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研究阐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优化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有效激发贸易效应，应对外贸环境的不利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视角，构建2007-2017年中国与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总体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发挥贸易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区分贸易方向还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互联网基础设施都具有明显的贸易效应，其中：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发达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以及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新形势下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和把握建设力度，既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也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     

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等问题,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面板因子分析法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沿线国家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研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种类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对书籍和报刊类产品的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研究表明,应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与文化交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融合,改善文化产品贸易现状,实现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FTA的贸易效应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仅有3个沿线国家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基于2000—2018年国家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真实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法治水平下的异质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并对中国与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2)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主要从需求侧、供给侧、供需交易三个方面通过经济规模、技术创新、外汇储备和贸易成本四种机制对中国与沿线不同法治水平伙伴国的双边贸易产生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中主要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外汇储备和降低贸易成本对其与中国双边贸易产生促进作用，未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促进双边贸易；而在“一带一路”沿线较低法治水平伙伴国中未能通过这四种机制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大力度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提质扩容，同时因地制宜地放宽对低法治水平国家的贸易优惠政策。     

中国与“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基础设施的双边贸易成本效应研究

在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成本的基础上,基于引力方程和广义矩估计法,分析基础设施及其交互作用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与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平均双边贸易成本虽然波折起伏,且与各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平均双边贸易成本的水平、下降幅度存在较大差异,但整体呈下降趋势。在控制人均收入差额、距离、贸易开放度、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两国是否有共同边界等显著性影响因素后,研究发现,海运基础设施、陆空运基础设施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均能显著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其中海运基础设施和陆空运基础设施交互作用的双边贸易成本效应较基础设施本身的双边贸易成本效应要低。     

要素密集度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潜力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254种产品贸易的证据

十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合作的新亮点。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利用2001—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从空间视阈运用动态空间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检验了要素禀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效率的变化特征,并分析了不同类别商品贸易的合作潜力,进而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和贸易潜力的适配性提出未来释放贸易合作潜力的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基于互联互通指数构建空间互联互通矩阵,检验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时间—空间双重正向依存关系,自然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劳动力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创新要素的贸易促进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在控制变量方面,东道国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城镇化水平、两国间存在共同边界、签订协议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均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合作,地理距离仍然是阻碍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双边贸易合作还会受到非效率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合作尚有较大拓展潜力,以上结论经过贸易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方面,进一步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产品异质性特征。在贸易效率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效率不断提升,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从贸易潜力层级看,再造型贸易伙伴数量最少,成长型贸易伙伴居多,不同类别产品贸易潜力层级结构呈现非均衡结构特征。最后,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与贸易潜力的适配性,可将贸易伙伴划分为集约高效型、效率引领型、稳步提升型和规模扩张型四类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提出单边突破式、扬优补短渐进式和跨越式三种贸易潜力释放路径,为促进“一带一路”实现“贸易畅通”,高质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社会网络调节下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联系的加强,除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等因素外,文化距离成为影响双边贸易关系的重要变量。孔子学院和华人网络构成的社会网络可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两国的文化距离,减轻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抑制作用。构建以文化距离为核心解释变量,社会网络为调节变量的实证模型,基于2008—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2个国家的贸易数据,探讨社会网络调节下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政策调整提出建议。     

“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对 提升沿线地区贸易效率的作用

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1995~2015年“一带一路”71个沿线国家（地区）的出口贸易效率和总贸易效率,重点探究了“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对沿线地区贸易效率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沿线国家（地区）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能够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及促进地区间交流,进而提升自身的出口效率和地区间的进出口效率,其中港口建设项目的推动作用尤为重要。据此,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的时代契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经贸合作和金融合作取得一系列有益成果。本文对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进行分析,首先针对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和彼此间的互补情况进行分析,其次采用1996-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出口贸易数据为采样数据,并利用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基于双重差分法,针对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和考察。研究表明:贸易增长机制主要通过对出口数量增长、异质性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同时中国对非邻国的出口促进效应大于对邻国的出口促进效应,对"一路"国家的出口促进效应大于对"一带"国家的出口促进效应。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和实证拓展,验证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促进了我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增长。     

制度距离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研究

本研究基于制度距离理论，引入引力模型，构建由政府、政治、文化三个层面构成的指标体系，通过贸易总量和进出口模型分析，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指数，并分析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两国政治差异会扩大抑制双边贸易发展；政府制度差别有助于加强两国贸易往来，该正向作用随文化距离增大逐渐被削弱。“潜力巨大型”国家包括伊拉克、科威特和斯洛文尼亚等14个国家，“潜力开拓型”国家包括俄罗斯、波兰和以色列等21个国家，“潜力再造型”国家包括匈牙利、伊朗和阿曼等5个国家。中国与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贸易潜力发展空间，因此应关注“潜力巨大型”国家贸易需求，挖掘两国贸易合作动力。建议应针对国际贸易现状，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亲近度和文化认同感，实现双边贸易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发展出版贸易是中国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为了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中国出版业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实现对外贸易的新发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和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为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文化距离三个方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整体处于成长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且该正向效应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优化沿线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版物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异质性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低等收入国家、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文化背景相似国家的贸易的促进效应最明显。     

