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托古改制"与《左传》批判研究

在晚清的政治背景和学术环境中,康有为以"托古"作为"改制"的理论依据,推行维新变法运动.为了实现以"公羊三世说"解释历史进化论的政治目的,康有为针对传统经学研究中,今文派推崇<公羊传>、批判<左传>的立场,将否定<左传>经典地位的思想推向极致.康有为的<左传>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康有为融合今文经学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研究也预示了传统经学的终结.     

从"西门"到"贾府"——从古代拆字术、"西方"观念说到《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

古代拆字术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广大,而且进入小说艺术,成为塑造人物、构造情节的辅助手段.<金瓶梅>曾写西门庆被改称"贾庆",除了情节上的需要之外,应是作者以"贾"谐音"假",寄寓西门庆即"贾(假)庆",为人生虚假之福的象征.<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其称名"贾"府,固然有与"甄"府相对,以谐成"假"、"真"对立之意,但其最初的动机,应是从<金瓶梅>改西门庆为"贾庆"的启发而来.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以<红楼梦>之家为"贾府",实有谐音指其为"假福"的用心,不可不察.     

浅析《沧浪之水》中董柳姓名的隐喻意义

阎真<沧浪之水>的成功,不仅在于作品思想和内容的巨大现实意义,还在于作者对每一个细节的精雕细刻,尤为耐人寻味的是作品中人物姓名的隐喻意义."董柳"姓名的隐喻意义,透示了<沧浪之水>深邃的社会现实意义.     

同归而殊途——论司马迁与郑樵史学思想之"通"

<通志>、<史记>,同样博通古今,旨在治世之法.但是二书区别极大.首先郑樵作<通志>,旨在继孔子之遗志,传"至治成之法";而司马迁修<史记>,其旨在续放绝之史记,留当世之治法.再深入探究,就会发现二书成书的条件--作者的学术思想渊源,作者所处时代之思想文化、政治特征以及个人的性情和经历等等都完全不同.郑樵是纯粹的儒者,身处政治上屈辱艰难、文化上儒学再盛的两宋之交,学问博洽而性情孤高,平生以著述立言为所愿;而司马迁则是圆融的学者,生于治世之际、学盛之时的西汉盛世,博学而且广见,所修之<史记>不是<通志>所能的相较的.     

巴塞尔姆《玻璃山》中的后现代诗歌隐喻

将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玻璃山>的各方面特征与诗歌的起源、形式主题厦本质等几方面进行类比,说明<玻璃山>具有诗性语言的特征,在体裁上可纳入诗歌范畴;进而以<玻璃山>这个后现代文本为依据,从文化隐喻、意象隐喻两个方面揭示出文本中意象的隐喻意义,从而得出结论:巴塞尔姆的<玻璃山)一文描述了诗人写诗的过程.作者通过散文化的诗歌语言表现出改变语言功能的决定,从而实现将语言从符号层面转化为事物的本真的目的.     

康有为与"公理"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早使用"公理"一词的士人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泛化使用"公理"的典型人物.从戊戌前<实理公法全书>的"几何公理"到戊戌后<孟子微>、<论语注>、<大同书>的"公理",显示出康氏对"公理"的用法逐渐摆脱科学的束缚,窃用了axiom的普遍必然性,但却抛掉了词语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意义.公理原本具有的科学意义上的普遍性被瓦解,变成了一个权威性的象征符号,以权威化其社会政治主张.     

"雅乐"之美学意义原始

"雅乐",有学者认为是指正统的音乐,即无论是从审美意蕴看,还是从审美表达看,都符合礼乐规范,能体现儒家所极力称颂、和士大夫政治文化精神一脉相承的政治伦理教化审美观念的宫廷音乐,即所谓的"古乐"、"先王之乐",这种音乐一般都在祭祀活动和朝会仪礼中采用.有的学者则认为"雅乐"即<诗经>中的<雅>、<颂>.应该说,这些看法是有问题的.实际上,"雅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且也并非仅指音乐.     

生命轻舟扬起道德之帆——论康拉德《“水仙”号上的黑水手》的主题

<"水仙"号上的黑水手>是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的代表作之一.与康拉德创作的其他海洋小说一样,这部作品也深受英国商船队传统的影响.通过分析英国商船队传统在<"水仙"号上的黑水手>中的具体体现,来深化对小说中"船"这一核心隐喻的解读,力图揭示出这部作品深刻的主题思想以及作者对社会的强烈道德关怀.     

上博简《诗论》"《小(日文)》多疑"释义

上博简<诗论>"<小(日文)多疑>"论其意旨的两句话似须重加标点,作为重文的"矣心"字当读若疑,并且其一字为句,其下之语是对于它的说明.这样句读的理由在于<小(日文)>一诗所涉及的"疑"有多种意蕴,并且"疑"字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多种用法,所以<诗论>作者将其意义限定而予以特指,以准确说明<小(日文)>诗的主旨.     

经筵进读与史学义理化

宋代历史诠释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对当下政治的关怀.在经筵中讲读儒家经典与历史经验,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据与借鉴的制度安排,也为士大夫提供了利用历史诠释表达政治观念的合理途径.在具体政治环境的刺激下,以唯道德主义为检验标准的观念体系逐步成熟,并渗透到历史编纂中,使史学诠释产生明显的"义理化"倾向.作者将以<资治通鉴>和<唐鉴>为例,检讨这一过程的发生.     

