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和法学的科际整合——关于法律经济学的理论认知

作为用经济学的思维和方法探讨法律问题的交叉学科,法律经济学目前已形成了几个活跃的理论流派,成为一个开放、竞争的理论系统,分别为法学和经济学提供了若干创造性的思想源泉。运用经济学思维和方法研究法律问题,不仅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更重要的是为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法律经济学使我们以一个新的方式体会法律体系,从经济学成本收益与资源配置角度出发,对法律及其制度安排作经济的分析,以期使这种安排达到最佳效益。经济分析使法学研究更具说服力,并常常会提出一些超越法律的见解,从而可能为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等环节提供符合效率原则的帮助,以使法律制度安排有利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作为法律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科斯定理给我们展现的就是有关法律制度最适安排的情形与图景。在法律经济学看来,有效率的法律制度便是努力使法律供求趋于均衡。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权探析

人民监督员制度起初是检察机关为解决自侦案件的监督问题而创设,其制度核心是监督权.该制度在不断的改革中,监督权的范围也扩大到了检察机关的所有办案活动.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权尚处于摸索阶段,究竟该监督权的法律性质与功能为何、此监督权应当依什么原则行使等,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再论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讯问方面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以及关于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新规是立法者在遏制刑讯逼供、规范侦查讯问行为方面,一次法律制度上的完善.法律制度层面的完善无疑对于遏制刑讯逼供具有重要意义,但刑讯逼供不仅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一种行为和现象,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无疑还会受到法治传统、文化背景和人权观念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刑事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站在法律制度视角之外,以社会文化视角再看刑讯逼供,对于更深刻地认识刑讯逼供,以及评估新规的作用和可能的局限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行政公示制度的法律地位

行政公示制度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律制度,我国诸多行政法文件都从不同侧面规定了行政公示,包括行政公示的适用范围、行政公示的程序、行政公示的约束力等.然而,理论界对该制度的法律地位以及相关问题似乎都没给予足够重视,基于此,我们对这一制度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包括行政公示制度的法律构成、行政公示制度的法律范畴、行政公示制度的法律效力等.认为行政规则制定、行政法关系确认、行政义务设定、行政事件处置中的事项都应纳入行政公示的范畴;行政公示制度对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利害关系人、对行政监督机关等都应具有约束力.     

现代产权经济学几个基本问题研究

制度经济学就是产权经济学１．所有的制度都是关于产权的制度。不同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研究对象：制度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或倾向于制度与分配，或倾向于制度与经济增长、资源配置。其实，所有的制度都是产权的制度。制度是界定、调整人们之间经济权利关系或经济利益的规则。产权的狭义和广义都说明制度经济学就是产权经济学。狭义的产权，是指有形资产的一组权利；广义的产权，是指所有对特定主体有益或阻止受损的权利。那么，无论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有形的、无形的权利不与损益相关呢？从而还有什么样的制度不是关于产权的制度呢？从而…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隐私权的影响

隐私权保护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世界各国,不论在什么时间制定本国隐私权保护方面的法律,都必须考虑本国法律制度的历史、法律思想的发展史以及当今社会国民的价值趋向.笔者试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视角探析伦理性对构建隐私权保护制度的影响.     

从"东突"恐怖势力活动的国际化趋势看国际法律制度的重构

文章分析了"东突"恐怖势力活动的国际化趋势,指出了现行国际反恐法律制度在打击和惩治"东突"恐怖势力活动方面的不足之处,提出了遏制和惩治"东突"恐怖势力活动的国际法律制度建构的设想.     

法律制度的创新之路——以有限理性为视角

法律制度创新的路径主要有三种,即复兴旧法、移植外来制度和创造新制度.但评价法律制度创新的标准并非新奇性和独创性,而是它满足当前对制度的新需求的能力.无论选择哪种法律创新机制,我们都应恪守一种有节制的法律理性,越是意图法律创新,我们就越需要警惕理性的虚妄.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经济和诉讼法律制度建设上的贡献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经济法律制度建设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提出了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在诉讼法律制度建设上最为突出的便是确立了诉讼的几个基本原则。所有这些，为建国后社会主义经济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问题分析

法律制度决定了资产证券化是否可行和如何进行,制约着资产证券化的成本、效率和风险处理.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活动不仅要倚重传统的法学理论,还要根据具体国情对现行法律制度进行适度的分析、调查、突破,进而构建专项的证券化法律制度,推进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成功运作.     

英汉语中“色彩词”的理解与翻译

在英汉两种语言里 ,都有很多表示色彩的有趣词汇 ,它们在文学作品里以及人们的生活中都起着很大作用。本文试图对英语中几个最常见的表示色彩的词 :red ,black ,white ,blue,yellow ,green加以探讨 ,指出它们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下所包含的不同含义以及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它们。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中国哲学"和"Philosophy"

随着众多学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现状不满足感的日益增长 ,试图改善它的期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这也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在通常情况下往往不会去考虑的问题 ,即重新认识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哲学研究这项工作“自身”的性质 ,反省和检讨我们对它所采取的各种研究方式及其有效性。我们之所以愿意参与到这项反思工作之中 ,是因为我们也感到困惑和不安 ,并渴望找到一种新的重大途径和方式。不管问题是以什么尖锐的形式提出 ,甚至是让中国哲学经受一次被审问的严峻考验 ,但我们确实需要触及问题的要害 ,并最终使中国哲学获得新生。正是基于这种意图和目的 ,在姜广辉等先生的筹划下 ,2 0 0 3年 11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等单位协办 ,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侯外庐百年诞辰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 ,学者们围绕作为会议主题之一的中国哲学的困境和正当性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和见解。这里发表的一组文章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希望能引起大家进一步的关注 ,并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