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道义之事功化"思想探析

周作人的道义之事功化思想以生命关怀、个体关怀取代传统气节思想的民以奉君观念,把保护个体生命的自然进行,防止因政治、战争等社会原因造成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从而博得国家人民的福利的事功作为衡量知识分子的道义和气节的标准,带有个人主义伦理观的色彩。作为一种人格评价标准,周作人的道义之事功化思想则体现了对于知识分子存在境域的关注和对于独立不依的人格形态的呼唤。     

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论反思

20世纪前期的学人在神话研究中把比较范型具体化为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人类学视野中神话研究的经验和方法参与到文学观念的建构中。以周作人、鲁迅、茅盾及闻一多诸位学人作为考察对象,讨论他们各自神话研究的人类学视野及其方法。歌谣研究者把主要来自人类学领域中的比较研究法介绍到中国来,并与中国传统的国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创制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学比较范型。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中,母题追索、     

民国怀旧背景下的周作人研究——以舒芜、钱理群的研究为个案

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由沉寂而一度成为学术热点,有学术因素,也有非学术因素。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应置于民国怀旧背景下来考察,从而理解现代学术与现代学人的文化症候。     

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精神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思想精神.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孤独地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体现着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磨难,曲折地呈现给学人的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精神森林.     

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精神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思想精神。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孤独地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体现着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磨难,曲折地呈现给学人的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精神森林。     

成也气节,败也气节?——周作人救亡时期的气节思想与失节问题辨正

周作人的气节观念与气节问题都需要以求知的态度来检讨与面对.周作人的"失节"不可否认,但并不意味着其气节观念的价值可以被完全否认.在救亡热情高涨的年代,周作人的气节观念显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思考与问题指向.如果说,同时代的人是在以鼓吹气节的方式来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周作人则是以批判气节的方式揭露日本对世界的危害.周作人的失节问题不在于他的气节思想,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气节思想.     

在学术与思想之间: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

在周作人的知识结构中,文化人类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留学日本期间,周作人接触到希腊神话,又因希腊神话对文化人类学产生兴趣。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不仅有着学术上的诉求,而且有着更深的思想因由。就前者而言,文化人类学为周作人解读童话故事、探究文学起源提供了理论资源;就后者而言,文化人类学既是周作人解剖中国社会痼疾的工具,也是解决儿童问题的主要依凭。对于周作人与文化人类学关系的梳理,可以反映出文化人类学知识在中国传播之初,如何与"五四"前后的学术、思想相勾连。     

论周作人日本批评的内在矛盾

周作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时期曾发表了大量日本批评的文章,将之称为他的“排日论”。但在周作人的日本批评中,不仅包含着民族立场,还隐含着强烈的日本文化立场甚至日本立场,他执着于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往往从文化的角度来寻找对日本政治行为的解释,这使他的日本批评显示出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     

周作人的"附逆"与"现代性"伦理的困境

周作人"附逆"看似意外,实则有它的前因后果.相对于某种平面化的政治道德评判,需要深入考察的是周作人所代表的这一脉新文化与他的人生选择之间的关联.周作人的新道德主张主要表现为伦理的自然化和道义的事功化,这些都是需要纳入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的问题.     

赫尔德与周作人——民俗学与民族性

周作人撰写的作品中使用了许多民俗学和民族文学的关键词语,如民歌、民俗学、童话等,这些外来的关键话语反映了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学习森鸥外、柳田国男等人的著作而受德国近代民俗学、人类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周作人对民俗学、人类学的重视是因受到德国近代学者赫尔德的思想影响。赫尔德对民歌的研究实际上由周作人接受并在中国语境中发展出自己的学术兴趣。同时,周作人撰述中所使用的民族与国民性话语的历史上下文及其与德国近代思想史上赫尔德文化民主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周作人与日本文化

周作人与日本文化有着深切复杂的联系。他曾奉献一生大半的精力致力于日本学术文艺的译介、研究,深得日本文化的精髓,在中日两国是公认的“日本通”。同时,他的政治、艺术生命又可悲地葬送于日本帝国主义罪恶的侵华战争中。周作人视日本文化艺术为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注意与中国文化艺术的比较、参证,从中获得了有益的思想、艺术启迪,并确立了独特的日本文化观。     

