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评历史人物

司马迁在其所著《史记》中对于一些历史人物,不仅写得栩栩如生,而且评得实事求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拙文就司马迁评历史人物的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一司马迁评历史人物,主要是在写生的前提下,以“太史公曰”或“寓论断于序事”的形式,着力于“亮相”,把历史人物的面目凸现出来,使人们知道这个历史人物在历史舞     

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情感力量

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杰出成就之一是它具有巨大的情感力量。司马迁写《史记》人物传记不只是纯客观地叙述传主的生平完事,而是让自己也进入角色,把自己对历史考察的认识,对历史人物的爱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真挚情感凝注在作品中。读《史记》的人物传记,处处都可感到有司马迁这位抒情主人翁的存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深厚的感情。法国现代传记文学家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序言》中说:“《贝多芬传》绝非为了学术而写的。它     

试谈司马迁对人物的褒贬

司马迁是一位才识卓荦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史记》中充分运用文学描写方法表现历史人物,通过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形象地显现出历史面貌。《太史公自序》:“夫《春秋》,……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虽是就春秋说的,实际也是他自己写作《史记》所遵循的准则。《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专写人物的。由于司马迁对人物的事迹作过多方面的了解、调查,又能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并于其中倾注着自己饱满的感情,因此在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太史公曰”与新闻评论倾向性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对所述人物、事件、故事等评论对象发表议论,以言简意赅、画龙点睛而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的个人倾向性表露无遗。本文着重论述了“太史公曰”与新闻评论倾向性之间的关联。     

简评明清学者对《史记》论赞的研究

1《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写在文首的称之为序,置于文末的称之为赞,习惯统称论赞。这些论赞,就史论说,它是司马迁藉以抒发己见的一节文字,通过它,可以了解司马迁对历史人事的爱憎感情,是非态度,是研究司马迁史学思想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材料就;文学而言,这些论赞是司马迁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苦心力作,几乎字字珠玑,篇篇精美,是经久不衰、脍炙人口的古典散文佳品。所以,从唐宋刘知几、郑樵、倪思以后,尤     

试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

史之有评,由来已久。如果寓褒贬于记事分寸之中也算是一种评论的话,那么,自有史以来就有史评;如以编史者正面使用论评文字才算,那么“太史公曰”是个开端,后代相继承袭,很有发扬光大之势。研究《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了解司马迁对我国史论发展的贡献,批判地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繁荣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都是有益的。     

《史记》人物传记中的"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对人物的个人价值与社会政治、理想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人物的悲剧命运和政治动荡为出发点,强调了三者关系和谐的重要性。这种从个体价值出发的思想超越了今文经学中“人副天数“的观念,成为“究天人之际“的重要内容。     

论《史记》的舆论意识及书写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叙述中突出民间舆论话语和人物制造、引导舆论的情节。民间舆论话语表现为各种风谣传说和民间领袖的舆论影响；人为舆论制造包括历史人物对自己的舆论包装及其通过舆论引导充当政治领袖，影响历史进程等情节。蕴含其中的舆论意识及其书写不仅在表现社会风貌、饱满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方面完整着历史叙事，还凸显着广阔历史进程中的人民力量，是司马迁进步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又一具体表现，充分显示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求索。以社会舆论视角观照《史记》的历史真实与政治监督问题，可充分体认史迁的“良史”精神。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俞樟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直言不讳地提出，他写《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又一次明确地说，他写《史记》是为了“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可见“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就探求治道而言的，其核心内容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天人”、“古今”两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著《春秋》以道义的传统，通过撰史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满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各种政治理论；并与历史上寻求治道者相区别，提出自已的卓越见解。     

《史记》与传记文学传统的确立

 司马迁在史家实录传统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传统。司马迁本没有文学性的考虑,也没有后世所谓的文学观念。他只是努力将人物写活,抓住人物的精神,从人物的活动、人物在事件中表露的性格及心理,揭露出历史变化的内在因素,并由此表现他对历史的评判。但如何将人物写活,生动,有精神,这本身便开创了纪传文学传统。司马迁深刻的历史思想和过人的史识,使得他的人物传记达到了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的高度,这个历史思想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所运用的文学写作手段,亦从此生发。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正应从此处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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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酱小考

司马迁撰《史记·西南夷列传》,文末以“太史公曰”作点睛之议:“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说汉代有关西南夷的若干历史事件,是由在番禺(今广州)见到枸酱引发的。     

司马迁的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说

“受天下之瑰丽与泄天下之拗怒。”这是近代进步思想家袭自珍在《送徐铁孙序》中所标举的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司马迁的《史记》正是臻于这样境界的一部伟大著作,他的“发愤著书说”也是这种理论的先驱,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构成一个光辉的传统。《史记》是我国古代,特别是西汉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建立以后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激荡的时代强音;也是作者丰富的学识,卓越的才能,特殊的经历,坚强的意志,与广大被压抑、求进步的人们共呼吸、同命运的心血结晶。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总结前人的著作规律与自己写《史记》的经验道: (天汉三年[前九八年])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     

论《史记》人物悲剧超越性的艺术之美

《史记》多是悲情人物的悲剧之美,这并不是由于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注定要如此,而是太史公在深刻的体悟中将自己的悲剧之思投射于人物,通过浓墨重彩的艺术烘托,使得这些悲剧更具有震撼性．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崇高美、悲壮美。超越性是司马迁笔下人物悲剧的共性,司马迁主要是通过对悲剧人物超拔的行动、超凡的才智、超常的功绩及超然的赴死等艺术描写来表现的。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男性观——以《史记》中项羽、刘邦人物形象为例

以项羽、刘邦这对人物形象为例，分析了司马迁心目中理想男性形象的性格特征，并考察了司马迁描写这些历史人物叙事过程中的理想愿望与现实当中的种种不足，进而分析出司马迁对这种困境或困惑的处理方式：“一手两笔”，体现出其塑造人物手法的高超。     

论司马迁的政治理想追求——以“厚李广而薄卫青”为切入点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人物的刻画及评价都表达出他"厚李广而薄卫青"的情感,究其原因是他的政治理想追求和个人际遇等与汉武帝的君主专制主义之间的对立。司马迁由衷赞赏汉武帝之前无为而治的政治情形。盛世王朝下的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对外连年战争,对内则与民争利等形为使司马迁看到了前朝灭亡的影子。面对思想界、政治界专制主义加强的趋势,司马迁喊出"成一家之言"的呐喊。对李广凭借一己之力而或为将或为太守的"厚"和对从奴隶变为太中大夫的外戚卫青的"薄",正是司马迁对这种专制主义弊端的揭露与控诉,也是司马迁自己政治理想的一种表达。     

《史记》循吏无本朝再议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是指那些能谨守法度，忠于职守，顺应自然，崇尚无为而治的官员。史公对于历史人物是否适用类传 有特殊要求，即该人物的主要事迹须符合类传人物所具有的共性。《史记》作循吏传不录本朝人物实属偶然，而非传统史家所谓 史公借写史以“刺汉”。     

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

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倾尽生命写就千古卓著《史记》，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笔法、对历史人物饱满深厚的情感、“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以及“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修史目的导致了《史记》戏剧般跌宕起伏的命运。司马迁以敏锐、独到的历史眼光洞察到汉初社会潜在的重重危机，痛斥汉代最高统治者们的荒淫残暴、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相互残害和上流社会道德沦丧，尖锐批判的矛头甚至直指“今上”汉武帝。一部《史记》，颠覆的是王道，古今史家敢于这般直斥当朝天子者，仅司马迁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