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山东青铜乐器铭文的诗乐批评思想

山东地区出土的周代青铜器较多,而其中青铜乐器占据了很大数量。这些青铜乐器上的铭文蕴含丰富的诗乐批评思想,充分体现了周代山东地区诗乐思想发展的较高水平。深入研究周代山东青铜乐器铭文,可以深刻认知以诗乐批评为核心的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具体发展状况以及其中所呈现的地域特色,也可进一步探究周代中央王室与各诸侯国间诗乐思想互动的具体内涵。     

论陕西金文中的诗乐批评思想

陕西省历代出土了许多重要的青铜器,其铭文内容涉及了商周社会的诸多方面,其中的乐器铭文对音乐活动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先秦诗乐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本文从分析陕西乐器铭文入手,以吴镇烽的《陕西金文汇编》[1]为底本,结合近年新出土的乐器铭文,对其所反映的诗乐文化观念进行探讨.青铜乐器铭文中的诗乐批评思想主要反映在诗乐功能观与诗乐审美观两个方面.     

论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文学批评思想

周代的铜器铭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形式,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传世文献《诗经》、《国语》、《左传》、《尚书》等相比较,可以发现,周代铜器铭文与周代传世文献在文学批评的范畴和思想理论等方面均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秦始皇刻石铭文书写模式刍议

秦始皇刻石铭文作为秦王朝官方文献,与前代青铜铭文相比,在仪式媒介与施用对象、叙述模式与仪式语言、思想内核与制度建构方面都发生了变革。文本结构上,呈现出神灵与百姓的双重受众模式;文本内核上,建构起以个人为中心的功绩陈述模式;文本思想上,揭示了秦王朝在礼法关系模式上的曲折探求,探索出一条纳礼于法的政治道路。七篇刻石铭文作为秦王朝的官方文献自成范式,重新建构了具有秦朝大一统特色的铭文书写模式。     

从《诗经》和考古发现看周代的同姓不婚

同姓不婚是周代婚姻习俗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周代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异姓姻在《诗经》等文献和周代的夫妻合葬墓以及出土的铜器铭文中都有所反映。同姓不婚的意义一是促进优生,一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联姻。同姓不婚,娶于异姓,逐渐形成了同姓为兄弟、异姓为甥舅的族群形态。重人伦是周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加强思想统治的一项有力措施,被作为提倡同姓不婚的一个出发点。     

宝鸡地区出土青铜器简介——[弓鱼]国铜甗（西周）

宝鸡[弓鱼]国墓地共出土青铜氟四件,其中三件为兽面纹觑,一件素面,两件有铭文,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渠县发现的巴族青铜铭文戈考析

渠县发现两件青铜铭文戈,一件是巴族铜戈,其上铭文是巴族文字;一件是蜀族铜戈,其上铭文是蜀族文字。     

出土法律史料中的刑法思想

本文对铭文、简牍和帛书中的法律史料所反映的刑法思想进行了研究。根据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法律史料探讨了体现“明德慎罚”思想的刑法诸原则,即所谓“中刑”的原则,区分初犯与再犯的原则、减免的原则和教育感化的原则等等。根据云梦秦简对儒法两家的刑法思想在秦律中的影响进行了探索,尤其注重考察了儒家的孝道及父子相隐思想与秦律中有关规定的关系。根据帛书《黄帝四经》考察了道家黄学派的刑法思想,指出其阴阳刑德论开启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自然化的先河。     

先秦儒家诗论接受美学思想萌芽初探

先秦时期产生了一些著名的诗论,如<尚书>的"诗言志"、<左传>的赋诗言志、孔子对诗乐的评论、孟子的欣赏批评理论等.他们具有现代接受美学思想的萌芽,对六朝以后的批评鉴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终产生了<文心雕龙·知音>的较完整系统的接受诗学.     