论周作人以文化为中心之日本研究的特点

通过周作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的大量有关日本研究的文章,分析周作人对作为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化的日本文化的理性认识和思考,日本文化是一种与中国文化有密切渊源关系和独立的民族文化,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胜过中国文化,日本与中国具有文化上的平等地位,这个认识在周作人是明确不疑的。这是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观,而这个日本文化观正是他的整个世界文化观的一个投影。“周作人强调在尊重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这可以说是周作人的一个基本思想。正是在这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的支配下,他坚持自己的日本研究的提倡,并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从人道主义理想到“自己的园地”——1918-1922：周作人现代人道主义观念的转变

"五四"前期周作人以宣扬、实践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著称于"五四"中国新思想界,但在 1921年之后,他的思想命题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论述在 20世纪 20年代初周作人思想的第一次重大转折的思想过程,即从坚定的人道主义理想到"自己的园地"思想立场的初步确定的观念历程."自己的园地"这一新的思想原则成为 20年代中后期周作人思想历程的重要逻辑起点与思考基础.     

周作人的“纯文学”观与中国文化传统

深邃、悠远、繁复的儒、道、释合力构筑的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周作人“纯文学”观复杂、深厚的文化渊源。而且,正是以之为基础而形成的这一脉非主流文论的涌现,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富有张力的全景画卷。虽然我们无法支离、抽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任何单一的成分,但是儒与道、释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不同层面所发生的影响成为显在的事实。具体体现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中“载道”和“言志”的并蓄拓延着儒家折中调和的思维方式;求乐与求美的统一内蕴着道家的生命情调;苦涩与平和的融会体现着释家人生价值观。     

近代学人的"学术独立"观念

近代学人的"学术独立"观念是中国最具争议的问题.事实上,立于近代语境中深入考察其涵义实多歧而微妙.它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中的一个侧面,寻求中国学术能独立于西方;也是近代学人追求学术自由的一种反映,吁求学术能独立于政治;更是近代学人治学态度的体现,对实用价值的一种超越,即学术能独立于"致用".     

人情物理寄苦生——论周作人对老庄思想的吸收

老庄思想不是作为一种学说引起周作人的接受或批评,而是作为一种信念渗入到周作人的生命意识的深处,进而影响他的观念、生活和创作。他不是很多宣传老庄思想,但他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乃至文学风格较之其他现代作家更隐秘却更深刻地体现了老庄思想特色。     

试论新时期的湖南散文的地域风貌

朱正、钟叔河是湖南学人散文的代表作家,其作品中“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特立独行,清高孤傲”、“中庸和谐,柔韧坚定”的人文风采,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反映了当代湖湘精英人物同时追步鲁迅、周作人,但又有意无意的用周作人来稀释鲁迅的生存和行为状态,这种人格倾斜与湖南文化的历史基因有关,也是人与环境的现实关系活生生的文化体现。     

试论新时期湖南散文的地域风貌

朱正、钟叔河是湖南学人散文的代表作家 ,其作品中“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特立独行 ,清高孤傲”、“中庸和谐 ,柔韧坚定”的人文风采 ,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反映了当代湖湘精英人物同时追步鲁迅、周作人 ,但又有意无意地用周作人来稀释鲁迅的生存和行为状态。这种人格倾斜与湖湘文化的历史基因有关 ,也是人与环境的现实关系活生生的文化体现。     

从《语丝》和《骆驼草》看周作人编辑思想的变化

周作人研究是近年来的文化热点之一."五·四"时期周作人参与了大量书刊编辑活动,其中<语丝>和<骆驼草>又是其编辑活动的重要阶段.通过分析周作人在创办这两份期刊时编辑思想的深刻变化,籍此解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变对于其编辑理念的巨大影响,由此,进而了解周作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政治操守严重失节的深层次原因.     

新世纪以来的周作人研究

本文从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思想研究、散文研究、民俗研究、翻译研究、史料的整理与发掘等几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的周作人研究进行综述,以飨周作人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