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伪与论证——《远游》与《大人赋》的关系考辨

《远游》与《大人赋》存在语言、结构和思想方面的相似性。陆侃如认为《远游》有抄袭《大人赋》的嫌疑,郭沫若则认为《远游》可能是《大人赋》的初稿,其中郭沫若的看法影响深远。此后《远游》的作者归属众说纷纭,《远游》被排除在屈赋之外,经典性大打折扣。实际上,从逻辑学角度来说,陆、郭二位从两者的相似关系推导出模仿关系,从思想成分证明《远游》非屈原所作,实乃循环论证,结论无法成立。通过爬梳和整理司马相如的生平、《史记·封禅书》的相关描述、《大人赋》的具体文本和楚文化的习俗,论证《大人赋》其实是司马相如为了保全家人而对汉武帝的献媚之作,而《远游》则是楚文化的产物;后者并非前者初稿,而尽管词句不同,但司马相如的遗札无论从主题、意图还是功能均与《大人赋》相似,因此可以推断,《大人赋》的"初稿"有可能是遗札。     

纪行赋在建安时代的变奏及其成因探微

生发于《诗经》《楚辞》及汉初骚赋中涉及行旅的纪行赋,以西汉刘歆《遂初赋》为卓成一体的标志,之后在东汉勃兴。建安以降,纪行赋虽仍保有两汉同类题材作品中叙行与述志、时间与地理交织互见的书写传统,但整体上已然展露出记录征伐、昭示军力以及同题共作的倾向。这些在主题、基调、功能上的赋风突变,与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曹魏邺下文人集团昌隆兴盛这两大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前者提供了纪行述志的基础,也改变了赋作素材和风气;后者创造了同题共作的契机,又激发了赋家批评和交流。     

汉魏六朝纪行赋论略

纪行赋是汉魏六朝赋的一大门类,滥觞于《楚辞》中的《涉江》《哀郢》。第一篇纪行赋是西汉末年刘歆《遂初赋》,两汉是其确立期,建安三国是其发展转变期,它的繁荣出现在两晋,到了南朝,纪行赋的创作逐渐减少。汉魏六朝纪行赋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乱世、衰世是其产生的温床;内容上比起其他题材的赋作更侧重纪实,当然还有怀古、抒情的成分;艺术上虽然各个时期不尽相同,但主要是融记事、怀古、写景、议论、抒情于一体;叙述结构主要以纵向的、时间的顺序展开。     

《远游》略说——兼评廖胡二家中失

近人胡光炜以廖平尝有《远游》篇与司马《大人赋》如出一手大同小异之说(见所作《楚词讲义》),因掇拾篇中文句,自谓仿孙氏疏证《孔子家语》之例作《远游疏证》,以明其伪托当出汉武之世(见《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如廖平者真可谓既不善读《远游》,又未尝能窥见司马之用心者矣。桓谭云谓狐为狸,非徒不知狐,乃不知狸,廖说近之。如《远     

《远游》为屈原作补辩

《远游》是屈原所作。这是西汉大学者刘向所定的案,并得到东汉的辞赋家班固、楚辞家王逸的承认。目前史学界还有争议,如《屈原赋译注》(齐鲁书社)、《屈原赋选》(广东人民出版社)等对屈原作《远游》持否定态度。张叶芦先生在《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2期上撰     

《楚辞》黔嬴考释

《楚辞·远游》:“召黔嬴而见之兮,为余先乎平路。” 王逸:黔嬴,“造化之神。” 洪兴祖引《大人赋》“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或曰水神。”又引《史记》作“含雷”。 嬴,或作羸。朱熹:“羸,从羊,伦为反。一从女,余轻反。未知孰是。然字《史记》作含雷,《汉书》作黔雷,则当为从羊之羸矣。”     

汉代纪行赋的艺术特征及其影响

纪行赋是中国文学悠久的行旅文学传统在赋体中的集中体现.文章通过分析具体的赋家赋作,总结纪行赋的一般模式和艺术特色,将纪行赋与其他类型的骚体赋进行比较,研究其在赋史上的意义,并从纪行赋的诗性特征入手,揭示纪行赋的诗史价值.     

《西征赋》创作特色论略

西晋文学家潘岳赋的成就很高,刘勰在《文心雕龙·诠释》篇赞潘岳的纪行叙事大赋"策勋于鸿规",高度评价了潘岳创作纪行赋的文学功绩,并将其列为魏晋赋首之一。潘岳纪行赋的代表作《西征赋》体制宏大,善于用典;丽而不浮,清新明快;借古讽今,关注民生;叙事议理,彰显了民本思想,拓展了赋的表现境界。《西征赋》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从洛阳到长安,自商周至西晋近千年的历史画卷,尤其是作品中民本思想的展现,更增添了该画卷的历史厚重感。     

《远游》作者辨

《远游》的作者是谁,历来众说不一,近年主要有四说:(一)从近代廖平开始,就曾经认为《远游》与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大同小异,如出一手。郭沫若先生继廖氏之说而进一步提出:“《远游》一篇,结构与司马相如《大人赋》极相似,其中精粹语句甚至完全相同,基本上是一种神仙家言,与屈原思想不合。这一篇,近时学者多认为不是屈原作品。据     

