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阙辅三秦”解》献疑

今年《文学遗产》第一期,发表了丘良任先生《“城阙辅三秦”解》一文。该文搜采宏富,别具新解,于王勃诗义多有发明。惜乎检索欠于精审,而考论之次,间亦有偏。兹就“城阙辅三秦”的义释并王勃此诗的作年,略陈管见,旨在向丘先生和方家请教。一王勃诗“城阙”一词,诸家注本都指长安。丘文独持异议而别指成都,以杜甫《野老》诗有“城阙秋生画角哀”之句,因予征引,作为“城阙”指成都的力证。笔者翻检杜集,见诗后有杜甫原注,为丘文所漏引。原注云:“南京同两都,得称城阙。”按南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王勃是我国初唐著名的文学家,少时即显露文学才华,写出《滕王阁序》的名篇,与杨炯、卢照邻、骆宾工齐名于世,被称为“初唐四子”或“初唐四杰”.王勃的诗歌创作偏重于描写个人生活,抒发个人感情,但其意境开朗,格调高远.《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就是他的一首有代表性的送别诗.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闽方言“有＋VP”句式溯源

上古汉语中这类“有＋VP”句式和闽方言“有＋VP”句式在动词的陈述性、结构类型、“有”的语法意义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都具有类似的特征，应是闽方言“有＋VP”句式的起源。除语法学上的论据外．闽方言“有＋VP”句式的起源还可以寻找到社会历史学角度的依据。西晋末年汉人大规模迁徙入闽，为闽方言输入了相当数量的上古汉语的语言成分。而闽地相对闭塞的地理、社会环境使得这些上古语言成分得以保存至今。方言学相关分支学科的研究也可作为辅证。     

成都话中的“AP／VP＋很了”句式

在成都话的“AP／VP 很了”句式中，“很”的用法不同于普通话中作补语的“很”。而与作补语的“极”相似，但无论从语法形式，还是表达意义上看，“AP／VP 很了”都与“AP／VP 极了”有极大差别。本比较成都话“AP／VP ”很了”和普通话“AP／VP 极了”句式的异同，目的是揭示“AP／VP 很了”句式的特点。     

论辅导员之“辅”、“导”、“员”

作为教辅人员的大学辅导员，要能够深刻领会到“辅”、“导”、“员”三字蕴涵的丰富内涵，在日常工作中：要真正起到有助于保证教学秩序、有助于维护校园稳定、有助于带动科技创新；要能够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积极进取，能够对有心理障碍的学生进行及时疏导，能够做好学生的就业和考研指导；要既能够真正成为学生中的一员，又能够时学生做好各种动员，始终围绕“励志”二字对学生下足功夫。     

“转注”新说

本文认为，转注是一种造字法。转注字就是“以部首为义”的宇。《说文》中共有68个。其中，转注字和部首的训释方式有互训、递训、逆训和同训等。转注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为同义词造宇；具体表现在方言词语、古今发生声韵变化的词语、同一事物的“异名”和所指对象不同的近义词等。转注是一种与会意、形声有着本质不同的造字法。它不象“六书”的前四种是从事物形象的角度写词，而是直接从意义的角度；假借则是从音的角度写词的一种造字法。可见，“六书”是一种严密的造宇系统。     

论“之类”句式及其流变

汉语中的“之类”句式 ,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形成 ,是人们用来强调同类事物或同属性事物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之类”是由指示代词“之” +名词而构成的一种固定形式。唐以后 ,随着“者”字改用“这”字 ,“这”就有了指示代词的用法。于是 ,在现代汉语中 ,“之类”就分化出“这类”、“这一类”和“一类”等表达形式     

淮北方言的“拜”字句

运用单点描写、共时比较及历时溯源的方法,分析淮北方言中介词“拜”的用法、特点及来源。其用法：一是通过“拜十名”后动词的复杂结构关系表示处置,二是通过“拜＋名”的特殊结构表示埋怨、责怪和无可奈何,三是通过“拜＋名＋动／形的”结构表示描写。其特点：“拜”字结构后的动词主要为动作动词,整个句式表示人或物对另外的人或物施加影响或处置而产生了某种动态化的结果,“拜”字句的处置用法和它表使令意义的用法关系密切,“拜”字结构后的动词可以是一个光杆动词等等。其来源是：从句式平行和读音的相似上看,淮北话中的介词“拜”和普通话中的介词“把”是历史同源词,“拜”应该是“把”的读音变异或变体。     

上古汉语中的“可”“可以”

先秦古籍中,“可”和“可以”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常用词。二者的词汇意义相似,都表示可能、许可、乐意、应该等义,但语法特点不尽相同。分析研究其异同,对阅读古书,正确理解古文是有益的。一、可“可”字,《说文》“肯也”,《广韵》“许可也”,《韵会》“可者,否之对”……这是它的词汇意义。那么语法特点怎样呢?从它在句中的作用看,可以单独作句子成分,也可以组成词组作句子成分。词组作句子成分的主要有: A.作主语。例如:     

