一种整合了美德与规则于一体的伦理学说。这不仅可以显示出儒家伦理对道德理解的独特方式,也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儒家伦理对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在建构一种完善道德理论上可能做出的贡献。     

"伦理就是道德"质疑——关涉伦理学对象的一个学理性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伦理学界是依照"伦理就是道德"的认知范式理解和把握伦理学的对象的,这实则是一种误解.伦理与道德是伦理学两个相互联系又存在重要区别的基本概念.伦理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道德属于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两者之间,伦理是本,道德是末,伦理是体,道德是用,道德因建构和维护一定的伦理关系而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形式,因此"伦理就是道德"的流行看法是不正确的.伦理学应当以伦理与道德及其相互关系为对象,社会道德建设和人的道德修身都应当以构建与当时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伦理关系为宗旨和目标.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伦理要面对现实生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的当下境遇问题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美德伦理引领与见义勇为行为

在古希腊城邦生活的背景下，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美德论伦理思想体系。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作为西方的古老伦理传统，其极力倡导和诠释的各种伦理规范，虽然历经了几千年历史的荡涤与洗礼，但蕴含其中的丰富美德精神，对现阶段社会背景下见义勇为付出了沉重代价并逐渐失去它本身该有的公道困境，无疑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道德引领价值。     

儒家伦理与道家伦理

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劲旅，它们的伦理学说既相互缠绕又相互撕扯，表现为一系列的契合与反差。一儒家伦理和道家伦理的契合处主要表现在人本主义的视点、物道主义的观念、内倾主义的方法和制欲主义的倾向上。１、人本主义的视点。人本主义是一个歧义甚多的概念，大体指以人为本的学说体系。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侧重于个体，是以个体本位为基础的人本主义；中国自先秦至明清的人本主义侧重于群体，是以群体本位为基础的人本主义。与中国传统学术主要是人本主义学术的特点相连，儒家伦理与道家伦理有一个共同的理论视点…     

美德伦理与现代传媒伦理的建构

现代传媒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之余,也带来诸多伦理问题。传媒人的外在行为与内在美德出现脱节现象,以致外在规范难以内化为美德。传媒伦理的建构需摆脱单一的规范伦理模式,而美德伦理无疑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德伦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立场,以及"内在善"、实践等范畴为传媒伦理的建构提供了思路上的依据,而美德伦理发展中呈现出来的规范因素也为传媒伦理提供了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在传媒伦理的构建路径上,库德瑞提供了最直接的思路。     

论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和谐相融

美德伦理和规范伦理是当代道德哲学中最典型的两种伦理形态,它们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问题意识不同,对道德认知和动机的看法不同,在道德教育的目标和方式上也观点相异。但是,本质上说,两种伦理探讨方式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它们表达了良好道德秩序建构和传承所需要的相辅相成的两条思路,当代社会的道德教育和教化必须使二者和谐相融,使两种教育方式相互支持、相互融通。     

制度伦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特性初探

制度伦理是人们从制度系统中汲取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与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即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制度伦理化是指存在于制度中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以及制度本身蕴含的伦理追求和道德价值的合道德性、合伦理性；伦理制度化是指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要求制定、完善为制度并在道德生活领域贯彻执行的活动。制度伦理具有根本制度伦理、体制制度伦理和具体制度伦理这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层次。制度伦理的可能性表现在：利益是制度与伦理同构的价值基础；管理是制度与伦理联结的价值中介；道德是制度运行并发挥作用的催化剂；社会公正是制度与伦理的共同的价值取向；道德建设是制度与伦理联结的实践中介。作为我国的一项制度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蕴含着功利、公正、平等和共富的制度伦理     

论自然观对两种伦理范式的影响——从美德和规范相融合的角度

古代美德伦理学中"美德"的含义须结合自然目的论思想才能获得清晰界定,近代规范伦理学中的"美德"定义同样也预设了一种对自然的全新理解。然而,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研究者经常会忽略对伦理范式所预设的自然观的考察。唯有将思想家对伦理生活的思考置于其所处时代的自然观下给予考察,一幅"自然—个体—社会"的整全图景才会被清晰勾勒出来。只有考察了自然观更迭对伦理学范式转换的塑造作用,才能真正理解伦理学从美德论向规范论转变的深层意义,以及二者的当代融合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伦理的共相：伦理普遍主义的当代运势