典乐制度与周代演诗体系的建构

即兴徒歌是诗歌最初的艺术形态,随着音乐日益成熟,祭祀典乐实践成为诗歌发展的契机,诗歌提升为典乐综合表意体系中的主角,确立了"歌奏舞"统合的祭祀典乐演诗体系.周人建立了完备的典乐政治制度,诗在周代典乐制度提供的广阔政治空间里实现了演诗体系的建构,成为承载周礼政治内涵的重要媒介,由周代完备的乐官体系典掌的综合演诗流程是对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艺术化展演,是对伦理政治内涵的艺术表述,同时又是诗乐政治教化的流程,周代典乐制度规定了<诗>的表现形式与内涵,这是周代典乐政治赋予<诗>的特殊意义.     

武亿著作考述

武亿是乾嘉间著名的金石考据学家、经学家和文学家。一生著述宏富 ,著作涉及经学、史学、金石考据、方志、诗文等不同文化层面 ,具有丰富文化内涵。本文以经史子集为序 ,略考其著述 ,评其价值 ,述其版流 ,得经学著作 4种 ,金石考据著作 9种 ,方志著作 3种 ,文学著作 2种 ,校补著作一部 5种。     

简论唐诗中的音乐美

唐代诗歌和音乐水乳交融;诗歌本身具有格律化、音乐性、具有韵律的美;入诗的乐器多种多样;诗歌和音乐也相互促进和结合;诗人描绘音乐的手段和效果非常独特。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音乐特征研究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鲜明的音乐性众所周知，但一百多年来乏人研究。其诗歌的音乐特征由其诗歌中的音乐词汇、音乐性意象和音乐性形式在词汇、语意和语法三个层面上共同建构而成。具体而言，其诗中大量使用的音乐术语和乐器名称赋予了诗歌联想性的乐感；有声有色的鸟意象和纯音乐意象，以及乐律十足的赞美诗形式则直接赋予诗歌突出的音乐特征。     

“听之金声玉振”——谢榛对诗歌音乐美的追求

音乐和诗歌具有天然的联系,音乐性是判断一首诗歌好坏的重要标准。自古以来,诗论家就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从多个角度加以阐述,但大多只言片语不成系统。及至明代,茶陵派诗人李东阳以“调”论诗,以“具眼”、“具耳”辨格,诗歌和音乐的关系得到极大的阐发,然其后鲜有系统的论述。嘉隆年间,“后七子”中的谢榛可以说是明代屈指可数的音韵大家,他对诗歌音乐美的重视构成了其论诗的重要一环。在《四溟诗话》中,谢榛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诗歌音乐美的重要意义：音乐美是诗歌不可缺少的审美特征;音乐美对于表情达意有独特作用;以诗歌的音乐美为标准改前人诗歌。     

音乐家屈原考辨

通过史料考证屈原生活的音乐之乡、音乐之国和受到的良好乐教及音乐素养,分析屈原诗歌中对音乐的描摹、屈原的音乐创作及其《九歌》唐代在民间的影响,认为屈原是伟大的音乐家。     

乐器起源与发展之断想

作为音乐艺术的工具,乐器具有与其他产品不同的特性.乐器的演变与发展,不能超出艺术实践特定的范畴,不能象其他产品那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日新月异.这并非说乐器是不变的,只是它的演变过程往往间以相当长的相对稳定期.本文将"乐器的起源、演变与发展"这一命题放在乐器史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讨论,从乐器的发展史与音乐艺术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来重点把握.研究证明,通过演奏乐器而产生的优美音乐,对人类智力发展和身心健康均有明显裨益.乐器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直是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明财富.     

晚明与现代文艺随笔小品

小品文也包括以杂感、随笔为主,兼容序跋、诗话等的文艺随笔.这种体式在批评方法上偏于鉴赏,以情使笔,以趣为文,即事见理,以小见大,以形传神.晚明小品中的书画题跋最见特色.现代作家则承转了这种传统的文艺批评方式,并赋予它新的生命和色彩.     

战国铜器铭文“厨”字论略

战国时期的铜器铭文中有“厨”字,由于国别不同其写法也不同,不同写法可以作为判定铜器国别的标准。“厨”是当时的一种职官,其职掌可以通过铜器铭文略知,它是负责制造铜器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