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隋唐河洛大族于氏的几个问题

北朝隋唐时期 ,河洛于氏人才辈出 ,十分显赫。但有关史书对其记载时有出入。虽然有些史书将其记为代州或雍州及京兆等地人 ,但经过对史料及有关墓志、神道碑的研究认定 ,于氏始终为河南洛阳人 ,且对其它一些问题进行了订正或对史书有所补充 ,并据此列出于氏十八代世系表     

李贺咏昌谷诸诗中专名考

李贺咏昌谷诸诗中所用专名不多,但是,注释专名时,内容似欠充实,出现的疑问不少,诸如“昌谷”、“昌谷北园”、“南园”、“昌谷山居”、“南山”、“天几”等。现分条陈述己见于后,以尽“抛砖”之责。文中专名,揣摩作者所绘制《昌谷图》。一、“昌谷”“昌谷”,见李贺诸诗题目,《昌谷诗》、《春归昌谷》、《昌谷读书示巴童》、《自昌谷到洛后门》、《昌谷北园新笋四首》等。昌谷在何处?清代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序》云:“按:昌谷在洛阳,地志多失     

从葭湄园到九峰园——扬州盐商诗人汪玉枢父子考略

清康乾时扬州南园主人汪玉枢为盐商诗人,南园乃是俗称,早期实为汪玉枢之葭湄园,后期为其子汪长馨所建之九峰园.<扬州画舫录>所记汪玉枢五子的字号、排行等均有错误.汪玉枢为韩江雅集中重要成员,汪长馨与当时著名文人多有交往,并请沈德潜、钱陈群、杭世骏、金兆燕为父亲诗集作序,汪氏父子有四人能诗,皆有澹适安雅之审美情怀.     

江苏省仪征市清代园林白沙翠竹江村位置及余氏主人的研究

白沙翠竹江村是清代仪征县一座著名的园林,它位于长江北岸,景色优美,景点众多。很多著名人物,例如石涛、曹寅、吴敬梓等都曾经到这里游览,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作,但是,清代后期,这座园林已经毁坏。当地人士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这座园林。由于在古代文献中这座园林的位置信息、园主信息十分简略,同时缺少遗存下来的实物证据,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不能确定它的位置和余氏主人的名字。通过文献分析并结合实地调查,确定了白沙翠竹江村的位置是在东升村花园组,白沙翠竹江村的余氏主人是余熙。     

今古第一廉吏于成龙祖籍柳林考略

“今古第一廉吏“于成龙先祖为于坦,于坦为永宁州白霜里人,白霜里在清代并于同南都,今同南都于氏均称来自于今柳林镇于家沟村。于家沟属同南都十甲,原有太子太保红灯笼、于氏祖茔,于成龙为真际楼捐赠大铁钟等物证。现仅存“成龙书院“,即于成龙设馆授徒处所。而且,于成龙父辈、子辈、重孙等姓名用字均与于家沟字辈完全吻合,况且于成龙与于准祖孙俩在白霜里的活动许多碑记中频频出现。可见,于成龙祖籍无疑在柳林县柳林镇于家沟独立行政村。     

寓园的人文情趣及人本特色

晚明的江南园林中,山阴祁彪佳的寓园的历史、规模、内涵、影响、地位极具代表性.一是寓园营造了一个生活世界,其蕴涵的人文情趣十分丰厚.祁彪佳的造园思想,为当下人文情趣比技术样式更为重要等本土建筑学核心思想提供了新的范例和史料.二是寓园提供了人本特色园林营造的历史借鉴.人的在场、巧于借景、就地取材、循环利用和社交开放,其特色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营造理念.     

余氏风采

龙桥村在瓯江之北。倚山临江,“龙腾双塔桑梓集秀,桥越瓯江夕照生辉”,是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人文景观的高度概括。水源木本世系清晰龙桥余氏大宗就建在永嘉瓯北镇双塔路的大路边,显耀的金色大字,轩昂的殿宇廊柱昭示这是一支世代昌盛的名门望族。据余英忠先生编著的《中国余氏世系考》记载：稽考吾祖之始祖,远在公元前,夏禹之苗。始祖少康帝之三子“罕”。“罕”公,字无余,少康帝光复卒士咸归念禹王陵,远在南极。乃封三子无余于越,爵为子都会稽,主禹陵之祀……所世遂以“余”为姓。递传至夫镡,镡生子允常。常生子勾践……据记,淮安余氏有世藏图像一册,为首“越王勾践也”。     

论江南园林造园的艺术特点

通过对苏州拙政园、留园、上海豫园、扬州个园、无锡寄畅园等诸多名园的考察，研究了江南园林在布局、叠山、理水、借景、园路设计和色彩运用等方面的特点。     

瓜洲古今谈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唐白居易《长相思》词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宋王安石《船泊瓜洲》诗每当人们读到这些脍炙人口的诗词时,对瓜洲的怀念向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瓜洲自古以来就是长江下游北岸的重要渡口、扬州的南大门,地当交通要道、漕运要冲,为古运河的入江门户,形势险要,素有“江防要塞”之称,为兵家必争之地。古代不少名人都来过这里,并留下了不少优美的诗篇。不过,古代史书、诗文里所讲的“瓜洲     