汉代纪行赋中天气的表达和意义

天气进入中国古代文人的视野由来己久,它出现在诸多题材中,尤其被纪行文学施以浓墨重彩。从《诗经》《楚辞》中涉及行旅的篇章到汉代的纪行赋,形诸笔端的风霜雨雪有着清晰的演变脉络。其一是从浮泛抽象嬗递到真切具体;其二是从以哀景衬乐意过渡到以哀景写哀情。这种文学现象既是历史时期气候条件恶化所致,也是纪行文体征实特征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行文中天气隐喻的需要使然。其中的天气隐喻体系又为情绪升降的表征、政治形势的比附、沿路氛围的营造而服务。汉代纪行赋在识史和补史价值之外,兼有首次在文学史上将天气描写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完美契合的坐标意义。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心向仕途路 闲居非高情——潘岳《闲居赋》别解

潘岳是西晋时期极有争议的文人,他所著《闲居赋》,元好问评其"千古高情",可"拜路尘"积极入仕的潘岳和赋中的隐者形象大相径庭。仕宦、归隐始终困惑着中国古代文人,将潘岳与成功的仕人、著名的隐者相比较,不难发现潘岳将人生的天平倾向仕宦之路,《闲居赋》并非高情之作。     

王绩隐逸赋的个性特征与承传意义

以《游北山赋》为代表的隐逸赋既描写了王绩个人的隐逸生活,也深隐着他一生的思索与矛盾复杂的生命意识。他遵奉老庄的自然价值生命观,但儒家的济世情怀与伦理价值生命观在他那里也根深蒂固。他既有通达的死亡态度又不乏对游仙的隐约向往。王绩赋文中这些矛盾心绪既有时代风云的影响,也有地域文化的浸染;既源于家学的熏陶与培育,更关乎个人的经历与秉赋。对应于三仕三隐的人生历程,王绩的赋风也经历着由细密富丽到淡朴疏野的渐变。无论从赋篇语言与结构的过渡,还是从隐逸思想与题材的承转来看,王绩在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承传意义。     

论杜甫致弟妹诗

杜甫致弟妹的诗歌既体现了殷殷手足情深，也包含了双重怀土之情，即乡思之情和恋阙之意。这既与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及时空的隔绝状况等共性因素有关，也与杜甫独特的身世经历等个性因素有关。     

论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司马迁注重立言不朽,主张成一家之言,继承《春秋》笔法,写作《史记》,褒贬人事,表达情感。他联系自己的实际和有关的史实,论述文学史上带规律性的问题,提出发愤著书说。他概括先秦以来儒家的诗乐理论,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与感染力量,强调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他首先为文学家立传,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思想艺术兼顾的标准和公允的态度评价作家与作品。     

论杜甫的复仇精神

唐诗人杜甫有一些表达复仇思想的诗篇。在这些诗篇中,杜甫以鹘作为击恶排难的意象,寄托复仇精神,表达了对危害国家人民的恶性势力的挞伐。杜甫的复仇精神并非单纯的发泄豪侠意气,而是与他的儒家情怀、家族门风、豪侠气概以及爱国爱民思想密切联系的。     

傅玄诗歌情感处理方式及艺术手法评述

傅玄诗歌很少直接抒发个人情感,而是多用代言体,且往往堆砌意象,侈陈物色,从而冲淡了诗歌的情感。这种“力柔”的倾向,其实也是整个西晋诗歌的共同倾向,呈现出西晋时代精神的苍白和柔弱。同时傅玄注重诗歌艺术手法的创新,这正是西晋诗歌共有的“采缛”的时代风气。傅玄的文学观念,不是僵死的、呆板的,落后的,而是在模拟中追求创新,在继承中力求突破,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求变的倾向。     

杜甫咏雨诗的情感分析

杜甫的笔下有许多内容上与"雨"相关的诗歌,这些咏雨诗既生动描绘了自然界的雨的多姿多彩,又融注了诗人特有的感受、体验和情绪。这些情感的生发过程主要有三种情形:因雨而喜,对雨而愁以及值雨而赏。     

芦川词与江西宗派诗法

张元干诗学江西,思想上也与江西诸人相近.南渡之后他援江西诗法入词,形成了以议论为词、以文为词的新风尚;时代的巨变和个人遭际使他将感慨悲凉的情绪纳入歌词;为了加大词的容量,创作中他又大量使用经史子集以及佛典中的典故,从而形成了南宋词的一大代表性特征.张元干词的这一系列新变使他开南宋词坛一大宗--辛派词人的先河.     

论杜甫的痛苦内容和解脱方式

杜甫的诗篇记下了诗人深重的痛苦内容,如壮志难酬、报国无门之愤;国政失策、危机四伏之忧等,他对这些痛苦的解脱方式主要包括:干谒进取;诗酒遣愁;宴游交欢;游仙逃佛等;他的伟大,在于他有以国家之痛为痛,以生民之病为病的崇高情怀;他的痛苦内容,正是典型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痛苦,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最高境界的人文关怀。而其中闪耀的仁爱、人性、人道光辉,又使其超越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局限而展现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