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红记》：戏曲与小说人物形象之比较

晚明剧作家孟称舜的戏曲《娇红记》全名《节义鸳鸯冢娇红记》,是据元代同名小说《娇红记》改编而来的,通过比较戏曲和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异同,可知戏曲在借鉴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特点的基础上,对＂情＂作了更为深入的阐释和丰富的表现,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进一步突出了人物个性意识的觉醒,体现了鲜明的晚明时代精神。     

《娇红传》和《绿衣人传》的反封建倾向

元代文学以戏曲成就为最高,因而诗、词、散文及文言短篇小说向来不甚为人所重视;特别是文言短篇小说,很少有人提及。事实上,唐代文言短篇小说至宋而衰,元代的文言短篇小说数量也不多,虽然如此,元代文言短篇小说中不乏优秀之作。《娇红传》和《绿衣人传》就是例子。本文即仅就这两篇小说的反封建倾向,向读者作一介绍。 《娇红传》为元代中期文人宋梅洞所作(见明人丘汝乘《娇红记序》)。曾被人假托为虞集的作品。小说描写北宋宣和年间发生在成都地区的一个故事。成都书生申纯,乡试不中,去到担任眉州通判的舅父王仲贤家作客。王仲贤有个女儿名唤娇娘,颇具姿     

试论《娇红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娇红记》是受到现代中国小说史研究者冷落的作品。本文从其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论证，认为它是元代最好的文言小说，对唐传奇作了重大的发展，并联系宋、元白话小说发展的情况，肯定它在整个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视域融合下的《节义鸳鸯塚娇红记》读解

晚明曲家孟称舜《节义鸳鸯塬娇红记》在80年代之前,学界对之评价较低;1982年之后,随着《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的出版,其地位与价值不啻霄壤。基本缘由根于它的悲剧性及“同心子”恋爱观的大胆提出。但学界却疏干对晚明学术史脉展开探讨,直接导致“同心子”恋爱观现代性爱特征的有力建构缺乏稳固的学理根基;另外,此剧在创作上的继承与创新亦因此而模糊不清。因而我们应该把传奇文本与小说文本的读解相结合;亦应该把传奇文本《娇红记》置于晚明时代大境域之中来读解,晚明学术发展流变及文学发展演变相结合;孟称舜自身学殖与《娇红记》的读解相结合,才能使我们对《娇红记》的读解更加逼近真实。     

《莺莺传》的审美特征及其文化成因

《莺莺传》具有两个突出的美学特征,即诗性审美与悲剧质性,而这两种美学特征与唐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代诗歌繁荣、开放、豁达的民族文化心理以及门第观念等都是《莺莺传》美学特征形成的原因。     

明传奇《娇红记》特色分析

明末戏曲家孟称舜的传奇作品《娇红记》是传奇史上的佳作,它在艺术特色、思想特色等方面成就突出。本文从主人公先进的爱情观、侍女飞红追求爱情体现出的人本主义、传奇自身的悲剧性,以及《娇红记》文本体现出的社会风潮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湖湘四记”简论

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唐柳宗元《永州八记》、宋范仲淹《岳阳楼记》以及现代沈从文《湘行散记》合称“湖湘四记”。它们植根于湖湘文化,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和底蕴,是体现湖湘文化和中国意境美学的绝胜华章。     

论元杂剧《潇湘雨》大团圆结局的必然性

元代是多种文化并存的时期。根据元代不同文化的特征,可将《潇湘雨》剧中人物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中原传统儒家文化的人物形象;一类是具有草原文化特征的人物形象;一类是异质文化下产生的畸形文人形象。这三类人物的言与行受其所属文化的制约,在相同时空下,他们相互间的文化冲突形成了《潇湘雨》必然性的大团圆结局。对《潇湘雨》大团圆结局所体现的反抗思想的认识和有悖于中国古典戏曲中固有的"大团圆"结局审美机制则是引发后人争议的主要原因。     

时代的浩歌——孟称舜剧作思想内容浅析

晚明的优秀戏剧家孟称舜,与同时期的李玉一样,已经引起了评论界的重视。人们称颂他是“辉耀晚明剧坛”的“一颗新星”,赞扬他的《娇红记》是“继《牡丹亭》之后的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爱情悲剧”,肯定他“显示了超越前人的理论见解”。孟称舜以“独行不欺,论世不诬”的文人学士,不顾世俗的訾议,努力地进行戏剧的创作、编选和评点活动,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孟称舜现存的剧作有杂剧《桃花人面》(《桃源三访》)、《花前一笑》、《英雄成败》、(《残唐再创》)、《死里逃生》、《眼儿媚》五种和传奇《节义鸳鸯冢娇红记》,《二胥记》、《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三种。     

元全宁路张氏碑刻考

元代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翁牛特旗建全宁路,属弘（雍）吉刺部,鲁王封地。其地迄今尚存元代遗迹多处。可确认为元代碑刻,且有较大研究价值者有五：《全宁路新建儒学记》《（张）住童先德碑》《张氏先全碑》《张应瑞与夫人刚氏墓碑｝｝《竹温台墓碑》。由五碑所载可见翁牛特旗一带于元代是个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地区,也是元朝诸帝比较重视的地区。两代公主下嫁弘（雍）吉刺氏,且元文宗娶鲁大长公主之女为后,可见其地之政治地位。正由于此,翁牛特旗才留有较多的元代文物遗迹。张氏墓地位于翁牛特旗梧桐花乡牌楼沟村旁山坡上。墓地有…     