“德主刑辅”辨

学术界有的同志认为“德主刑辅”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所采取的欺骗与镇压、牧师与刽子手、软的与硬的所谓“德刑”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对它只能批判,不能继承;只能抛弃,不能吸收.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德主刑辅”是中国法制史上逐渐形成的立法和司法的一个适用的原则.德和刑的内容和本质决定了“德主刑辅”的法律原则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德和刑的主辅辩证关系决定了“德主刑辅”的法律原则具有普遍的社会性;“德主刑辅”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所表现出的矛盾两重性,必然使其具有合理的继承性.因此,对它应持实事求是的、批判继承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论“使”字的介词词性

介词多由动词虚化而来，“使”字即所。本文通过考察其意义动作性的强弱及其古今出现频率，证实其意义已由实词“派遣”演变为虚词“致使”；又经诸多语法标准检验，得出结论：现代汉语作为“致使”意义的“使”字是介词不是动词，根本不能构成兼语句式。     

“X比N还N”句式新探

“X比N还N”句式是现代汉语中一种比较特殊的比较句，本文讨论这种句式的功能和意义，并指出这种句式具有极比性和歧义性．而且还从认知语法和认知语用的角度探析该句式的理解。     

介词标记“被”、“把”同现的构句机镦及情景语义研究

“被”字句表示被动，“把”字句表示主动，这是两种不同的句式，在结构上两者的差别很大。虽然介词标记“被”、“把”所构成的句式有很大不同，但二者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句式中，“被”、“把”在同一个句式中可以间接同现，也可以连续同现。我们从历时角度分析了这种句式的演变过程，研究了“被”、“把”同现的构句机制及其情景语义。     

“约法三章”不宜割裂

中华书局本《史记》、《汉书》，把汉高祖刘邦为三秦父老“约法三章”四字割裂开来解读标点是不妥当的。它既与流传已久的成语相悖，又不符合马、班原意，且历代史家也无如此解读者。此误很可能源于对原典文句中“与”字词性的误判。     

论孔子“德主刑辅”法律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孔子的法律思想核心是“德主刑辅”，即以“仁”为本的法制原则；“德”、“礼”教化的防范措施；宽猛相济的施刑办法；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孔子的法律思想对今天中国的法制建设仍将有借鉴意义。     

谈谈“临”字的本义

“临”字有金文、小篆形体,它的产生年代最迟也在周代。许慎《说文解字》云:“临,监临也。从卧,品声。”林义光《文源》云:“从臣(转注)。臣,屈伏也。临下必屈其体。品,众物也。……(?),即品之变体”。今按:许慎以为“临”字的本义是临下,即从上往下看。从卧,品声,是个形声字。此以小篆形体立说。古文“臣”与“目”同为眼睛形。卧字从人从目。觉时目张,卧时则目合。闭目寝卧,哪有“临下”之义可言?林氏是研究金文的专家,他认为临     

“人”字最难写

明代书法家韩道亨的《草诀百韵歌》以“草圣最为难”一句开篇,讲的是书体。若论单个的字,则显然最难写的是“人”字。“人”字只有两笔,从书法角度讲,字的笔画越少,越不容易写好。然而,真正难写的“人”字,是从社会学角度讲的那个“人”字。日前,有朋友从网上给我发来一则关于“人”字最难写的文字,将社会学意义的“人”字作了相当广泛深入的解读,主题是“人”字的两笔有一笔没有写好,便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完整人生。行文简洁明了,议论十分精彩,姑作适当整理删节。援引于此,与各位分享。     

“风”、“讽”的词义演变

考察“风”、“讽”的本意与联系，结合“风”字分析“讽”字的命名，探讨“讽”字词义的演变与发展。试就“风”、“讽”的词汇意义粗作讨论。不涉及语法意义。     

唐代诗歌中的“陇山”意象?

六盘山古称陇山,又说六盘山之南段曰陇山。唐之陇州治在汧源(即今陕西省陇县),陇山绵延于州境。今人言及陇山,多据《三秦记》,从文献角度而言,《三秦记》对陇山记述是最早的文献之一,其中没有提到六盘山,说明古人一直即以陇山指称今之六盘山。从《三秦记》记述可以推断,古代诗歌中的“陇头”、“陇首”、“陇水”、“陇坻”、“陇坂”等意象当源于上述俗歌所唱,“陇头歌”等类似诗题也定是由此演化而来。后代诗歌凡是沿用这些题目,运用这些意象所表达抒发的悲凉凄怨的情思也一定是受此濡染而形成某种范式。陇山在唐诗中的有多种指称,其诗意的主体情感多为幽怨哀戚、悲叹呜咽。     

凡解释一体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正>1936年，陈寅恪先生读了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之后，评价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此语提出一种由字、词观察历史文化的路径，在方法学上对于人文学术研究具有普适的指导意义。从文体学研究角度而言，我们也不妨说，“凡解释一体即是作一部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