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王船山礼之形上属性辨正—— 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

因王船山明确提出了“礼为天理之经”的命题，而没有明确提出“礼即气之理”的命题；又由于在本体论角度，船山提出了“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以及“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等命题，似乎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具有“二元”属性，这使船山之礼在形上层面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船山强调气的先在性，尽管理气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理气交相为体、理气交充。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得知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表现为礼即气之礼。     

墓志"礼"考证

古代基志铭行文间“礼”可分为遣使护丧之礼、祭祀之礼、对有功德者追赐官位和爵位之礼、贝胃赠之礼、安葬之礼、守丧三年之礼等。由此可知，“礼”不仅是古代社会一切行为的准则，更是统治者用来巩固和维系封建社会的工具。     

论庄子的礼学思想

庄子反“礼”是自司马迁以来学者们的共识。但礼作为一个深度结构概念，是“礼质”与“礼文”的复合体，庄子对礼的态度是与礼的深度结构相对应的。他反对世俗之礼即在礼的外在形式层面上对礼持否定态度，但在礼的深层结构“礼质”的层面上，则肯定了礼学中的顺从精神，张扬了礼的秩序意识，认为礼中的尊卑秩序与宇宙秩序是一致的，是大道之序的人间表现。     

从朱子《家礼》到日用类书

借助于朱熹《家礼》之类的文本，历史学家对宋代社会生活诸层面做了细致描述，不过，《家礼》中虽有对时俗的描写，也有相当部分内容只是书写者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设定，而非宋代已发生的事实。在宋代，虽有少量士人据《家礼》来指导日常之礼，但这一时期的实践者多为服膺朱学者的自觉，他们的演礼活动是用以反观儒学天理、人事的知识验证。另外，他们还在各地刊刻《家礼》，并以注释、附图等方式系统考订与完善礼书，这些纯学术化的知识方式，对加深礼书的理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日用类书改编、借用了宋代家礼书写者所订立的礼文，将纯学术化的知识以通俗的方式钞编进入实用型的类书之中，使之成为民间日用知识体系的其中一种，广为流传，并最终为《家礼》成为民间通用礼作了重要铺垫。     

《礼魂》的原型美学特征

《礼魂》的原型美学特征罗义群《礼魂》是《九歌》中的最末一篇，是祭祀活动全部结束后所唱的送神曲。由于它未祭祀一位具体的神祗，且每一句话都能读懂，所以对于《礼魂》的深入研究，常常被许多学者所忽视。其实《礼魂》的文化内涵十分深厚，把“礼魂”的文化内涵明确之...     

告朔礼考

告朔礼在先秦是一种很重要的礼。告朔礼的顺利施行,能使全国政令、时令修备,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诸侯从天子处接受一年十二个月的朔政,归藏于祖庙。而于每月朔日(初一)朝于庙,以天子所颁之的朔政告于祖宗神灵,然后杀特羊(一只羊)以享于太庙,接着出国门颁布这个月的政令,最后在明堂听治此月之政。即使闰月亦不能缺告朔礼。但告朔礼从鲁文公开始遭到破坏,其后渐废而不行。     

民国师生之礼变迁研究

师生之礼作为我国传统“礼”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从师生之礼的称谓、内容、形式、对象、关系五个方面着手，从孔颜师生之“博文约礼”这个层面来探讨师生之礼的转变，从而体现出民国师生之礼的时代色彩和民族文化内涵。     

王船山礼之形上属性辨正—— 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

因王船山明确提出了"礼为天理之经"的命题,而没有明确提出.礼即气之理"的命题;又由于在本体论角度,船山提出了"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以及"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等命题,似乎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具有"二元"属性,这使船山之礼在形上层面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船山强调气的先在性,尽管理气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理气交相为体、理气交充.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得知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表现为礼即气之礼.     

汉赋用礼考辨

作为一代文学之胜,汉代赋作常有礼仪方面内容。由汉赋文本出发,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可知汉赋用礼共有二十四种,包括校猎之礼、衣裳会盟之礼、诸侯之礼、封禅之礼、燕礼、朝贺之礼、祭祖之礼、祀天之礼、瘗地之礼、朝觐之礼、宗庙之制、吊问之礼、巡狩之礼、祓禊之礼、命将出师之礼、大射礼、大飨礼、大傩之礼、藉田之礼、贽见礼、养老礼、大赦之礼、婚礼、饮至策勋之礼等。汉赋用礼有四种倾向:分布特点上,汉赋用礼频度高,范围广,名篇多,以大赋为主;作用对象上,汉赋所用礼仪大都以天子为主导对象;种属特征上,汉赋用礼以吉礼、军礼、嘉礼为主,凶礼、宾礼则少有涉及;时代兴变上,汉赋用礼以继承或损益周礼为主,以新立礼仪为辅。     