两部《灰阑记》之比较

本文从元代李行道的《灰阑记》对德国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的影响的角度研究了两剧在思想内涵、人物性格及审美特征等方面的相同点、相异点。文章认为，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对社会、对人生有着不同的理解，布氏受李氏的影响也不能低估．我们应从两剧的比较研究中充分认识中国古典戏曲在世界剧坛中的地位，并从中汲取创作经验，繁荣社会主义的戏剧创作。     

试论《娇红记》爱情描写的独特价值

《娇红记》是中国爱情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部标志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它上承《西厢记》、《牡丹亭》等经典杰作，下启《红楼梦》这部煌煌巨著，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爱情文学的发展树起了一杆标尺。《娇红记》爱情描写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它既有动摇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的伦理价值、揭示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历史价值和拓展崭新爱情义界的认识价值，也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作为一出脍炙人口的爱情戏，它还是一部成功的悲剧，自问世以来不知打动过多少人的心扉，具有强烈的悲剧艺术感染力。对爱情义界的创新性开拓，更使它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它所倡导的爱情婚姻原则已经颇具现代性意味。     

两个韩翃形象的比较——看市井文化对元杂剧书生形象的影响

论文以庸人许尧佐的小说《柳氏传》和元人乔吉的杂剧《金钱记》作比较，论说前者的韩拥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传统文人形象，而后者则为市民化的书生形象，打上了市民文化的印记。并从韩拥故事的流变和乔吉的市民意识两方面探讨《金钱记》韩拥形象产生的原因，说明宋元话本、南戏等俗文学对元杂剧创作的影响，及元代市井文化既改造了作家本身，也改造了他们笔下的人物——成为市民化的人物形象。     

陈绎曾与元代文章学

由于文献久晦,元代陈绎曾的文章学观点颇为学界忽视。其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近年重出的《古文谱》、《古文矜式》和《文说》当中,涉及文章本体论、修养论、创作论、文体论、风格论、鉴赏论等诸多方面,见解深刻,体现了鲜明的元代文化特征,堪称元代文章学的最高成就。     

孔尚任：《桃花扇》的南京情结

在我国古典戏曲的百花园中，继元代王实甫《西厢记》、高则诚《琵琶记》和明代汤显祖《牡丹亭》之后，到了清代又产生了洪口《长生殿》与孔尚任《桃花扇》。而《桃花扇》的故事就发生在南京。如今，江苏省昆剧院将《1699·桃花扇》原汁原味地推出，乃南京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喜事。     

《伍伦记》《香囊记》与明清文人传奇

1 传奇剧本文学是盛极明清两代而独具丰彩的古艺苑之花。它经过众多文人作家的艺术创造与积累,形成了主风化、尚典雅、守格律、抒情表意、规整划一的美学特征。这种美学风貌的形成,固然与当时的政治风尚,哲学思想及文艺潮流相关,但首要原因则是戏曲由民间书会才人的创作转为文人士夫的作品。元末高则诚以理学戏曲观指导改编《琵琶记》,使南戏创作发生根本变化,标志着“文人和南戏的血缘关系从此建立”,南     

中国古代戏曲风格论的形成

本文阐述了中国古代戏曲风格论的形成历史。元代,戏曲风格论应运而生.燕南芝庵的《唱论》对戏曲演唱风格作了最初探讨,钟嗣成的《录鬼簿》对剧作家风格进行了最早的美学思考。明清两代,戏曲风格论大大发展。朱权《太和正音谱》首倡戏剧风格论,论风格重视作品思想内容和曲雅的艺术特色,归纳了多种戏剧风格类型。何良俊《曲论》注重于戏剧作家个人风格的研究。他们为戏曲风格论的形成做了拓荒、奠基的工作。直至王骥德的《曲律》才使中国戏曲风格学初具规模。     

从《元本琵琶记》看明人对原作的歪曲

元代末年高则诚创作的《琵琶记》,现在有两个系统的传本.接近原貌的清陆贻典钞校的《元本蔡伯喈琵琶记》、明嘉靖年间苏州坊刻《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及凌蒙初翻刻臞仙本《琵琶记》等是一个系统;而经过明人删改的通行本《琵琶记》又是一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的版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从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一般认为,《琵琶记》版本的差别,总不至于影响到对它的总体评价.所以,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所收的《琵琶记》,就是用通行本系统的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本为底本向读者推荐的;现在有些研究者的文章,也还在使用这种通行本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     

周德清、钟嗣成比较探微

周德清与钟嗣成同为元代杰出的曲学家。二人的两部剧曲论著《中原音韵》与《录鬼簿》 ,在元曲立意和文辞上 ,有大致相同的美学要求。然而 ,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笔者对此作些探究     

元代吴鉴《清净寺记》相关问题的讨论

元代伊斯兰教研究的重要史料——吴鉴《清净寺记》,原碑已佚,碑文现存于《重立清净寺碑》和《闽书》,后者系节录。近有学者对于《重立清净寺碑》本《清净寺记》表示怀疑,这实际和《泉州宗教石刻》录文的误导有关。文章进一步讨论了《清净寺记》刻石与载入泉州方志的情况,以及碑文所见吴鉴对于伊斯兰教认识的来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