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的治生与商化

宋代有诸多文人从事治生和商业活动。成名文人或踏入仕途的文人从事这类活动多不是因为生活贫苦所致 ,其治生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为润主作文或撰写碑铭来获取报酬 ,已具有一定的商业化特点 ;下层文人常常是因经济拮据不得不忙于治生或经商 ,其从事治生的手段是多样的 ,甚至从事一些为时人不齿的行业 ,去职或遭罢官的文人 ,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史记》学术史传研究--春秋至西汉中叶的士人状况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供了一系列从春秋到西汉中叶间士人的传记,他在其中重点描述这些士人的生活轨迹.本文概括地分析了司马迁的叙述和那些士人的思想间的关系,回答了与中国古代士人早期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     

学术--人生--赵园先生访谈录

赵园先生对访谈的六个问题作了精要的回答1.为什么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转入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研究;2.对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学术转型的看法;3.如何加强对40年代后期文学的清理和研究;4.关于自己学术文体与叙事语态;5.如何理解自己说过的"心史";6.对自己学术人生的感悟及写作<明清之际士人的豪杰向慕与理想人格的追寻>一文的目的.     

推进依法治价 服务茂名经济

本文主要分析和阐述了五年来茂名市实施<价格法>、推进依法治价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清儒治生观念刍议

清儒对治生问题广泛关注这一现象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强调儒者治生的合理性以及治生,对儒者独立人格的重要意义清儒的治生观念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特别是对宋明理学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一次强烈冲击。     

不成功的辩护——对周枫《为伯林自由观辩护》的回应

本文作者曾于2005年在<社会科学论坛>第10期(上)发表<伯林自由观批判>一文.学者周枫以<为伯林自由观辩护>为文,在该刊2006年第5期(上)对本文作者上文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本文即是作者对周枫的批评的回应.作者指出了周枫在一系列问题上对自己对伯林的误解、误读,从而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在批判伯林自由观过程中所提出的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自由的异化、自由与理性的关系、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等问题的观点.     

明清时期江南文人治生及其"变异"现象

文人治生现象虽在明清以前就已大量存在,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人治生现象更为普遍.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和文化给文人治生提供了土壤.文人治生的途径有许多,涉及领域较前代更加广泛和深入,如他们积极参与江南的教育市场、艺术市场,并涉足出版业,还通过作文、游食江湖、从事医卜、农作,甚至还从事一些被传统社会认为是一些低贱的行业.文人从事治生不再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而是堂而皇之进行,有的为达到治生的目的不再顾忌传统道德的约束,甚至可以说不择手段,做出一些令人不齿之事.     

明代中后期"山人"文化与书画治生

在明中后期日渐浓厚的商业环境中,书画因具有特殊的雅文化意义,在文人的引导下成为新富商人追逐的流行消费品,商人对书画作品的购藏活动亦使得书画的商品属性显现出来.失意文人开始寻找仕途之外的有效谋生手段,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山人"文化.当书画技艺成为扬名与取利的治生手段后,"山人"的行为与心态皆发生改变.明代中后期"山人"的书画治生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景观,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商业环境对文人阶层生存理念和思想观念的冲击.     

《孙子兵法》中"文武兼治"的管理思想

<孙子兵法>是中国军事著作中的瑰宝,其中"文武兼治"的管理思想是其理论体系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本文着重从"文治"、"武治",以及二者的关系上,来深入挖掘<孙子兵法>中的管理思想.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子夜歌》的作者到底是谁?

<子夜歌>是<乐府诗集>中一组著名的爱情诗,按照传统的说法<子夜歌>的作者是子夜.这些说法没有史实根据.<子夜歌>讲的主要是作者自己的爱情生活,可是每首的具体思想内容又各自不同,不像是同一人所写.有两首子夜歌可以说明子夜不是人名,不是<子夜歌>的作者.种种史实说明,子夜指的是时间,而不是人名.<子夜歌>就是子夜时唱的歌.<子夜歌>是古代民歌,它的作者是无名氏,是广大人民群众,是受压迫很深的苦难女子.     