小微园:筑巢引凤孵化创业梦

正沿着龙湾区空港新区滨海二路一直行驶,在与金海大道的交叉口,从左边能看见一幢幢崭新的厂房,这里便是我市首个建成的、龙湾区规模最大的"小微园"——永兴南园小微企业创业园。入驻永兴南园小微园的温州莎特塑胶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贺伟,至今还记得入驻园区时的场景,"那个时候一直处于     

揭开千古人豪刘伯温与俞源的神秘面纱——刘基为俞源村设计太极星象真伪考辩

本文从刘基政治生涯的特定历史背景及俞源的地质、地貌、水文地质等方面对刘基为俞源村设计、建造太极星象说的观点进行驳斥，把刘基从神坛位置上请到了武义的地面人间，揭开了刘基与武义神秘莫测的面纱。刘基及其在武义留下的“刘基文化”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在当时、今天乃至将来，都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俗风情等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唐五代敦煌的营田与营田使考

营田是唐宋时期极为盛行的一种土地制度 ,它起源于南北朝边境地区的军事耕营 ,并在唐代均田制破坏的基础上得到广泛的推广 ,渐而变成以民营为主。本文利用敦煌文书 ,结合传统史籍 ,对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营田制度的实行史实与营田使官职进行了梳理与考证。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敦煌早在武则天时已实行民事营田 ,较内地为早。二是蕃占时期出现寺院营田 ,为其他地区所无。三是归义军时期曾大规模实行营田 ,仅瓜沙中心地区是民事营田 ,河西其他诸州为军事营田。四是敦煌地区实行了一套完整的营田使官职体系。     

“文治复兴”与礼制变革——祠堂之制和祖先之礼的个案研究

从宋元到明清,中国社会步步形成士大夫、国家与庶民共谋的"共主体性"的政治文化。"祠堂之制"(伴随着国家礼仪的士庶化)和"祖先之礼"(伴随着民间礼仪的国家化),则是宋代儒家士大夫企图恢复尧、舜、禹三王之治的运动——"文治复兴"中开始的士大夫重要的"制世定俗"的礼制变革和文化实践。"文治复兴"的积极贡献之一是客观上将民众动员和调动起来,并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和政治事务之中。虽然民众并不简单屈从帝士共治的"修齐治平",却因此"激活"了他们的多元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被"文治复兴"激活和政治启蒙的华南地域,经济和文化有了空前广泛的发展。华南庶民宗族丰富的文化创造、民间宗教信仰的广泛发展,亦都是这一过程的伴随结果。     

《笛赋》为宋玉所作说

关于《笛赋》,自南宋章樵提出怀疑以来 ,古今学者多否认其为宋玉所作 ,并提出了种种理由。然而 ,前人的理由均有失考之嫌 ,没有一条能作为否定宋玉作《笛赋》的力证。同时 ,从《笛赋》的内容看 ,它反映了楚国灭亡时楚人的伤痛情感 ,又鉴于游国恩先生对宋玉生年的推测 ,楚亡时宋玉为七十四岁左右 ,具备创作《笛赋》的条件。所以 ,我们认为 ,在拿不出有力证据来否定宋玉作《笛赋》的情况下 ,应当认同古文献对《笛赋》的题名 ,承认《笛赋》为宋玉所作。     

《盘古开天地》型神话流传史略

从三国东吴徐整所记盘古神话起，探索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代学者所记，及全国南方、北方、东方、西南、中原以及台湾流传的盘古神话，批判了盘古即盘瓠论，盘古源于烛阴论，中国盘古源于印度论，批评了盘古发源于河南论，论述了徐整所记盘古，北传，传于中国各地，中国各地有了新创造，形成多姿多彩的盘古神话，值得中国人自豪。     

江南文化与江南诗学笔谈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     

明清时期华北市场的发展与制约

文章认为明清时期是华北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 ,市场中心地的层级体系在逐渐形成之中 ,华北区域与其他区域的经济联系也不断增强 ,这充分反映了明清时期华北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发展的背后 ,却处处体现着不充分的特色 ,与江南市场表现出较大的差距 ,其内在的最根本的制约因素在于华北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充分。     

谢章铤论析南北宋之争

南北宋之争是明末至晚清词学史上的热点论题。谢章铤洞悉南北宋之争的由来和变化,通过揭示朱彝尊尚南宋之论的目的等,充分肯定了浙西词派提倡南宋词的历史意义,同时从三个方面对浙西词派后期偏尚南宋词弊病进行了批评。谢氏还从体式、语言、题材、风格等方面对南北宋词各自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的影响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为李渔具有不定于一尊的怀疑精神、疏狂和倨傲的性格以及鲜明的创作个性。王阳明的心学和明清之际的实学两方面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使李渔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具有心学为体、实学为用的性质。李渔热心治史,说明他受实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他建立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也大有裨益。     

略论中国文论发展的开合大律问题

以中国文化哲学发展的开合大律为理论背景,论述中国文论发展的开合大律问题及其特点: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为特定时段,以《文心雕龙》为标志的民族文论典范模式的形成;自南北朝至宋明为另一时段,是进一步消化、吸收道、佛,主要是佛教文论的大开合;自明末至今为又一时段,是逐渐消化、吸收西方异体文论的新一轮大开合。这新一轮大开合任务异常艰巨且存在诸多变数,至今尚远未完成。还论述了中国文论发展开合大律与文论全球化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