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变迁分析

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自建国后至今,经历了初建街居制、人民公社、文革、重建街居制、社区制五个时期。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对此进行分析,发现国家力量是变迁的主导力量,社会变迁是变迁的重要动力,变迁过程则体现了政府模式的转变。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的关键,突破制度依赖是改革的难点,治理过度行政化是改革的突破口,促进社会发展是制度变迁的长远之计。     

中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变迁与多重逻辑——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中国经验

环境执法体制是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管理体制三个维度出发,文章认为环境执法体制改革历经探索起步时期的三废管理、继承发展时期的环境监理、渐进调适时期的环境监察与创新完善时期的环境执法四个阶段。此中,环境执法体制在改革主线上呈现强化监督与推动综合执法特征,在改革过程上呈现“间断—均衡”演进特征,在改革模式上呈现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结合特征,在改革趋势上呈现专业化、独立化和法治化特征。基于已有理论和改革实践,文章建立了解构制度变迁的“社会情境—参与者网络—制度系统”框架,研究发现社会情境的外部干预、参与者网络的内部博弈以及制度系统的结构性影响共同构成了环境执法体制改革演进的多重逻辑。文章有利于加深对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学术理解,同时为环境执法体制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政策启示。     

制度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比较分析

作为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分析了它们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探讨了两种模式制度变迁的前景，认为从苏南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民营化改革结果来看，依靠民间的市场力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更具有全国一般的意义。     

非税收入管理制度的变迁与改革

我国非税收入管理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但是正式制度仍然不够健全,存在着错误的路径依赖、制度的约束作用有限、制度的效力与实效存在差异等问题。正式制度的执行主要表现在奖罚机制上。建国以来,我国非税收入管理制度变迁经历了均衡→非均衡→均衡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动力集中表现为各级政府在宏观上追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绩效的最大化。建立健全非税收入管理的一系列正式制度,以技术系统创新促进管理制度创新,完善征管体系,是今后非税收入管理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     

中国城乡社会管理格局失衡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社会的二元结构并未根本改观,导致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存在二元格局,这种城乡二元的社会管理格局在维护中国城乡社会稳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迁这种城乡失衡的格局必然孕育出更多新的矛盾和问题。要建设城乡均衡的社会管理格局,必须坚持以下几项原则:一是以城带乡原则。工业支援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解决城乡二元社会管理体制。二是制度保障原则。要在公共服务制度、农村社会制度上下功夫,构建农村的和谐社会。三是重点突破原则。抓住关键,切实解决好农村民生问题,提升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和生活的幸福感,改善城乡社会管理的大环境。四是重在落实原则。政府要改革不合时宜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创造城乡均衡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间隔性制度变迁与比较制度优势——诺斯"路径依赖"理论之中国区域经验实证检验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区域发展模式多样性与特殊性要求对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检验、过滤、再吸收.本文通过苏南制度变迁的双重循环为实证经验基础,对D·C·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进行再检验.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间隔性制度变迁"过程.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社团管理体制创新

我国现行的社团管理体制制约了社团的成长和发展,不利于社团作用和功能的正常发挥,一些地方政府已对此进行了有益的体制创新.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提出了我国社团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模型,认为这种体制创新是地方政府突破现行社团管理体制障碍而推行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具有实践合理性但也存在制度变迁困境.最后,就如何实现我国社团管理体制创新,提出若干立法和政策建议.     

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阐释、变迁动力与阶段划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来自内部的改革实践和来自外部的先进理念与实践影响两股力量,共同推动了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交迁。从历时角度看,以“利益分化”和“社会流动”两个维度为轴心,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包括：从1978年至1984年的阶段,以“社会维稳”为特征;从1984年至1992年的阶段,以“社会流动”逐渐增加为特征;从1992年到党的十六大的阶段,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特征;自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现阶段,以“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为特征。同时,这个变迁过程具有渐进、非均衡、开放动态、社会管理载体社区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五个明显特征。     

新苏南模式及其对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意义

苏南模式是上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启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创造的市场化、工业化的一种地区发展模式。现在这种模式发生了重要的转型。新苏南模式其内涵有:以开放为基础的外资、民资和股份制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制造业与服务业并举的产业结构;规模企业为主的企业结构;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城乡结构;市场管经济发展,政府管社会发展的调节结构。由苏南模式转向新苏南模式,既体现了发展模式中的路径依赖,又反映了新发展阶段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与启示

土地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主要突破口。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关注着农民利益，文章通过对1921年至今近八十多年的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的回顾认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经历两大阶段：1921年-1978年，具体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时期；1978年—至今，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新的农地制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经历了两大历史时期：即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期（1978--1993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期（1993年一至今）。得出的重要启示是土地制度至关重要：土地制度的一波三折，其核心在于界定土地的产权，而关键是公有还是私有的矛盾；土地制度的变迁，必须要使制度内的农民受益。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府在农村的土地制度变迁中，担负重要的角色；应当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政权化”的张力：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及其效应