构建“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发展保障机制研究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伴随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丝绸之路”赋予了“一带一路”倡议新的内涵，数字经济现已成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当前，“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依然面临着数字经济供需结构性差异、数字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跨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亟待建立、地缘政治风险与网络信息安全风险等问题。对此，需要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技术核心竞争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和跨境数字贸易、建立健全数字金融服务体系、构建跨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等方式，尽快建立起坚实有效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发展保障机制，从而在较为完善的合作发展制度框架下，使得数字经济更好地赋能“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出版业 “走出去”问题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践过程中,出版业走出去成为我国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有力抓手。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整体,划分六大区域,以重点国家的出版贸易为着力点,分析了近五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物贸易的现状与问题,并剖析了出版“走出去”借助国际文化交流和出版合作与国际展会平台扩大版权贸易和释放出版贸易潜力。最后,从顶层设计、数字出版和人才培养角度提出建设思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

为研究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是促进还是抑制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利用“一带一路”沿线38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借助引力模型和中介模型,分析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是如何通过贸易成本渠道、市场规模渠道影响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以及引入交互项分析投资便利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国的双向FDI具有协调发展性,东道国的IFDI流量的增加促进其OFDI的增加,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有利于中国OFDI和IFDI的增加和双向FDI的协调发展,且具有国家收入和基础设施的异质性;主要通过降低东道国的贸易成本和扩大当地的市场规模来促进中国双向FDI流量的增加,进而促进中国双向FDI的协调发展;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上升增大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加强与“一带一路”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贸易往来,增加与成员国之间基础设施、海关环境、金融市场、电子商务和规章制度环境等方面条例的签订;要加强本国基础设施、规章制度环境等建设,提高本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双向FDI的协调发展。     

文化距离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基于2009—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36个国家出版物出口数据，借助Hofstede发布的文化维度测算国家间的文化距离，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出口贸易效率，分析文化距离对中国出版物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文化距离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效率有明显阻碍，贸易国经济规模、政府效率、贸易自由度等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效率有促进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加剧了文化距离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效率的阻碍作用；与东盟国家相比，文化距离对出口欧洲国家贸易的阻碍更为明显；出口效率和潜力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和不平衡性，东盟国家贸易效率处于最高水平，而独联体国家平均贸易效率较低。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跨境物流协作 ——基于物流绩效指数(LPI)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经济贸易的便利性受各国之间物流协作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发布的物流绩效指数（LPI）,通过对比分析中国与沿线东南亚9个国家的物流绩效指数,利用Matlab分析工具的K means聚类分析法、SPSS中的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物流绩效水平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较高,东南亚国家物流绩效水平与中国差异较大,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海关效率低等问题影响着中国与各国之间的物流协作效率;为了改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跨境物流协作中存在的短板,建议加强各国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加强云南、广西等与东南亚国家相邻省份的对外经济合作与开放,充分利用丝路基金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确保投资资金及时到位,设立自由贸易区来提高双边或多边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构建物流大数据信息平台和智能交通系统等,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跨境物流环境。     

数字贸易的缘起、国际经验与发展策略

通过对数字贸易现状的分析,探究了数字贸易兴起的理论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贸易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根本原因是技术创新引发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度变革。(2)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是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促进经济增长和商业版图重构的重要途径。(3)发展数字贸易,既是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的重要手段。(4)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无法满足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的市场需求、监管缺位和国际话语权缺失等方面。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是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和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路径。要从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加强立法监管、开展数字贸易自贸区试点、提升国际贸易话语权、发展龙头企业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影响等方面发力,加快发展数字贸易。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及其虚拟耕地资源流量估算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开展互利共赢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农业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粮食出口国经贸关系,对中国更好地充实耕地资源占有量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有重要现实意义。以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为例,分析了1995—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并估算了双方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资源流量。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量持续波动变化,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净进口地位且净进口量不断增长,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增速更快且中国主要出口稻米、主要进口稻米和玉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2008—2012年和2013—2016年,中国通过粮食贸易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83.60万公顷和403.53万公顷,其中通过稻米贸易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73.84万公顷和239.74万公顷。     

“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以2009—2019年809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投资的“企业—年份—区位”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沿线数字经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民营企业、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和数字经济关联行业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对“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或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正向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此，应支持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开展商业合作，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