董说"问天"与屈原"天问"

生于战国中后期的大诗人屈原,曾作过一首奇诗<天问>.诗中作者向天提出了近170个问题.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小说家董说,通过小说<西游补>,借孙行者心中的暗想,向天提出了16个问题.相距1900多年的两位作家为何都要"问天",他们"问天"的含义是什么?"问天"之后各自的人生归宿又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本文进行了分析探讨.     

"集体劳动"的仪式化隐喻——论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是一篇关于"集体劳动"的精神文本.小说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借助"集体劳动"这一神圣的仪式化符号,委婉地传达出作者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强迫劳动行为和妇女解放之途的质疑和思考,从而对政治臆造幻景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观照和理性反思.而赵树理对于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镜像的乐观书写则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精神价值.     

"兵家亚圣,制胜钤键"——《吴子兵法》略议

<吴子>一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史上多有争讼,通过考证,认为其书成于战国前中期,其作者是吴起和他的门人.<吴子>的兵学思想有独到的深刻之处,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自有其重要地位,概略言之,其理论体系由三部分组成,即进步的战争观念、"以治为胜"的治军理论、"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思想.     

先秦诸子散文的"史"体性质及渊源

先秦没有"史"的文体概念,"论"的文体概念最早见于<庄子>,故先秦的著述家基本是"史"、"论"不分.有人将<尚书>、<国语>视之为"史",将诸子散文视之为"论",其实诸子散文和<尚书>、<国语>不仅同本同源.同是政坛言说的产物,而且在功能和文体的形式方面都没有太大区别.<尚书>、<国语>主要记言,"史"中有"叙".诸子散文从<尚书>、<国语>发展而来,仍然保留了<尚书>、<国语>所记政坛君臣言说"对话式说理"的方式,虽以"论"为主,却有众多的叙事因素,存在一个显形或隐形的叙事框架.可谓"论"中有"叙".诸子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在文体上有着相同的内在特质.故先秦将记载晏子话语的典籍称之为<晏子春秋>,将吕不韦门人撰写的完全以论说文结集的著作命名为<吕氏春秋>.造成诸子说理散文对记言体历史散文体式继承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诸子说理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为同一种行为方式.     

《诗经》"以"字的用法考察

<诗经>是先秦时期重要著作,是西周至春秋时期重要的语言材料,对于研究当时的语法现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章以<诗经>中全部"以"字用例为基本材料,对全书中"以"字的用法作定性、定量的考察分析,试图描绘<诗经>中"以"字的语法面貌,为研究虚词"以"的用法及变化提供佐证.     

现代汉语视觉词的意觉隐喻

本文以<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视觉词为对象,通过对其隐喻义及认知基础进行分析说明,并与其他感觉词的隐喻义进行对比,揭示出汉语视觉词引申出"心智"方面隐喻义,而且具有高度系统化的倾向.     

《义府·冥通记》"道义"条辨误

梁代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记>是重要的道教文献.该书卷一云:"亲属道义,赍其上果,要往看之."清代黄生<义府·冥通记>:"道义,谓同事道法之义友."<汉语大词典>采用了黄氏之说.然以<中华道藏>及其它文献来看,"道义"无此义.在中古吴方言中,"友"和"义"读音相近,抄刻道藏经典的茅山道人受方音影响,把"道友"误写为"道义",黄生又对此"道义"牵强解释,<汉语大词典>则原封照抄.对<周氏冥通记>中"道义"一词的考辨,能为今后研究<义府>和修订<汉语大词典>提供一点参考.     

《三国志》"以·宾"结构考察

"以·宾"结构的发展演变是汉语语法史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三国志>"以·宾"结构的考察表明:"以"在宾前这一结构到<三国志>时已趋于稳定成型,到<搜神记>时则已经确立;<三国志>中"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已趋于只作状语和补语,<搜神记>中则固定于作状语和补语;"以宾+动"中的谓语结构比"动+以宾"中的谓语结构复杂,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向;从上古到中古,"以"表"工具"有逐渐萎缩的趋势;中古时"以"引介"涉及对象"的用法被其他介词取代;"以"的固定用法体现出介词"以"进一步虚化的特性.     

《诗经》小雅篇"鱼丽"、"南有嘉鱼"与三峡民俗文化

在<鱼丽>篇中可以看到巴楚音乐的元素,<鱼丽>、<南有嘉鱼>正是以巴楚音乐的特色,在"四夷间奏"中独树一帜而得以流传.当今湖北巴东、长阳的山歌、民歌都活跃在生产劳动或祭祀文化、节日庆典之中,成为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的三峡民歌与古代的<鱼丽>、<南有嘉鱼>有一种割不断的渊源联系.     

北京报纸对日俄战争的报道与评论:1904-1905——"开民智"与"开官智"的分野

文章主要讨论1904-1905年北京由启蒙知识分子主办的两份报纸<中华报>与<京话日报>对日俄战争的报道与评论,背景是清末民初启蒙运动,其动机因应着对戊戌维新与庚子事变的反思.启蒙知识分子眼中的日俄战争,延续着列强对中国的侵凌,同时也昭示着世界政治潮流动向.办给上层人士看的<中华报>,屡屡对日本的野心、举措发出质疑,体现了明晰的国家主义立场;主要针对中下层民众的<京话日报>,则继续塑造日本"东方文明国家"的形象,借此树立与推广民众对"文明"、"维新"的好感与想象.两种报纸的报道差异,构成了北京报纸报道日俄战争的立体层面.