伦理的共相问题就是伦理普遍性的中国式表达,而伦理普遍性就是指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一般性规定,是对伦理实体、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一般本质的规定性。伦理普遍性的获得路径有许多,但从内容上应该是伦理共同体对“共同善”的价值追求,而从形式上无非是来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公共理性”。伦理一旦获得普遍性的品格,就具有了无法替代的效应,具体表现为可规范效应、可协调效应、可持续效应。强化伦理共相意味着要凸现伦理的“具相”,即伦理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主要为伦理精神、伦理法则与伦理秩序,伦理精神是统领一切的灵魂,伦理法则是协调平衡的标准,伦理秩序是复杂伦理关系的条理化（清晰化）,三者虽然不构成伦理共相的全貌,但也可称得上是“主架构”。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松弛、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伦理普遍主义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特殊主义的挑战。与此同时,强调伦理普遍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境遇伦理学的否定,相反,我们可以在实践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上接受境遇伦理学,并充分吸收其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特别是伦理二难问题时的伦理智慧,把规则遵循与具体情境结合起来,把境遇的估计与行动的选择结合起来。     

伦理秩序的合理性

合理性问题是伴随着理性至上主义的式微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置疑而在20世纪西方哲学、伦理学中日益凸显出来的,它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伦理关系合理性是在对社会物质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具体交往关系的根本性把握中获得的;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合理性基础上的,伦理秩序是"活的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本身也要受到合理性的反思,正是在反思的过程中获得了合理性的存在。     

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     

制度伦理的界定

制度伦理不仅包括伦理的制度化、法律化,即伦理的制度向度,也应包括制度的伦理向度,即制度的合理性与合道德性。制度的伦理和伦理的制度是制度伦理中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另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     

论道德目的论与伦理道义论

道德目的论和伦理道义论是中外伦理学最基本的两种学理进路。它们在方法论、道德价值观念、对伦理学特性的理解和体系建构上存在诸多根本理路分歧 ,但它们并非不可调和。前者侧重解释个体道德现象 ,具价值人学意味 ;后者侧重社会伦理现象 ,具伦理关系学取向。如果把人类道德生活看作一个多类型、多层次、多维度的结构系统 ,道德目的论和伦理道义论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解释向度 ,不仅可以互补 ,而且是必须相互参照、相互支援的伦理学方法论资源     

儒家角色伦理

儒家角色伦理为我们提供行为的规范。这些规范不依靠抽象的原则或价值或美德，而更侧重于以家庭和社会角色为指导标准。诸如智慧、勇气之类的个别“美德”，不外乎在互动交际生活中开窍启蒙后所达到的优良行为。根据儒家角色伦理，我们的家庭角色以及相关或者类似的社会关系合起来构成一个具体而又独特的活动网，例如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老师、朋友、邻居等角色。儒家思想从个人修身功夫的综合角度着眼，以家庭为人生经验的基地，追加个人角色、关系的最佳化。     

《道德经》的生命伦理精神探析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同时也面对着后现代的道德境遇:传统道德基础的崩坍、道德权威的消解与生命伦理的学理匮乏使得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需重新构建。尽管恩格尔哈特曾断言:一般的俗世的生命伦理学无法发现一种标准的、充满内容的俗世道德,但是他仍主张寻求一个包容道德多元论的道德结构。本文的生命伦理精神即作为这样一种道德结构的尝试,旨在为中国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构建提供可能性根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生命胚基的道家经典《道德经》因其对生命之"道"的终极关照与对生命自由的无极追求而成为中国生命伦理精神的始源之一,与生命伦理有着一致的内在旨归,即何以安身立命。本文基于生命伦理学构建的目的沿循生命之源、社会生命之治与个体生命之养的生命理路探析《道德经》中饱含的生命伦理精神。     

一部网络伦理研究的力著——评宋吉鑫教授的《网络伦理学研究》

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网络伦理学研究》,是宋吉鑫教授历经多年致力于网络伦理研究的精美成果,也是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和借鉴国外经验,系统研究网络伦理学的经典之作。《网络伦理学研究》全书共分九章,内容涵盖了关于网络伦理的价值解读和本体论界定;网络伦理困境及追问;网络伦理规约及社会协同等诸多方面。资料丰富、论点鲜明、详实得当、触类旁通。全书站在时代高度,以宽阔的思维和崭新的视角,从网络伦理的问题和根源出发,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