对礼学的历史考察

礼学产生，缘起于礼的传统和礼治实践。“周公制礼”的残篇断简，当为后来礼书的蓝本。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士子忧时而力图拯救之，倡礼言礼议礼，编定礼书，为礼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孔子编定礼书，标志着礼学的产生。被称为“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之形成，为以后礼学的开展奠定了基本范畴。礼书在传授中形成了经今古文两大系统。郑玄注《三礼》，使礼学走上今古文经融合的道路，《三礼注》成为礼学奠基之作。礼学在发展过程中，随政治制度的更易以及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沉浮。其中，学官的设置和科举制的推行对礼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考据之风大兴，礼学得机重振，出现了一大批带有总结性的鸿篇巨作，虽有思想方法上的及时代的局限性，但将礼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礼学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以及自身义蕴和社会功能的变化，从封建宗法制到民主意识或制度，从治民到教民，从仁义的形式到害人的桎梏，传统礼学走到了尽头。一部礼学史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关涉着众多历史现象和事实，对礼学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在新时代开拓礼学的研究领域     

屈原《离骚》用礼探微

屈原博文强志,熟谙礼仪,故能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自觉不自觉间渗透礼制于《离骚》文字之中,包括崇祖之礼、命名取字之礼、茝兰赐献之礼、前驱导路之礼、盟誓之礼、陈词祈祝之礼、昏礼、卜筮之礼、佩玉之礼、大夫士去国逾竟之礼、宗庙乐舞之礼、车马礼制等。总体来看,《离骚》用礼虚实相间,多有象征义;数量众多,涉及范围广;以周礼为本而又融入楚地习俗。东周礼崩乐坏之际,礼制并未完全丧失固有作用,作为身份等级衡量标准,依旧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因而《离骚》用礼数量众多,涉及范围广;周代贵族熟悉礼仪,礼为社会交往之需,因而屈原可以因礼设喻,不虞其义不达;《离骚》用礼以周礼为本,融入楚地习俗,周礼直而通达,楚俗摇曳多姿,屈原可谓兼得,故能以约文、微辞表与日月争光之高志。     

中西生日之礼

生日礼仅次干婚礼、丧礼，是民间又一重要礼仪。庆祝生日，是维系人情。往来、增强友谊的重要方式。中西生日之礼各不相同。     

古籍整理的新成果,礼学研究的新收获——评丁鼎先生校释的《新定三礼图》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礼”,是指《仪礼》、《礼记》和《周礼》这三部非常重要的儒家经典。“三礼”是我国古代礼文化的主要载体。三礼之学在古代虽然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但三礼素称难治。由于三礼文字古奥,规制繁杂,再加上时代悬隔,制度变迁,因而后人对于三礼中关于古代礼制的记述往往众说纷纭,莫名究竟。尤其是对于“三礼”中有关舆服、宫室、器具的款式、形制的记载难以准确的阅读和理解。有时仅凭文字解说,往往难以尽意。以图说礼,或能收到直观明确的功效。于是东汉时,著名经学家郑…     

礼之于性——以《荀子礼学研究》立论

荀子的礼学思想是荀学的核心,而荀子的礼学体系则是在礼性关系的基石上构架起来的。从“礼性之关系”、“礼性相分对立之根源”和“礼用之于性”三方面,探究了礼性关系。在荀子那里,礼性关系之所以呈现这种状貌,从思想根源上考究,无疑与荀子主张性恶论直接相关。值得一提的是,以礼学为核心的荀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本身不存在自相矛盾问题。     

论乡饮酒礼中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

乡饮酒礼乃大司徒所积极推行而深入民间的＂十二教＂之一,其旨在于教导百姓谦让不争的良好美德,对于大众生活之影响以及社会风气之凝塑都极为密切,故而本文特别以乡饮酒礼为对象,讨论其中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此礼之主要过程,包含正礼、旅酬以及第二天的宾拜谢主人、主人慰劳司正等后续发展三部分,本文将以此三大过程为讨论范围,讨论其中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本文之进行,首先论述为文之动机、目的与讨论之范围;其次,概述乡饮酒礼的四种类型与意义;再其次,则透过乡饮酒礼正礼中五步骤使用诗乐之情形,探讨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然后,则论述旅酬以及无算爵与乐的阶段,其所用之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继此之后,再讨论典礼后续余波部分的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最后,则提出乡饮酒的饮食之礼,藉由诗乐等文学艺术活动之熏陶,而达到催生礼乐社会之功能的结论。     

“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

《礼记·孔子闲居》篇中记载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以"无体之礼"为主。孔子讲的"无体之礼",其实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看法。孔子在晚年对礼容提出批评与扬弃,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也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的"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直至汉代礼学发展的路径。     

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华阳国志》“参毗之礼”考

学界对《华阳国志》中"参毗之礼"的理解颇有争议,或以为参拜毗罗佛的密法仪式,或以为佛教丧葬之礼,或以为"参毗"即辅佐,"礼"为"体"之误字。佛经及大型佛教辞书中并没有"参毗"一词,而"参""毗"二字连用以表示辅佐的用例在古籍中习见,"礼""体"二字混误在文献中亦不乏其例。在对"参毗之礼"的几种解释中,刘琳先生的说法当为确诂。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