命运拷问与性格悲剧——试析曹禺《雷雨》的创作意图

<雷雨>的创作意图是源于他对"命运"这一课题的探究.青年时代的曹禺始终被"到底是什么在制造着人间一幕幕悲剧"的思索折磨着.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雷雨>中人物的言行共同表明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忧思正是人类对自身利益的过度执着引发了自身的悲剧,而这悲剧必将像大雷雨一样彻底洗涤人间的罪恶.     

女性主体意识及其主体性残缺--曹禺四大名剧女性悲剧命运解读

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是社会问题剧,体现了剧作家对旧时代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思考.以女性文学批评为视点,作者分析了剧中的女性形象,发现女性主体性的残缺才是导致女性悲剧命运不可或缺的因素.     

"泰山治鬼"说的起源与中国冥府的形成

在春秋战国时代,控制死人亡魂的神祗是天帝.西汉之后的社会需要,使得一个脱离天帝星神的冥府开始建构起来.但在西汉,这个冥府只是把人间的地方政府架构呆板地移植到冥间,却没有中央级的冥府.至东汉,早期道教的<太平经>中已经出现了一种中央级冥府即"土府",而到了东汉末年,出现了另一套冥间的中央机构及官属,也就是黄神和召魂、召魄,最后则为黄神所生的"五岳",再更具体就是"太山".此为泰山治鬼说之肇始,而其标志物就是太山府君.太山府君的出现,时在汉魏之际.但"太山府君"的"太山"不是中国的东岳泰山,而是佛经中的地狱.佛经译者用"太山"之名译经,为中国民间方士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利用了这一名词的含糊概念,把佛教的"太山地狱"转化为中国的冥府即太山府君.而太山府君融合了佛教的一些"平等"观念,"死者不系生时贵贱",这就让太山治鬼说在民间立定了脚跟.顾炎武的"鬼论(泰山治鬼之论)起于汉末"与钱锺书的"经来白马,泰山更成地狱之别名,"乃是不易之论.     

关于随遇而安

中国古代士人有随遇而安的传统.<庄子>提出的安时处顺,随遇而安的思想影响了许多人.苏轼是随遇而安的典范,在他身上可见随遇而安的各种表现形式.随遇而安对提高生活质量,对促进事业成功有重要价值.     

涓生形象的构成、内核和基础——试论鲁迅小说《伤逝》主人公涓生的形象建构

运用义素分析方法对鲁迅《伤逝》中主人公涓生的名字进行分析,由此发现了涓生形象的四个方面:末人、超人、道德家、忏悔者.这四个方面体现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因此,涓生其实是鲁迅自己的精神写照,而鲁迅对自己的婚姻、家庭与爱情的思考和艰难选择是建构涓生形象的现实因素.     

两晋时期士人“仕而不事”心态剖析——以《庄子注》为中心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士人的座右铭.但是,《庄子注》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主张:仕而不事,即士人可以出仕做官,但不能有做官之心,更不该有做官之事.导致这种消极思想产生的客观原因是作者所处的政治环境,主观原因是作者的宿命心理.这表明,政治败坏和宿命心理是部分知识分子疏离政治的主要原因.     

唐墓志文中“妻生而见书”现象略论

唐代墓志中的妻生而见书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与“唐代士族之中央化”及唐代中后期重外任的仕宦风气都密切相关.迁入城市的士族疏远了与本家的联系,在无子嗣可以主持葬事的情况下,妻就被推到了事情的前沿;外任官员的增加了士人卒于任所、旅途的概率,因归葬的艰难,即使有子,妻仍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妻在其夫丧葬中作用重要,自然就增加了墓志中妻生而见书的机会.文体总是在诸多历史“细节”的影响下,以某些特定情形的出现为契机开始演变的,唐墓志妻生而见书的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规律的存在.     

治史方法漫谈

本文对作者自己逾半个世纪的治史经验进行总结,将之概括为史料、考据、今古一线牵三个方面,并分别进行了分析和说明。     

析《聊斋志异&#183;黄英》的反传统观念

“君子固穷”这个传统观念,一向被士人作为道德标准所坚守。通过对《黄英》中主人公马子才和黄英姐弟的形象分析,可以看到这一传统观念在新观念的冲击下逐步动摇、瓦解的过程,可以肯定带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色彩的新观念的力量和作家反传统的叛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