近年来,建立共治共享的城市社会治理制度成为关注的热点,“街道”处在这一问题的核心。街道管理体制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制度,而街道办事处又是街道管理体制的组织载体。以“政权化”的分析视角来看,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能够映射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在城市经济发展体制、社会风险治理体制、城市政府分工机制等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下,街道办事处经历了从“弱政权化”到“准政权化”再到“半政权化”的过程,并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带来诸多实践张力。我们应构建更具包容性、吸纳性、整全性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以纾解上述张力。     

政治体制改革与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农民自己的创造，就象改革之初他们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但村民自治获得如此迅速发展，则是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和推动的结果，实际上是党和国家在“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后对乡村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所作出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从过去“政社合一”的集权体制转变为村民自治体制，是农村基层政治的重大变迁，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创新。这种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创新的必然性，出自于新时期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出自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出自于化解社会矛盾和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村民自治上…     

论制度变迁与“中国模式”的逻辑路径

根据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及其三大构成要素关系的理论,可将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变迁逻辑,在理论上分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和“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大类型。其变迁手段是通过创设式制度变迁和移植式制度变迁的交替使用来进行的。具体路径体现为：产权制度变迁、组织运行体制变迁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三者之间的相互博弈关系及其创新过程。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变迁以“制度环境变化→意识形态变迁←→产权制度变迁→政府组织形式变迁→制度绩效”的独特路径,验证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其所包含的逻辑路径,正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可资借鉴的一般范型。     

“苏南模式”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本文探讨了“苏南模式”的三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是如何从农业经济快速转向工业经济。“苏南模式”是工业化的新模式，发展乡镇企业是加速工业化的重要途径。二是如何建立高效所有制结构与社区共有制。“苏南模式”初期的产权形式与结构，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乡镇企业改制势在必行，但不等于变相地搞私有化，而是走股份化的道路。社区共有制也可以实现“产权优化”。三是政府推动是否必然产生反市场性。“苏南模式”的本质是市场化。“强政府现象”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两重性。建立新型政府管理机制，重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重在培育要素市场，重在引导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     

单位制度变迁与集体认同的重构

将单位制度置于工业主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的以形成整个社会“一致性”为目的的制度安排。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单位制度发生剧烈变迁为背景,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集体认同”重构之问题应运而生。从宏观结构上看,主要表现为“国家—单位—个人”模式逐渐走向消解和“国家—初级社会群体—个人”模式的萌生。此外,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间的复杂互动、公共精神生活空间的再造亦成为集体认同模式转换的关键问题。单位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决定了“集体重构”进程的艰难。本土文化传统和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思潮的冲击亦对集体认同重构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现代苏南模式与苏南率先走向现代化

现代苏南模式是苏南地区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它是融入现代发展理念的创新驱动型区域发展模式,其核心是"发展创新型经济+建设创新型社会".现代苏南模式承担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它将以创新为导向,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向"知识资本积累"、"工业立市"向"服务兴市"、"扩大开放"向"深化开放"、"城乡统筹"向"城乡融合"、"追求富裕"向"追求幸福"、"服务型政府"向"服务型与企业型相结合政府"等六个方面的提升,有力地推动苏南率先走向现代化.     

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历史演进与时代抉择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从生产力逻辑出发,系统阐述了城乡发展从“依存、对立、再到融合”的历史逻辑规律,这是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的理论基础。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出发,考察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和逻辑主线,发现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演进阶段,呈现出“低水平均衡－高水平失衡－高水平缓和”的分步演进特征。其逻辑主线包括一条根本主线和三条具体主线,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探索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共享发展这一根本主线,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动态调整”的时代意蕴三条具体主线。站在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振兴乡村,成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矛盾,平衡城乡收入结构的时代抉择。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机理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文章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梳理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历程,探究其变迁机理。研究发现,由于制度的供求失衡而导致制度非均衡状态进而发生制度变迁;政府作为制度的供给者存在成本与收益考虑,只有当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或等于成本时才会推动变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演进逻辑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制度内容设计上依赖土地保障、家庭养老模式,推动制度变迁的方式上依赖渐进式强制性组合模式。     

从“管制”、“救助”到“平衡”——政府部门与乞讨者理想关系模式的建构及其制度化

从价值理念的角度分析了两种城市乞讨问题治理制度在变迁中的价值失衡问题:从片面注重“政府管制”的权威主义工具性目标到片面强调“自愿救助”的自由主义价值性目标。这一价值失衡反映到制度安排上就有超越现实的过分化倾向,忽略了乞讨问题治理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与治理的基本手段和途径的工具合理性关系,使得制度变迁缺乏连续性,新制度缺乏足够的资源基础与力量支持,难以发挥效用。真正的价值平衡应当立足于现实,强调社会控制与个人自由的辩证统一。     

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制度变迁路径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制度存在着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矛盾,在教育制度演进的三个阶段中不同程度的存在,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教育制度严重失衡。形成了持续失败的路径依赖,而政府作为流动人口义务教育制度变迁的个体,要承担起本应承担的责任。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制度建设的路径取向应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供给取向,政府、学校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制度运行和改革取向和兼顾整体、均衡的制度变革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