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茧房”负效应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作用探析

网络环境中“信息茧房”负效应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个体信息碎片化下的认知偏差;第二,个体“情绪偏爱”下的选择性接受;第三,群体效应影响下个体的非理性共享。具体表现为网络谣言、“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舆论发酵;网络泛娱乐化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消解;多元文化圈对个体特别是青少年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传统人文精神塑造的挑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新形式,面对“信息茧房”负效应,亟须发挥引导作用:通过转变话语方式、思想价值引导突破网络社群固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信息“把关人”和议程设置;强化网络法治意识;树立网络用户正确的文化消费观,促进拟态环境下精神文明建设,维护网络生态健康发展。     

“后真相”视域下历史虚无主义的透视与化解

“后真相”下碎片化、非理性因素、舆论占主导的发展模式给历史虚无主义以衍生空间，使其不断以新面貌和新手法亮相发声，具体表征为以隐性的构境手法蒙大众之眼、以柔性的叙事话语掩虚无之实、以灵活的媒介传播虚无之果，这些做法源于“后真相”视域下去语境化杂糅信息的逻辑陷阱、情感化叙事手法的软性渗透、非理性化网络舆情的宣传煽动。对此，应从以“辨”识真，强化受众历史批判力与鉴别力；以“情”动人，激发深厚历史文化情感与合力；以“理”化极，培育创设历史分析的理性环境；以“行”促思，破解历史虚无主义“茧房”迷局等四重维度予以化解。     

网络丧文化视角下青少年负面情绪表达及意识形态隐忧

网络丧文化是折射当代青少年心态和境遇的一面镜子,其中裹挟的负面情绪是网络时代值得关切的传播症候。网络负面情绪的兴起,是阶层固化导致的生存困境和时代变迁带来的社交孤独而引发的一场亚文化实践。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这场亚文化实践最终演变为情绪宣泄和自我满足的生活标签与符号意义。网络负面情绪呈现出颓废、迷茫、无病呻吟与多愁善感的叙事风格特征,具有三种现实意义：从个体角度,它是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确认工具;从文化角度,它传递出对现实生活和主流文化的温柔抵抗;从经济角度,风格的实质是让受众沦为“数字劳工”,自由地、无偿地为商家提供“数字商品”并沉浸其中。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青少年负面情绪的过度传播潜藏着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意识形态隐忧,通过外部涵化与主体自律等措施可以化解青少年网络丧文化的负面效应。     

网络拟态空间的意识形态治理路径

大数据、云时代的到来,将人们从现实空间延伸到拟态空间,拟态空间是一种对人们“观念世界”和“意识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象征化、拟似化的虚拟空间,网络拟态空间具有“难控性”与“可控性”的二重性.网络拟态空间的治理应该从统筹布局、完善机制、内容建设、议程设置、环境建设等方面保障主体参与治理的原动力、调动网民参与治理的源动力、增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力,最终形成网络拟态空间意识形态的治理合力,达到“善治”的目标.     

“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的 表征、归因及治理

从“纸媒”到“智媒”的技术之变、从“真相”到“情感”的逻辑之变,昭示着“后真相”时代的来临,其以情感主导真相的传播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理性坍塌、信任弱化和认同偏差等隐忧。在此背景下,网络政治谣言从形态、主题、内容和话语等方面畸变出与“后真相”时代相适的多重表征,并在利益勾连、技术加持、治理博弈和信任流失等多维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借机滋生和蔓延,严重削弱了网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亟须从事实与情感的逻辑澄清、制度与技术的协同规制、价值与文化的柔性沁润、规则与话语的理性建构等角度破解“后真相”时代的治谣难题。     

“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探赜

“元宇宙”的横空出世不仅伴随数字经济发展和内容技术革新,随着其生态版图的扩张,文化帝国主义也开始尝试掌握并控制“元宇宙”拟态环境中的“信息真相”,从而进行文化侵略与渗透。基于“元宇宙”技术媒介创构的拟态环境,文化帝国主义依托其虚实交织的时空场域得以隐蔽地“野蛮生长”,本质上是超越技术又附着在技术之上的价值观、领导权、话语权等西方意识形态输出。这种文化“同质性”输出一方面不断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它加剧了社会分化和人际隔阂,特别是青年社群作为“元宇宙”的主要受众,沉浸式体验与“无限制”自由正在宰制青年核心价值认同异化趋向。因此,必须高度警惕“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中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辩证看待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文化风险二者间的关系,构筑文化安全的防护网。     

“后真相”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危害及应对策略

“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传播具有信息杂糅化、叙事情感化、舆论去中心化等特征，其与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相耦合，影响传统历史叙事。历史虚无主义将“蒙太奇”手法运用于繁杂的信息处理、传播过程中，借助感性优先的情感化叙事裹挟网络群体情绪，从而拼凑、虚化历史，造成主流意识形态消解、文化认同解构以及动摇党执政地位的危害。应对“后真相”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唯物史观大众化；加强网络治理，培养媒介意见领袖；变革历史教育，增强群众辨识力。     

网络交往“信息茧房”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治理

伴随我国互联网事业的蓬勃发展,“信息茧房”在我国互联网情境之中出现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产生了影响。就其生成和发展的脉络来看,“信息茧房”的条件是“回音室效应”也即同质化信息的反复传播,受众被困于同质化信息中从而形成“信息茧房”,其可能的后果就是“群体极化”。“信息茧房”可能会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社群传播,也为负面信息的群体传播创造了条件,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狂热化的网络舆论事件。为了降低“信息茧房”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负面效应,必须要从思想层面唤醒网民的公民意识,以尽可能消除“茧房”的壁垒,从文化层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茧房”进行不同的文化传播,还要从法律层面构建网络监管机构,以保障紧急情况下对信息的及时监管。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度的消融与重构——以网络拟态环境为话语空间

从传播学视域出发,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看作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信息流动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以分为现实环境和拟态环境两个部分。网络拟态环境作为拟态环境的时代性产物,是网络对各种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新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其信息传播的广泛化、构建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主题的多变化、控制主体的大众化等特征分解和消融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的"中心性"、"主流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参与网络拟态环境的议程设置,加强对网络拟态环境的"把关",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来重构其在网络拟态环境中的传播效度。     

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五大着力点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决定着意识形态主导权，影响着意识形态安全。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和众多话语主体的相继出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信息碎片化、表达泛娱乐化、话语“平权化”、传播方式圈层化等不利影响，致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受到削弱。当前，必须把准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着力点，重点解决好“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向谁说”“在哪里说”等问题。应通过打造话语主体、创新话语内容、融合话语媒体、增强话语导向、扩大话语空间等有力措施，不断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胜任力、说服力、传播力、向心力及国际影响力，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筑牢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后真相时代价值判断的偏转:危机事件中社交媒体传播动力分析——以微博热议“保姆纵火案”为例

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危机事件的扩散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传播前置性、情绪感染性、主体多元性、即时交互性和事实模糊性六大特征。传播动力研究是探究这些传播特征动因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此类研究偏重系统性的宏观描述，缺乏精确性的微观分析。文章以微博上热议的杭州“保姆纵火案”为例，提出“信息—价值”传播动力模式，从微观层面具体解释社交媒体危机事件如何维持其独特的传播特征及连续的高活跃度，并将此模型发挥效用概括为三点:第一，情感共振导致的“群体极化”引爆舆论炸弹；第二，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用户靠自我价值观评判事件而非真相；第三，危机事件中新信息的输入往往伴随着利益的角逐。     

相对真理与谬误

相对真理与谬误之间有严格的界线,即相互区别,彼此独立,这与绝对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真理与谬误的相互转化、真理是过程等都指认识和理论的发展,而不是指真与假的相互转化,不是指真理与谬误之间没有严格界线。     

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谱系及其当代价值——从马克思、列宁到葛兰西

马克思在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欺骗性"和研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和人类文化发展的载体的精神生产现象时揭示了"思想的生产与分配"的规律。列宁和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不再一般地谈论意识形态虚假性,而是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及其实现战略。马克思、列宁及葛兰西在意识形态批判、建构过程中揭示的阶级社会和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数字影像及其真实性观念

数字影像对传统电影电视的巨大冲击 ,乃是在制作方式、生成方式与存储介质上的划时代的革命意义。尽管它竟可“以假乱真” ,但是依然不能改变人们对数字影像的真实性要求。影视制作者依然必须根据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抑或感觉的真实来生成数字化虚构影像的创造性真实。真实永远是一切艺术的生命。电影无论在中国乃至全球 ,都不会在短期内步入“后电影时代”而濒临消亡。     

试论高校学生体育道德与情感、理性的关系

在体育教学、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的过程中,大学生们如何处理好体育道德与情感、理性的关系,是整个教育环节中的一个部分。道德与情感如＂同胞兄妹＂一样,因为没有人性的道德是原始的、荒蛮的僵硬的尸骨,不会对体育事业的发展及社会的稳定有一点好处;而道德与理性好比＂良师益友＂,相互间不断地互补和支持,使之更加完善、和谐;做到三者的融合更是体育情操的最高境界、体育理念的再次升华、体育思想的不断深化。可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甚为重要。     

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的观点及其合理性与非合理性

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并不是简单地复述前辈的"社会批判理论",而是沿着马尔库塞"工艺的合理性是新意识形态的内核"的思路,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取代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哈贝马斯的观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非合理性的一面.把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观点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阐述出来,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我国互联网发展及政策选择研究

国际比较的实证分析显示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互联网发展的大国 ,但尚未成为互联网发展的强国。面对国际上信息化“数字鸿沟”以及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还处于低水平阶段的现实 ,我国政府应重视互联网发展的战略制定、产业政策的推动、消费政策的引导 ,为信息产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应当被列为最重要、最优先的公共设施投资领域。我国互联网产业已进入高速发展期 ,发展中需规避风险 ,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互联网及网络经济发展路径。     

一个关乎道德与伦理的评判准则——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标尺”模式述评

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创作立足于道德与伦理层面的深入挖掘,以一种评判标尺的维度展开对人性之善与恶、美与丑、真与伪等相关伦理层面的探讨,在类型叙事学的意义上形成了一类特殊的主述模式表达——“标尺”模式.文章着眼于对该主述模式的基础叙事逻辑“抉择+纠结”、伦理价值指向以及正反角色担当等多个重要向度加以系统论证,研究过程本身也彰显出“标尺”类叙事所特有的叙事深度及其在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中所具备的独特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